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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夫妇捡到洗头房工作手册 见证心酸打工史

原标题:广州夫妇捡到洗头房工作手册 见证心酸打工史

陈洲在城中村高价回收门牌。

摘要:

在广州海珠区,林立的高楼中间有一片粉色平房,这里是怡乐社区,租金比周围低廉些。里面有三条小巷,往社区深处走,视线多半会被一栋蓝绿色的平房吸引——外墙上贴着2100多块“马赛克”,都是废弃的旧门牌:冼村范阳十一巷、杨箕长庚直街、林和积善里……它们来自广州多个被旧改、拆迁的城中村。

十六年前,陈洲和张晓静夫妇开始探访这些即将消失的村巷,捡拾了大量被遗弃的物品。上百把钥匙,曾经每一把都能打开一个生活空间。男女老少的照片、工分卡、奖状、日记本,每件旧物背后,都有一段外来务工者的故事,它们组成了一部心酸的打工史。

文|姜婉茹 编辑|陶若谷

挂钟、凶杀案和公仔

居民搬迁,也许是搬不走,也许是来不及,会留下大量的物品。

一本护照,记载着老人一生唯一一次出国。初中女孩的日记本,定格了她对另一个女孩的爱慕。一本报案记录,记下了失主们的怀疑对象。城中村过年前,盗贼像潮汐一样按节律出现,一年到头没混好的人,这时总得搞点钱回家。村民有自己的治安大队,摸索小偷的规律,做好埋伏。

有一次,陈洲被一个四川汉子拉住,没头没尾就说:“是我报的案,是我带警察抓了那个小子”!他慢慢才听懂,汉子从1993年就住在杨箕村,撞见一起凶杀案,他报了警,自己也被关了一夜。“我是英雄!”他不时举起拳头,脸涨得通红,青筋都看得见。陈洲想脱身,又怕他动怒,此时一位胖胖的妇女走过来,朝他努了努嘴:“老杨,我要搬家,房子给我找好了没?”老杨马上变了个人,尾随女人屁颠屁颠走了。

过去16年里,张晓静和陈洲不断探访广州城即将消失的城中村,把门牌和带有生活痕迹的物品,从残垣断壁里抢救出来。他们捡到过包租公的账本、农村自建房的图纸、房产契约、求职文件、民国的印花税、60年代的身份证件、油票布票、练功的石锁、遗落的神像……有个商贩丢下了整个仓库,据张晓静说,里面都是全新的青花瓷器,甚至还有骨灰盒。

许多物件都承载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群体的生活线索。一份劳动工分卡,显示从1977年2月1日那天开始,一个叫美凌的小女孩可以上工分了。一本洗头房的工作手册,规定了作息时间,细致到几点几分要做什么,揭示了工人们的严苛生存法则。

在一间间空屋里穿行,陈洲看见没写完的作业本摊在桌子上,上面摆着音乐小熊,还能发出声音。在隐秘的角落,留下了人们的离情别绪。一位外来租户把诀别的话写在门框上:“主人已乘火车去, 林和村一百年不动摇”。照相馆的墙上挂着一幅当年的流行画——一只卡通狗趴在地下,衣服上打补丁的小男孩低头看它,旁白写:“狗狗,你是不是想家了?”

当年的流行画旁白:狗狗,你是不是想家了?

混乱和匆忙里,小孩的感受往往最后才被考虑。在陈洲拍下的场景里,雨中一位母亲正分拣玩具,准备搬迁,小男孩给她撑着伞,嘴里说想要这个想要那个,被母亲呵斥了。男孩怀里抱着两个公仔,一边抹眼泪,一边继续撑伞。

外来务工者们要办很多证件,都要拍照,照相馆成了“寻宝”的好地方。照相馆搬走了,照片散落一地,照片的主人没来把它们取走。看到脚下陌生打工者的照片,陈洲会想起在外务工的弟弟和哥哥,他家在安徽大别山,读书一直靠勤工俭学。过去16年里,他持续收藏被遗弃的照片,希望把一个个人,从“被遗弃和被践踏”的状态,转化为“被尊重”的状态。

2007年,陈洲和妻子张晓静从法国留学回国,张晓静去了广州美术学院当老师,陈洲则做了独立艺术家,有不少时间闲逛。起初是在买菜的路上看到被丢弃的坛坛罐罐,觉得有文化价值,南方天热,居民用它们存米存酒。他们想把这些“街头冰箱”捡走,但又没地方放,过两天再去看,全被小孩当了靶子,拿石头砸了。

今年1月,张晓静和陈洲拿出一些收藏做了“捡来的博物馆”。一幅17米的画卷由40多张奖状黏合而成,里面大多是广州「林和村」一名叫徐小惠的女孩,从幼儿园到初一得到的奖励,搬迁时没能被带走,贴满一整面墙。

两人把奖状揭下来保存。之前媒体报道后,徐小惠的爸爸曾联系过陈洲,说一家人已经回到湛江乡下。后来陈洲的手机换过,失去了联系方式,“小惠大概二十八岁了,很想再问问,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展览吸引了不少附近居民。一位阿叔一直在看挂钟,很是激动,掏出自己随身带的工作证来。原来他之前是广州电子表厂的工人,从23岁干到退休。他迷恋钟,在家里就挂了5个,老婆嫌烦,他送了一个到“博物馆”里。

一位家庭主妇送来了唱片和VCD,那是她公公的珍藏。老人已经去世20年,只能从旧物和媳妇零散的回忆中得知,他出生在香港,是大学生,喜爱音乐,晚年常拎着录音机去老年大学唱歌、跳舞。她的老公也已离世,是个爱读书的人,考了整整一盒子的证书。她想着要不要把证书也送来,“这些东西有用吗?”

送东西参展的居民。

展品。图源网络

高价回收门牌

在广州海珠区,林立的高楼中间有一片粉色平房,这里是怡乐社区,租金比周围低廉些。里面有三条小巷,往社区深处走,视线多半会被一栋蓝绿色的平房吸引——外墙上贴着2100多块“马赛克”,都是废弃的旧门牌。陈洲和张晓静的“博物馆”就在这里。

萍姨之前工作的饭店,就在“博物馆”边上。一推开门,“全是熟悉的老古董”。一台缝纫机打开了她的记忆,小时候大人都去做工了,她自己用缝纫机做鞋垫子,针直接穿过了手。萍姨是河南人,1996年她带上一套衣服和一张儿子的照片,南下广州打工,给人做保姆,在雇主家里几乎每天都不出门,“住了十多年,不知道有怡乐路”。直到2007年,家人才从老家来跟她团聚,儿子做厨师,丈夫做保安。

在许多外来打工者口中,城中村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潜龙里、择邻里、占决里、聚星里、居仁里这些地名,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地址,也是即将消失的集体记忆。这里居住条件不佳,但低廉的房租、便利的生活,常让城中村成为外来打工者在异乡的第一个落脚点。

嘈杂混乱之中,也可以找到“家”的模样,一间外地人开的大排档里,大人招呼着客人,孩子就大的照顾小的,六七岁的哥哥抱着一两岁的妹妹,在昏黄的灯下写作业。

杨箕村帮忙搬家的孩子。

琶洲祠堂前面的摇摇车。

这里还容纳了一些奇怪的人和梦想。一位叫梁伯的老人,他的书法作品从地砖贴到屋顶,密密麻麻覆盖了整栋老宅。字里看不出传统章法,名句也可以改掉,只凭着一个农村老人的理解恣意挥洒,他写“夕阳无限好,何必惧黄昏”。

2010年林和村拆迁前,一个记者朋友提醒陈洲和张晓静去看看。记者朋友大学毕业后到广州,像很多外来打工者一样,从火车东站下车,落脚在对面的林和村。

许多档口已经开始搬了,一家兼卖手机、修表、磨眼镜的店还开着门。女店主说,1983年就开了这家店。墙角的木凳上,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马达,是用来磨镜片的。陈洲花20元买下了它,这是他们在城中村收的第一个物件——它和女店主的生活,已经融入城中村,成为一件近30年的见证物。店主用红色油性笔把使用的起止时间写在马达上:1986-2010.4.11。

他们买下的马达。

那时陈洲、张晓静没多少收入,没有车,带着安全帽和铁锨,一有空就去城中村的废墟,然后坐公交一趟趟搬东西。陈洲在城中村染上了过敏,碰到某些东西就起荨麻疹。

他们还打起了门牌的主意,有些门牌是陈洲自己撬的,张晓静打伞掩护他。拾荒者以为遇到了同行,告诉他们“门牌是铝做的,不值钱,得捡钢铁的”。

后来陈洲干脆做了个行为艺术,更直接地展示门牌的价值——拿一块大牌子写上“高价回收城中村门牌”,在村里找了个角落蹲着。这件事惊动了媒体,也招来了警察,说清楚自己在做地名保护后,他跟民警交上了朋友。

一天民警打电话叫他去警务室,一进门对方就说:“我们昨晚为你奋战了一夜,这些门牌作为礼物送你吧!”原来媒体报道艺术家高价回收门牌后,有人信以为真,夜里就摸进村里来撬。警方抓住撬门牌的人一顿教育,扣下了“赃物”。

也有村民主动给陈洲送门牌,让他留作纪念。一位老奶奶受到了启发,拆下自家的门牌带走,说想让后代记得她生活过的地方。一位女性同样拆走了门牌,她的公公习惯了每天在村里的榕树下聊天,担心老人家住楼房不习惯,她给新房的每间屋,都贴上一块旧门牌。

《捡来的博物馆》,图源自网络

消失的城中村,消失的淘金梦

进入一条城中村小巷,意味着闯入一个脏乱、拥挤、热闹的世界。楼与楼之间仅容一人骑车通过,两栋楼的邻居,站在各自家里就能握手,每一寸空间恨不能都盖上房,阳光照不进,白天也开着灯,像一座“不日城”。

拐过一个路口,会遇见三三两两的站街女。陈洲有一次在暴雨后进村,看到五六个站街女涂着夸张的脂粉和红唇,穿着超短裙,正从垃圾堆里抢着捡被丢弃的假花,那些花大红大绿的,她们嘻嘻哈哈地闹,说花好美。

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包分配工作了,不少高学历、有梦想的年轻人南下闯荡,石牌村的租户里,有许多白领在附近的电脑城上班,里面走出了网易的丁磊,还有五条人乐队。在一期节目里,许知远问五条人,石牌村最可爱的部分是什么?他们回答:“这里提供了一个世界。什么都有,最低的消费,而且里面有青春、荷尔蒙。”

有一次,陈洲和法国人在林和村闲逛,一个女孩冲过来跟他们讲英语。她是青岛大学九十年代的外语系学生,毕业后到了广州,在村里租了两个档口,卖女士内衣和化妆品,也在村里结了婚,生下两个小孩。

村子要拆掉,她的生意中断了。如果要回乡,一个大学生混成这样并不光彩,她也早已跟同学断了联系。陈洲说起“应该有一个城中村博物馆,讲述外来务工者的故事”,女孩从墙上摘下一面铜镜送给他,那是决定南下找寻“淘金梦”时,妈妈给她留念的,是妈妈结婚时用的镜子。

女店主送的铜镜。图源南方都市报。

林和村搬迁限期将至,两位电焊工负责封锁门窗,一位不知去哪的父亲带着孩子。图为两个电焊工逗孩子玩。

因为带着相机游荡,陈洲经常被误认是记者。表明身份后,村民倒也不介意他是谁,只是想倾诉。他曾被一个钉子户拦住,那人五十多岁了,在村里当倒插门女婿。拆迁的尾声,一个断水断电的夏天午后,空气和时间也变得粘稠、凝固,他和几条狗住在一起,不停讲述自己的遭遇。

在一家卖旧家具的档口,来自江西的店主跟陈洲抱怨起来,他80年代到杨箕村扎根,村子外来人口流动性大,生意一直兴隆,他也懒得找其他生计。搬迁后很难找到位置这么好的档口了,在广州拼不动,可能只有回老家,但农村老家的田地早荒废了。他几乎是喊着说:“难道广州不需要我们这些生意人吗?”店主送了一个音箱给陈洲,在上面写上:“希望广州永远能听到江西老表的声音。”过两天陈洲再去上门拜访,店已经清空,他离开了。

江西老表的店。

搬迁中的城中村,跟战后一样遍地狼藉。一家拉面馆跟房东有纠纷,是林和村最后的钉子户。陈洲去吃了一碗面,恰好看到了故事的结尾。他听见店家跟协调人说,拿赔偿款来,我们立刻走。过了一会儿,协调人真的拿来一手提箱的钱,往桌子上一放,店家直接抄起凳子往外面扔。

怡乐社区的居民许遥,了解城中村更久远的过去。他是广州人,九几年时他刚毕业不久,在外企做销售。为了不被父母拘束,许遥在石牌村租了一个三五平的天台小格间,只够放一张床。但是天台有近100平,还带一个小冲凉房。这算得上是“豪宅”,附近做音乐、搞艺术的朋友常来洗澡,在他家天台上聚会,喝酒,唱民谣和英文歌。城中村里大家都吵,没人管扰民。

冼村,一个男孩抱着熟睡的妹妹,一边做作业一边等待摆摊的妈妈收工。

冼村村口的等待接活的外来务工者。

在拆除现场,淘钢筋的人们。

除去住在「石牌村」的那一年,许遥在怡乐社区住了近40年。这里有许多国营单位的宿舍,有些会切成小小的单间,租给外来务工者,10平的房间租金1000元。居民大多是老年人,也有一些外卖小哥。许遥感觉,“看到了新旧两代工人阶级,一代是主人,一代是过客”,“有的人付出很多,得到很少”。

他之前做地产项目,认识许多包工头,一个人找到活,就把老家人都带出来打工,住进集装箱宿舍,“盖了很多房子,但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据他观察,许多打工者二三十岁就到广州,工作到退休,孩子长大了,找的工作还不如他们,只能卖卖保险,送送外卖。社区里的文化活动,外来务工者不太参与,连续的忙碌之后,外卖小哥们的娱乐活动是广场上摆一张桌子,吃烧烤。

“2009年刚来「冼村」,独自一人来闯了,现在拆复建新村,好怀念当时一杯奶茶才2块五。”

“多少次梦见「杨箕村」那熟悉的街道人来人往,一觉醒来全是空。”

“20年弹指一挥间,「林和村」没了。广州东站的兄弟,你们在哪里。”

在社交媒体的各个角落,曾住在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们,一直有人在试图寻回旧日的生活和记忆。而“城中村博物馆”里旧物的主人,或许沿着地铁线越住越远,或许实现了淘金梦,没有人知晓他们漂去了哪里。

(除张晓静、陈洲外,文中其余人物为化名。图片除标注外,均为讲述者提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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