邓慕尧：
样样精通的文学杂家
精通“十八般武艺”
我个人的创作，我自己认为是没什么成就的，到现在我都不会把自己的作品合集出版。改革开放之前，我写的很多文字，是出于宣传的目的，是一种功能性的文字，没有什么出版的价值。
很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文化是具有功能性的。我会写东西，就可以帮人家写信，别人办喜事的时候，可以帮他们写请柬。所以我对各种创作形式都愿意去尝试，因为做群众文化的工作是需要你去掌握尽量多的创作技能的。从戏剧、曲艺到歌曲、旧体诗，基本上文学范畴内的东西，我都创作过，都在省里面拿过奖。但我写的东西，都是比较短篇幅的。我从来没考虑过写长篇，因为时间上不允许，我的工作是十分琐碎的。
创作上的庞杂，有利有弊。一些文学方面的编辑老师也给我提出过建议。像广东的诗人王宇（音），他曾经专门找过我，他建议我专攻诗歌创作。他对我说，你写得太杂了，重点还是应该放在诗歌创作上。所以有段时间我的诗歌作品可以在文学杂志的头条发表，我又得过广东省秦牧散文奖，对于不同的文学体裁，我都会去努力尝试，就连歌剧也不例外。江南（音）老师是从事歌剧创作的，他看过我写的歌剧，认为写得不错，也叫我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歌剧创作上来。
我不是不想专一地从事一种文体的创作，是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必须“十八般武艺”都掌握。群众文化涉及到各个文艺项目，如果我自己不去钻研，创作出的作品怎么可能有感染力、让观众喜爱并信服呢？当时在东莞做文化工作的人中，也很难找出第二个像我这样的“杂家”。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多元化发展，文化事业也逐渐开放与繁荣起来。我也开始反思与检讨之前自己的创作原则是否符合时代的需求。这期间，我有意停笔，多去观察和学习，一方面积累素材，一方面看别人的创作方向。从那以后，我进行的文学创作更多地是从自身出发，从自己的意识出发，写了很多自己想要去表现表达的作品。我专门写散文，获得了不少编辑、名家的鼓励。我现在写散文也好，写诗歌也好，一定要出去走动一下，才会有灵感，让我一个人闭门造车是写不出东西的。但现在年纪大了，现在是耳又聋，眼又蒙，牙又松，腰又痛，“老夫莫欺当年勇，只恨如今没作用。只把黄昏当朝阳，自欺欺人求好梦。”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粉红色的回忆》
《粉红色的回忆》文章
很多人没看这篇文章，只看到标题的时候，还以为我写的是爱情题材，实际上这一篇的主题反映的是人们观念上的转变。
故事来自我的亲身经历。1995年，我以前在虎门创作组的一位同事，他是蒋光鼐家乡人，后来被统战部抽调去做统战工作。他原本是一位民办教师，后来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要换粮本。以前他做民办教师的时候，个人去买米用的粮本是蓝色封皮的，成为公办教师后，领的是集体粮，粮本的封皮就变成粉红色的。他以前长期在农村种田，后来虽然做了民办教师，但始终解决不了粮食问题，都是在生产队拿工分，然后生产队分粮给他。他一直很想改变身份，吃国家粮，当时能够做到这一步还是很不容易的。转为公办教师后，他就成为一个吃国家粮的人，就有了一本粉红色封皮的粮本。他专门跑到我那里，问我的粮本是什么颜色的，其实他就是故意想在我面前展示一下，他身份上的转变。
1995年，虎门建高速公路，占了很多农田，作为补偿，按照国家标准就补了许多农转非户口指标给虎门镇，这些指标都很抢手。镇一位党委到文化站找到我，说：“你们文化站好多人都是农村户口啊？”我说：“是啊，全部都是。”我当时转了国家干部，其他人都是农村户口。党委当即说给我们文化站三个指标。我拿着这三个指标，就问站里的人，可没想到的是竟然没有人要这样的指标。当时大家都觉得做农民没什么不好，现在农民不用种地，村子里还会有分红，生活上其实也不会有不方便的地方，人们的观念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这又让我想到当初那位朋友，拿到粉红色粮本时的激动，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了。我就根据这个转变，写了散文《粉红色的回忆》，先是在《东莞日报》上发表，在市文联的作品评奖中得了三等奖。后来又拿去《羊城晚报》发表，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河源的、梅州的读者写信给我，向我倾诉他们同样的心声，讲他们当年为了追逐粉红色的粮本付出的艰辛历程。那年正逢第二届全国散文奖评选，《羊城晚报》就推荐我这篇作品参评，后来评选出四篇作品，《粉红色的回忆》是其中之一。其他三个人都是专业作家，就我一位业余作者。
太平手袋厂的由来
港商张子弥最早在香港做手袋。香港的租金、人力等各方面的成本不断高涨，许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厂搬离香港。张子弥也想把工厂搬离香港，他找了很多地方，原本考虑东南亚，可东南亚又太远，搬迁成本太高。张子弥就把目标放到了广东。当时邓小平同意广东和福建搞特区，政策上是十分欢迎港商来投资办厂的。张子弥挑了广东的几个城市，珠海、顺德他都去实地考察过。后来省里一位负责和他对接的工作人员是东莞人，就介绍张子弥到东莞来。
当时东莞有东莞县第二轻工业局，太平手袋厂的前身车衣社是属于二轻局的，服装厂也是二轻局的。我们带他到现场去考察，他心情很急切，看了现场之后，马上拿出一匹布料，要求按照他给的图纸上的尺寸做出样品来，其实就是现场测试我们的服装厂有没有能力达到他手袋所需的要求。
太平手袋厂的副厂长是一位女士，原本是服装厂的厂长。她是虎门人，长得很漂亮，穿着打扮上很简朴，也十分能干。她马上找来几个业务骨干，按照张子弥的要求作出样品，完全合乎他的要求，张子弥就决定投资开办太平手袋厂。
太平手袋厂
太平手袋厂初创之时，很多人都想进厂工作。因为当时服装厂的工资才二三十块，学徒只有十几块。太平手袋厂给的工资是原来的几倍，而且多劳多得。消息一传出去，就有很多传言涌现，有些人说这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之类的，议论很多。
后来太平手袋厂被拆除，有很多人说虎门政府为什么没有把工业遗迹保留下来，指责他们没有眼光。实际上这是对虎门政府的曲解。因为太平手袋厂的归属是市二轻局，是留是拆，是由二轻局所决定的。当时太平有许多国营、省国营、市国营的单位，尤其集中在河边那一带，许多土地都被那些单位买了下来。所以后来虎门修长堤路的时候，工程推进缓慢，修了很长时间还是通不了车。因为长堤路经过的很多地方，土地已经不属于虎门镇政府，而是东莞市的国有资产。政府想要绕开，从河边走，省航道局又不同意。所以很多市民不知道其中的缘由，就责怪镇政府。但像太平手袋厂的拆除，的确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太平手袋厂旧物
建立东莞文学阵地
我在虎门文化站工作了二十年，许多曾经的同事都到省级、市级文艺单位高就去了，有的甚至成为了骨干和领导。我一直坚守在虎门，没有离开的想法，后来是当时市委宣传部的叶部长找到我，他说：“你看你们（虎门文化站）一帮人，都上调了，你还在站里，要站到什么时候呢？”他让我到市里去文联工作。
我被调到市文联工作，是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因为虎门毕竟管辖的范围和人有限，到了市文联，涉及更多的协会、更多的文艺工作者，许多工作的开展需要一定的基础。我之前在虎门主要做群众文化方面的工作，初到市文联，也没有太强的影响力。当时东莞已经引进了几位文学人才，但他们在最初几年里没能完全体现自己的价值，有些人想去其它单位。我到文联之后，首先面对的就是要留住这些人。
我到文联担任了市作协的副主席，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我也是想做一些与群众有关的文化工作。我刚到作协的时候，有一位作家准备要调走。他之前写的作品出版的书籍送给我看过，我觉得他的文章写得很好，所以我就劝他不要离开市作协，不要离开文联。这名作家就是詹谷丰，他后来也做了东莞市作协的主席。当时詹谷丰办了手续要调走，我就去找市委宣传部，表示我想要留下他，因为我初到作协要开展工作，正是用人之际，詹谷丰走了我的工作不好开展。宣传部支持我的想法，就把詹谷丰留在了作协。
东莞市文联原副主席、东莞市作家协会原主席詹谷丰
在作协，我先从调动作家们文学创作的积极性着手。当时有不少外地的文学人才来到东莞，他们分散在各个镇街打工。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发掘出来，培养建立起一支有实力的队伍呢？我觉得我们需要阵地和平台。所以我到了作协之后，首先就将《东莞文艺》复刊。此外还要再办一本纯文学性质的、面向打工作者群的杂志，这就是后来的《南飞雁》。当时我们仿照的对象是《佛山文艺》，《佛山文艺》在外地打工者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有不少东莞的打工作家也在上面发表过作品。我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些作家聚拢起来呢？通过《东莞文艺》和《南飞雁》我们建立起了东莞的文学阵地，让东莞的打工作者们有了展示自我才华的平台。
《南飞燕》
之后，作协开始积极走访，和许多文学创作者建立联系。我当时也留意到一些作家，像现在市文化馆非遗项目的负责人何超群。当时我发现他在文学评论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想要活跃，除了作家，还要有评论队伍，所以我联系到了何超群。还有诗人方舟，方舟来东莞的第一站是虎门，他到文化站应聘。我当时没有那么多经费，文化站里文字方面的工作都是我自己完成，实在是没法提供给方舟更好的机会。但我看了他的资料，觉得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如果不能把他留在东莞，就让人觉得东莞不识人才。那时长安的文化大楼刚落成，正在广纳贤才，我就对方舟说：“我介绍你到长安去，那里的待遇肯定比我们虎门文化站要好，再加上那里的文化工作还处于开拓阶段，有很多机会供你大展拳脚。”之前东莞文艺宣传队和我有联系的一位编辑在长安挂职副书记，我就打电话给他，把方舟介绍到了长安。后来方舟在长安的《长安报》创办了“海平面”栏目，发掘了一大批东莞诗人，还举办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诗歌活动，他自己也取得了丰厚的文学成就。
在我看来，培养文学人才，可能没法带领他们在创作上达到怎样的高度，但我们提供阵地，让他们有创作的热情和动力。当时办两本杂志需要经费，一开始的时候文联没有那么多钱，我就找到当时市委宣传部部长。他认同我的想法，就拉来电视台、报社、文化局等多个单位，让他们支持我们文联的工作。结果多方出力，凑了二十多万，我们的两本杂志才得以面世，东莞的文学阵地才真正建立起来。
我当时是主编的身份，但因为本身还要负责其他文化工作，所以基本上两本杂志都是由编辑来负责的。像胡海洋他们，之前在作协没有太多事务，有了两本杂志，他们的工作热情也被调动起来。再加上市委、市政府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视，引进了大量的文艺人才，东莞又涌现出许多潜力巨大的打工作家，像王十月、郑小琼、塞壬这批人，东莞一下子成为重要的打工文学创作基地。有了好作家好作品，市委、市政府看到成果，更加重视文化发展，建设了东莞文学艺术院。文学艺术院建成时，我已经退休了。所以我一直说，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功劳不在我，而是杂志的编辑和文学院的同事，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人才的涌现，有时代的原因，也是集体的成就，东莞的文学创作成为了一种文学现象。
东莞市文学艺术院
东莞文学创作应该
书写历史、反映时代
东莞在广东省内，算是少有的文化发达县。东莞有着悠久的历史，如同以土壤作为比喻，东莞的历史文化土壤可以用肥沃来形容。现在人们提起东莞，会想到袁崇焕。其实除了袁崇焕，我觉得元朝的何真完全不亚于他。他在元朝末期，掌管着两个大省，广东和江西。朱元璋统一中国的时候，何真审时度势，归顺明朝，避免了岭南的战争之祸。他后来的种种遭遇也反映出了当时朝廷的弊端所在。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至今却没有什么文艺作品来书写他，就像璞玉藏在深山不为人知，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在我看来，在历史文化研究方面，东莞应该要感谢杨宝霖。如果不是杨宝霖在东莞本土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东莞很多东西都已经遗失掉了。我很佩服杨宝霖，过去经常向他请教。在东莞来说，杨宝霖在历史文化方面，是一位开拓者。
东莞文史专家、全国优秀教师、
莞城图书馆荣誉馆长杨宝霖
现在，詹谷丰在散文创作中钩沉东莞历史。他将自己的视线投射到那些历史人物身上，以几万字的长篇散文形式，把他们刻画得骨肉丰满，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了解。我很认同他这样的创作理念。
我很欣慰东莞文学现在的良好局面，我们能在广州、深圳之后排在广东的前列，这是我之前万万想不到的。东莞这座城市从“三来一补”开始，借船出海，到自己造船远航，走了这么一条发展之路。在文艺方面也是如此，如果当初东莞没有大视野，只是局限在一个小圈子内去发展文化，那现在东莞很难形成这么庞大的文化阵营。每年各类评奖，东莞获得的荣誉不胜枚举，这正是东莞十几年文化建设成果的体现。东莞从一个规模有限的农业县，到现在的新一线城市，文艺创作的丰收，也反映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历程。
《香飘四季》
莞图索书号: I207.409/22
东莞文学的特色，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特色、风格的特色。过去广东省作协的陈残云在麻涌工作过，写出一本《香飘四季》，那是他通过生活沉淀后通过文学创作进行的一种表达。现在的作家，更注重对自己内心的书写，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尤其是历史进程的书写相对薄弱一些。东莞作为制造业之城，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他们来到东莞，还带着强烈的地方符号。这些人的文学创作中，有很明显的倾向。生活得好，他会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生活得不好，作品中更多的就是漂泊者的乡愁。这是社会转型期的产物。一座城市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人们文化素质和精神追求的提升需要过程，现在我们是时候回头来看这一段历程。是否应该有这样的作品，去反映东莞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都说产业升级转型，文学的创作也要升级转型，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面临的问题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感情判断和思想觉悟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更应该去创作能够深刻反映时代变化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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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莞城图书馆
编辑：艺超
校对：张晓敏
审核：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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