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讲义》中的《明代思想史的背景》聚焦于明代思想史中的重要时期——弘治、正德、嘉靖三朝，深入剖析了这一时期与明代大儒王阳明学说兴起之间的紧密联系。
作者葛兆光先生通过回顾明代初期皇权对士大夫的严格管控与压迫，揭示了明初高压政治环境下的知识分子生态。随后转而描绘了弘治年间皇权与士大夫关系的微妙变化，这一时期的宽松氛围为王阳明学说的萌芽提供了土壤。然而，正德年间的武宗暴政再度使士大夫陷入困境，王阳明更是亲身经历“去衣廷杖”之辱，这一事件成为其思想转折的关键点。
本期内容选自《学术史讲义》中的《明代君主与士大夫的新关系》一节。葛兆光先生通过详实的史料，展现了王阳明如何在逆境中觉醒，其学说从内心自觉与基层教化两个维度出发，探索在皇权式微与政治黑暗下重建秩序的可能，不仅梳理了明代政治与思想的复杂互动，更深刻揭示了王阳明学说形成的思想动机与历史背景，为我们理解明代乃至中国古代思想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深刻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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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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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君主与士大夫的新关系
前面我们说，明代初期是一个很严厉地推行秩序的时代，从朱元璋到朱棣，除了建文皇帝稍稍宽容一些之外，推行严格管理都很凶。这种秩序里面，皇帝首当其冲要管束的，就是士大夫。《明史》卷九十四《刑法二》里面说到，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就对士大夫订立了很严厉的规则，“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像贵溪夏伯启、苏州姚润等人不肯出来做官，就被杀头抄家，所以还有了一个新的制度，凡是“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就要处以罪罚。
可是用了又怎么样呢？明明应该礼遇的，可是，正如前面我们引用的《明史》卷一三九记载叶伯巨的话就说，“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不仅如此，还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就是说会被送去劳改。特别是思想罪更厉害，比如《国朝典故》卷四五引用杨士奇《三朝圣谕录》的记载说，永乐二年，饶州的朱季友写书痛批宋代理学，永乐皇帝很火大，就说他是“儒之贼”，让周围的李至刚、解缙、杨士奇、胡广这批文人看，大家都只好说朱书很荒唐，朱棣就说，“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意思就是说，可以不按照法律来治罪。
不按法律，只凭圣意，这就使得皇权越来越大。皇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和廷杖之刑，对士大夫是全面控制和压迫的手段，明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就在这样的政策下，相当被动、紧张和委屈。可是，偏偏在明孝宗就是弘治年间，出现了一种相当宽容和松动的情况，首先，是弘治皇帝和士大夫的关系很好，在这一朝里他用了很多士大夫，比如徐溥、刘健当了内阁大学士，著名的李东阳、丘浚、倪岳、杨一清、杨廷和也都成了重要官员；其次，是明代逐渐形成的票拟制度，开始刺激了内阁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可能性；第三，是正统年间（1499）的土木堡事变之后，君权也有所减弱，虽然于谦被处死是一个悲剧，但是君主的权力由于要依靠士大夫，也多少有一些削弱。应该说，这种宽松的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士大夫“得君行道”的精神，也促使议论政治的风气和议论学问的传统开始复活，王阳明学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
但是，弘治皇帝去世后，武宗即正德皇帝却改变了这一切。明武宗是难得的嫡生太子，这使他避免了很多名分上的纠缠，又据说他天资很聪明，也相当英俊，但是，这种很好的条件，也导致他相当刚愎自用，从史料上看，他有三个特点，一是喜欢宦官和佞臣，比如刘瑾之类，所以司礼监很有权；二是喜欢游冶骑射，像建豹房之类的事就是他干的，京剧《游龙戏凤》就是讲他的风流故事嘛；三是脾气很大，动不动就处罚官员。可是他的这一朝，偏偏政治又没有那么平静，内有宦官佞幸专权，外有安化王和宁王的两次叛乱，就上民变不断。所以，有人就说这一朝“纲纪日弛，风俗日坏，小人日进，君子日偃，士气日靡，言路日闭，贿赂日行，礼乐日废，刑罚日滥，民财日殚，军政日弊”，这个时候，弘治一朝激励出来的士大夫议政精神，不断有上书议论，可是偏偏又遭到这个吃喝玩乐的皇帝极其严厉的压制，发生了多起贬谪、牢狱和廷杖的事情，而王阳明就是最早遭到“去衣廷杖”的人之一，正德元年（1506）为了替直言上谏的戴铣等人辩护，他便遭到这种侮辱性的处罚，过去很长时间，廷杖是不去衣的，受这种去衣廷杖的，王阳明是最早的一个。
其实从明太祖起，就有廷杖之辱，《明史》卷九五《刑法三》说，明代创造的新方法里面，有廷杖，有东西厂，有锦衣卫，有镇抚司之狱等四种，这是对士大夫的全面管制，可是，过去的廷杖，并不脱掉小衣呀，有人说，这是刘瑾的发明，目的是既要侮辱你，又要打死你。所以这种惩罚就太惨烈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林俊的《谏廷杖疏》，你就能体会王阳明的心情了，这种心情会一直影响到他在龙场的思考。
由于皇权的客观衰落和皇权的主观强化，明代士大夫和皇帝的关系，就在弘治到正德年间发生了这样微妙而复杂的转折。首先，是士大夫的政治热情和“道统”的高扬。弘治年间，因为士大夫的议政精神和主体性被刺激起来，形成“道统”对“政统”的反击，而正德年间，武宗的暴政，使“政统”对“道统”形成压制，使得矛盾凸显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紧张，可是正是在这种紧张中，士大夫开始觉醒，王阳明学说开始形成。
其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然也想像宋代士大夫一样“得君行道”，但是因为严峻的形势，只能把理想建立在另外的方向，什么方向？不是依靠中央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的掌控，而是依赖自己的努力，一个是回到内心，依靠“良知”的发掘，刺激士大夫的自觉意识，形成一种高调的道德严格主义，通过这种方式重建秩序；一个是走向下层，这就是余英时讲的“觉民行道”，通过这种方式，使已经混乱的士农工商阶层重新回到一个同一的伦理基础上来。
再次，大家不要忘记，王阳明真正学说的开始，就是在正德元年受廷杖之辱后，被发配龙场，才觉悟到的，那场奇耻大辱，使他心里一直有一种悲凉和愤懑，他在给邹谦之的信里就说，“遭家多难”，就越发觉得“良知”重要，同时称赞邹氏《谕俗礼要》是“切近人情”，是有意“化民成俗”，这是因为良知是“人人所自有，故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觉”，而对于朝廷庙堂之上的状况，他也有些灰心。
在他去世前的嘉靖六年（1527）给黄绾的几封信里，他的心情很不好，第一封信里，他说自己“多病积衰，潮热咳嗽，日甚一日”，身体不好，而且“谗构未息”，甚至连从征江西的人，都被整得“废业倾家，身死牢狱”，第二封信又说，他觉得“百念俱息”，他说最可悲的是“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尤其是“当事之老”，党同伐异，所以一切不可为；第三封信里他又说，“由学术不明，近来士大夫专以客气相尚，凡所毁誉，不惟其是，而惟其多”，所以他告诉各个学生，凡事要小心，连写信都要谨慎，因为“京中方严书禁，故不敢奉君”，这大概是他很常见的心情，在同一年的《答见山冢宰》里也说到，他对朝廷“至今未有同寅协恭之风”深为忧虑，暗示“谗邪不远”，而正直的人却“不能安其位”。我想，这个遭遇一定对他的学说形成有极大的作用，加上在正德嘉靖间平定叛乱的过程中，社会状况也一定刺激和坚定了他的这种想法，使他的思考方向，逐渐转向内心自觉，和寄希望于基层。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依靠政治权力和制度力量已经不再可靠，那么便转向依靠道德力量和民众舆论，形成道德和真理的制高点，来“重建秩序”，这可能是王阳明及其弟子的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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