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说：
“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要一生去治愈。”这句话常被提起，尤其童年痛苦的人，更加对后半句感到无力和难过。此话有它的道理和逻辑，但未免把话说得太绝对。如果我们有合适的资源和方法去治愈，或许并不需要用一生去挣扎，我们的创伤被修复后，也可能会变成强大的创造性和力量，为我们更长远的人生带来很多的不一样。
灵音小编
作者：史蒂夫·泰勒
微信公众号：一杯咖啡
为什么有些人会成为暴力罪犯、连环杀手或残暴的法西斯独裁者？
或者更笼统地说，为什么有些人完全缺乏同理心和良知，在自私地追求个人欲望的同时，对他人做出残暴行为？
这种人是天生如此，还是后天造成的？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精神变态至少有部分遗传因素，但与任何特定的遗传或神经系统疾病都没有明确的联系。
正如最近的一项研究所指出，“精神变态的遗传背景尚不清楚，潜在的分子机制仍然未知”。
相比之下，环境因素的联系则要清晰得多：具有精神变态、自恋型人格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这三种黑暗特质的人，几乎都是在童年时期受到创伤以及在幼年时期长期缺乏关注和关爱的情况下出现的。
这与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有关。
鲍尔比在 20 世纪 30 ~40 年代研究了在孤儿院和其他机构长大的儿童后，提出了“母爱剥夺假说”。
他认为，如果孩子对母亲的依恋被破坏，就会损害他们的社交、情感和智力发展。
最重要的是，鲍尔比发现，依恋关系的缺失会导致他所说的 "无感情的精神变态"，即无法与他人产生共情，或无法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
从连环杀手和暴力罪犯，到法西斯独裁者和精神变态的商业巨头，都有过类似的童年创伤和被忽视的经历。
一部分情况是由于父母去世，或父母酗酒、吸毒、患有精神或身体疾病等相关原因造成的，而另一部分情况则由于他们在童年经历了身体虐待和性虐待造成的严重创伤。
1. 连环杀手和独裁者
一项研究发现，50%的连环杀手在童年时期遭受过心理虐待，36%的连环杀手遭受过身体虐待，26%的连环杀手遭受过性虐待。
大卫·伯科威茨、泰德·邦迪和乔尔·里夫金等连环杀手都曾被母亲拒绝或抛弃。
其他人（如埃德蒙·肯珀）则受到母亲的折磨、虐待甚至酷刑。
女性连环杀手艾琳·伍尔诺斯（查理兹·塞隆在电影《怪物》中所扮演角色的原型）四岁时被母亲抛弃，而抚养她长大的祖父对她进行了身体虐待和性虐待。
同样，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是一个严重酗酒者，而他的母亲则因失去前三个孩子而饱受创伤，无法给予他关心和爱护。
与希特勒同时代的欧洲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父亲也都严重酗酒。
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从小就表现出有变态特征的残忍性，完全漠视他人的感受。墨索里尼从小就是一个暴徒，他曾因刺伤同学而被学校开除，还刺伤过一名女友，并带领一帮恶棍袭击过当地农场。
萨达姆-侯赛因的父亲和哥哥在他出生前不久双双去世，他的母亲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并抛弃了萨达姆，后来萨达姆被他的叔叔收留。
作为单亲母亲的独生子，萨达姆从小就在不断受到欺负和殴打中学会了用暴力保护自己。
2.“关闭”共情力
为什么创伤和情感缺失会造成三种黑暗的人格特质？
简单地说，如果一个人在幼年时期很少得到同情和关爱，那么这可能会损害他们在今后生活中体验共情和表达情感的能力。
一些儿童对情感剥夺和创伤的反应是把"封闭 "自己作为一种防御机制，不自觉地切断与他人和世界的连接。他们不允许自己与其他人建立情感联系，因为其他人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痛苦和创伤。
他们为自己筑起了一层盔甲，保护自己免受情感痛苦和他人伤害。这种盔甲还帮助他们应对生活中的挑战，给他们一种自主和自立的感觉。
实际上，一些经历过情感剥夺和创伤的儿童会无意识地 “关闭”共情力。
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发生；许多人在摆脱创伤和情感剥夺后，成为了正直、有同理心的人。
但是，共情力一旦关上往往会持续保持关闭状态，而心理“盔甲”一旦戴上，通常会一直保留，导致与外界情感的永久性隔离。
3. 邪恶并非与生俱来
尽管上述人物令人毛骨悚然，但有一点令人稍感安慰：
精神变态者的黑暗特质产生于童年创伤和情感剥夺，并非与生俱来。
它们出现的原因是人性因共情力被关闭后出了问题，而不是来自于人性的直接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邪恶的人性并不是常态。拥有幸福童年的人，即在父母持续稳定的关爱下长大的人，很少会（如果有的话）形成上述提及的三种黑暗人格特质。
相反，他们通常会成为利他、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人。
这说明童年经历对人格的形成有多么深刻，因此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希望：如果我们能以某些方式改善儿童的抚养条件，如果我们能以采取某些措施减少童年时期的情感剥夺和创伤，那么我们也就能减少人类的残暴行为。
研究同样表明，童年创伤与药物滥用之间存在明显联系。
针对成年吸毒者的研究显示，他们曾遭受过非常严重的性虐待和身体虐待。
例如，一项研究发现，70%的男性吸毒者和56%的女性吸毒者在儿童时期遭受过性虐待。
另一项研究，是对一家戒毒机构中的470名女性和男性患者进行调查。
在回收的465份有效问卷中，72%的患者曾遭受过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其中有75%的人是在童年（17岁及以下）时遭受初次虐待。
这种相关性同样存在于集体社会层面。
那些最严厉、最缺乏关爱的野蛮抚养孩子的社会，通常其社会和谐程度也较低。
这乍看之下似乎不太合理。
所有人，不管属于哪类社会，难道他们不是爱着他们的孩子，并饱含深情地养育他们吗？
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但放眼全世界，养育孩子的做法千差万别。
虽然83%的西欧国家已经全面禁止体罚儿童，但只有11%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以及6%的亚洲国家做到如此。
一项研究发现，丹麦儿童遭受严重身体暴力的几率最低，而另一项32国研究发现，只有15%的瑞典学生赞同孩子有时需要“狠狠地打一顿屁股”，而在韩国和新加坡，这一比例为90%。
体罚程度与父亲对孩子的态度之间也存在关联。
在体罚严重的国家，父亲公开对孩子表达爱意，或者密切参与孩子的成长通常不太被社会所接受。
父亲的角色更偏向于权威人物或管教者，而日常照顾孩子的任务则主要由母亲承担。
相比之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指瑞典、挪威、芬兰）是世界上性别教育最平等的国家。在芬兰，父亲和学龄儿童在一起的时间，甚至要超过母亲。
影响一个国家总体幸福水平的因素有很多，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直被列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这一点无疑意义重大。
这些国家幸福水平较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儿童创伤和情感剥夺的程度较低。
1. 对儿童的历史态度
严厉的育儿方式也与更高程度的等级制度、父权制、战争和性压抑有关。
在前现代欧洲和亚洲，对儿童的身体虐待十分常见，甚至被视为必不可少的管教孩子的方式，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学会控制他们天生的“罪恶”和自私的本性。
正如历史学家L. DeMause所写：
“在18世纪以前出生的儿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当今所说的受虐儿童。”
在古罗马，孩子们经常被父母和老师用一种特殊的刑具鞭挞，这种刑具由茴香植物坚硬而锋利的茎制成。
早期的基督教会建议父母经常鞭打他们的孩子，甚至制定了一个特殊的惩罚日，叫做“神圣的无辜者日”，在这一天孩子们会被鞭打，以提醒他们时刻铭记希律王大屠杀。
更可怕的是，在一本17世纪流行的俄罗斯礼仪手册中写着这样一段话：
在你儿子幼年时惩罚他，他就必在你年老时带来慰藉，作你灵魂的妆饰。
不要饶过你的孩子，因为棍棒不会杀死他，反而使他受益；
当你鞭打他的身躯，其实是从死亡中拯救他的灵魂……
在恐惧中养大你的孩子，你会在他身上得到平安和祝福。”
毫不意外，这样的社会在其他方面也很残酷——好战、等级森严以及严重的父权。
可以假设，在这样的社会中，几乎所有儿童都遭受过创伤和情感剥夺。
结果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长大以后变得好斗、暴力，缺乏同理心和情感淡漠。
2. 形势正在改善
想要让人们心理健康、人类社会和谐，方法非常简单：
改善抚育孩子的方式方法，尽可能让孩子在足够的关爱和关注中长大，这样他们就不会遭受创伤或情感剥夺。
如果每个孩子都以这样的方式长大，那么有精神病态特征的人就会少得多，有药物滥用问题的人也会少得多。
在更普遍的层面上，社会将更加平等与和平。
当然，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想要规范儿童的抚育方法是非常困难的。
也许你会说，总会有一些父母，他们的个性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无法充满爱与关注地抚育孩子。
但是，社会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这种状况。父母可以得到教育和支持，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有芬兰父母都会得到一个妇产包——被称为“婴儿箱”——囊括了64件物品，包括衣服、床单、护理产品和书籍。芬兰政府还为8个月大的婴儿提供免费的普惠日托服务。
在瑞典，父母有权享受16个月的育儿假和丰厚的月例子女津贴，而且带着手推式婴儿车或折叠式婴儿车的父母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
很显然，这些措施代价高昂。
然而，这些国家的高幸福水平证明了这些花费是值得的。
如果一个社会真的希望提高幸福水平和社会和谐度，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从童年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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