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4月4日，美国耶鲁大学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教授去世，享年96岁。白彬菊教授是海外清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
《君主与大臣》一书作为她的代表作，深化了军机处研究，展现了清代政治文化的丰富面貌。在这本书中，白彬菊教授运用严谨的历史分析方法，结合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揭示了清朝君主权力的运作机制和君主与大臣间的互动，拓宽了对清朝政治结构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政治的认知。她的作品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扇了解中国历史的窗口。
今天我们刊发白彬菊教授为《君主与大臣》中译本特别撰写的序言与后记，以示纪念。
《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
（1723-1820）》
作者：[美]白彬菊
译者：董建中
出版时间：2018年9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序言
本书的英文本出版于1991年。而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很高兴看到许多著述仍在引用它。更令我兴奋的是，它的中文译本将要面世，我要感谢译者付出的辛劳，更期盼着能从中国朋友那里得到对本书的意见。
我参加耶鲁大学博士生口试的时候，中国18世纪历史的所有英文研究著作只有六种，且所有作者都没有机会参考原始档案，只是利用了少量已出版的档案。我的这本书源于我的博士论文，后因有了无比宝贵的机会，阅读到保存很好的清代档案才最后定型：开始是1970年代在台北（当时美国人不能到北京进行研究），接着是1980—1981年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当时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我及其他的美国人到中国大陆。1985年再次来北京查看了一些新近开放的满文档案。在两地，我与许多学者交流，获益良多：台北，有庄吉发、赵中孚、张伟仁；北京，有韦庆远、单士魁、鞠德源。这六位先生只是与我疑义相析、成果分享的主要朋友，还有许多朋友恕不能一一列名。
在这里，我要向中国同行致敬，他们为学习中国历史的外国人做出了重大贡献；想到中国学者能看到这个序言，我特别高兴。最重要的是，大量的档案专家、学者从事繁重的整理、编目、出版、缩微等工作，近来又将他们负责的百万计的文件数字化，以便于检索；如果接触不到这些珍宝，我们的研究定然困难重重。我们要感激的不只是今天的中国人：如果清朝内阁与军机处的学者—官员们认识不到需要有完备的档案，或是没有创造出完善的分类与保存体系，那么我们今天的研究将何去何从?清朝覆亡后有人想毁掉这些档案，如果不是一些人奋力抢救，那么我们今天的研究又将何去何从？我们要感谢成百上千的中国人——过去的与现在的。我在注释中引用了大量的档案，毫无疑问，它们是我研究的立足之本。西方许多学者的研究亦复如是。
能与现当代中国学者交流，阅读中文著述，这对于我们的研究也极为重要。身为西方学者，我们受惠于有着先行研究的许多中国学者。18世纪的数位士大夫以及近人已写有军机处的历史，值得称道。我开始研究军机处时，首先做的是文献回顾。后来，在台北和北京长期停留期间，我有幸与当地的学者讨论。有机会在中国人的圈子中生活，对于我的研究以及后来的教学都至关重要。最终我认识到，军机处的建立与发展是清史的一大关节。我在台北的老师赵中孚一再强调，皇帝崇信分而治之的做法，是中国专制统治者成功的一大法宝。庄吉发先生与我分享了他深邃的见解：雍正皇帝操控着一个非正式的内廷，在内廷，皇帝的大量谕令不会自动转化为法律。此外，军机处的发展代表了历史悠久的外朝（这一时期由内阁和六部主导）与内廷（康熙皇帝与雍正皇帝极力发展的高层心腹和小规模机构）间竞争的新阶段，这一见识是我研读傅宗懋、钱穆、吴秀良著作的心得。这些想法的灵感不是来自西方学者，而是来自中国学者。
二十年前，有书评批评我没有使用西方学者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国家建构等理论。事实上我了解蒂利的想法，但认为不如中国学者的想法更贴近我的研究。遗憾的是，美国或欧洲的书评者们没有评论我使用的内外朝斗争的分析方法，而我发现，这对于理解我的研究至关重要。
最后要说的是，通过挖掘档案，我对清中期三个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1）军机处的设立（因为档案所揭示的与流行的说法完全不同）；（2）对军机处的业务流程的新的描述，以及对18世纪军机处的发展原因的新解释；（3）朝廷决策上的根本性改变，这也带来了皇帝权力行使上的变化。18世纪盛清——清朝发展的顶点——的大批档案，是理解这些过程的钥匙。我认为，18世纪中叶，中央政府运行方式有着方向性的变化，特别是因为创立了一个新的使中央政府强大的内廷组织，对于其后清朝的历史进程影响至深。在我的研究中，台北和北京的档案不可或缺，两者有时互相补充。
我的书并没有提供这些问题的终极答案，进一步的研究会找到新的材料，并会有新的解释。我期待着看到中国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
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
2013年4月于纽黑文
后记
我一生几乎都在新英格兰(美国的“东北”)度过。1949年，我从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取得学士学位。那时，史密斯学院没有任何有关中国历史或中文的课程。后来，我在耶鲁大学历史系师从芮沃寿和芮玛丽(Arthur and Mary Wright)教授夫妇并取得博士学位，教授夫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中国（主要是在北京）待过很多年。
为什么研究中国？
从史密斯学院毕业以后，我在纽约一所高中教历史，并成为该校的历史系主任。当时，美国高中教授的大多是欧美历史。世界上其他伟大的历史文明，例如亚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文明等，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忽略了，而仅有的一些相关课程内容都带有强烈的欧洲帝国主义色彩。我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狭隘的课程安排，并开始委任能够教授非西方历史的老师。我先后开设了世界史（古代到19世纪）以及中国和印度近代史等课，自己负责教授亚洲史部分。在长时间的物色之后，我也终于找到了可以教授其他地区历史的人选。
然而，物色合格教师的艰难让我意识到，即使在美国的大学也很少有人教授非西方历史。从此，我开始学习中文并研读清朝、民国和近代中国历史的博士课程。我最初的中文课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上的，课堂里大多数学生不过十八岁，学起中文来要比我这个中年人快很多。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些学生学得快，忘得也快，我学得虽慢，但优势是学过的都能记住。这之后，我又学习了日文，甚至是满文——一种对于研究清史非常重要的语言。
在耶鲁大学学习了两年后，我在1970年前往台北，打算使用当时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的清朝档案研究清代军机处的兴衰（那时，美国人还未能够进入中国大陆）。读者可能会奇怪我为什么能在台北开始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而所有的清朝档案中，只有百分之十在1948年从南京被带到了台湾。幸运的是，我研究的是军机处档案，而在南京码头上很大一部分军机处档案是被特别选中运到台湾的。所以在这方面我所读到的档案实际超过了百分之十。此外，军机处从18世纪开始启用了新的档案抄写系统，于是很多档案在北京和台北各存有一份，台北“故宫博物院”甚至还有北京所没有的一些档案，诸如阐明了雍正皇帝同其弟弟兼顾问怡亲王允祥的关系的“雍正上谕档”。因此，虽然台北在其他方面（诸如内务府和理藩院）的馆藏要远远少于北京，其军机处的档案却多于总量的百分之十。不过，在1980年到1981年，我作为第一批通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支持而访问中国大陆的学者，在北京得以接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许多重要资料。1985年，我再次访问中国，读到了很多珍贵的满文资料。
为什么研究军机处？
我是如何决定研究军机处，又是为何关注它在18世纪的历史的？一开始，我只是研究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因为当我涉足这一领域时，发现当时大多数美国学者的研究重心都在1840年以后。我想要研究鼎盛时期的中国，同时也希望可以用到相关档案，于是我排除了清朝以前的中国历史。我从嘉庆时期开始向上溯源，最终摸索到了乾隆和雍正时期。我意识到军机处是一个非常有效甚至掌握重大权力的政府机构。在当时，还没有任何以西方语言撰写的关于军机处的书面研究成果问世。因此，我将为西方读者描绘一个异常强大且令人敬佩的政府组织。最幸运的是，许多非常重要的内廷档案，例如宫中档奏折、录副奏折、军机大臣奏片(以向皇帝报告或请旨)，以及最关键的随手登记档等，都开始于雍正或乾隆年间。三位帝王的朱批为帝王掌管政事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另外，政事观察者或参与者如席吴鏊、张廷玉、赵翼等人也都写有回忆材料。这一历史时期有关军机处的材料如此之丰富，我凭一己之力无法穷尽。
我目前的计划是写一本有关清朝档案历史的书，不光记录清朝的部分，也包含20世纪以来的档案处理。我想，这本书将同样以对研究清朝以降的档案工作者和学者的感谢结篇。他们整理、抢救并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资料，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对中国漫长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进行细致的研究。
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
2013年12月于纽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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