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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两千年过去了，还有人不知道李陵事件的隐情吗？
表面上，事件源于汉武帝安排的任务——让李陵给李广利大军负责后勤，被李陵拒绝，有人往往指责李陵想出风头，谁又知道，李陵实在是迫于前车之鉴：
李广利是个天坑，谁跟李广利走得近谁倒霉。（后面会详细讲）
正是这个原因，李陵出于避祸之心，不得不忤逆汉武帝，提出宁肯自带一队深入敌境。
“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匈奴）专向贰师军（李广利军）”
进兵兰干山——此山在匈奴西南，离汉界不远，距李广利进兵的天山一带也不算远，李陵此举，正是以自己的精锐小队分散匈奴注意力，使单于不能集中力量专打李广利，这样二李之间可以彼此策应，寻找战机。
可以说，李陵的头脑是清醒理智的，主张也是切实合理的。
但这建议被汉武帝一票否决，给李陵改了一个遥远而极其危险的目标：浚稽山。（约在今蒙古国土拉河，国境内戈壁阿尔泰山脉中段）
此地深处匈奴地界，正是单于出没之地，又距李广利兵团遥远，无法照应，置李陵小队于危不可测之境，武帝用意何在？
当然，以武帝成熟的政治手段，明面上自有道理，那就是，李陵带五千步卒当诱饵，引出匈奴单于的主力，然后再由援军一举歼之。
“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
——《汉书司马迁传》
正因为李陵信了汉武让他当诱饵的说法，才会以几千步兵跑到敌人势力的中心，以期引敌歼敌。
看上去，汉武也确实是这么安排的：
“因诏（路）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
然而，结果呢？
02
李陵团队面对单于几万主力的包围，成功杀出血路，一步步将匈奴主力引出来，一直打回到居延要塞仅百里之处！
打到这个位置，突围已经成功了，诱敌更是超额完成任务，然而说好的援军呢？说好的“半道迎陵军”的援兵呢？
史书讳莫如深！
不要说援兵，连近在咫尺的边塞守军，始终一兵不发，李陵部队苦战千里，真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边塞守军们眼睁睁看着李陵部队在家门口被歼，为什么会这样？
更奇怪的是，一向冷酷，果于杀戮的汉武帝却不惩处任何边塞守将？
不惩也罢，汉武帝却轻信公孙敖的一面之词残暴的杀了李陵全家。（所谓李陵效忠匈奴，为匈奴练兵）
公孙敖正是卫青的人，与李家有旧怨，武帝也深知这一点，但为何汉武帝却偏偏挑了这么个人去“接应”李陵？更奇怪的是，武帝也不调查分析，就急急的杀了李陵全家？
从李陵孤军遇上匈奴主力开始，转战这么久，打了这么多仗，矢尽援绝之时还孤身犯险，企图刺杀单于，说明李陵并非怕死之人。
但他在最后关头却投降匈奴，为什么？
同样，李陵一军深入匈奴，遭遇几十倍的强敌，在战斗最凶险、最看不到希望、最无助之时，全军奋战，士气坚定，没有出叛徒。
恰恰是在突围后期，离家越来越近之时，信心动摇，出了叛徒（管敢），为什么？
其实李陵也好，管敢也罢，都在离家越近之时，才看清楚一个冰冷的事实：处心积虑置他们于死地的，正是他们为之出生入死、热血效忠的朝廷！谁不崩溃？
李陵不愿这么白白被算计死，他认为力尽而降，观察时局，朝廷不至于那么狠绝，再对他家人下毒手。
以上如此多的疑点，若都只是巧合，全部都是汉武帝在各环节上发了昏，那么李陵选择不死或许还可以说他有污点。
如果不是，那面对这样有意的陷害，恐怕谁也没资格去指责李陵了，毕竟，选择不死，也是一种反抗！
03
今人又将李陵之才能，之冤情，归咎于司马迁一人吹出来的，无端将司马迁说成李广的“死党”，却看不到汉代越往后，对李陵越同情，评价也越高。
东汉的班固对其中原委比司马迁了解的更完整，掌握的消息渠道更多元更丰富。
在这样的基础上，班固比司马迁更同情李陵。
《汉书》相关李陵的细节与篇幅，远远超过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也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隐情？
再说回司马迁，司马迁曾自述，他与李陵平常并无往来，各走各的路：“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
然而，此时司马迁为何要对这么一个“素非相善”之辈，抛却一身安危，犯颜力谏，为之“盛言”辩诬？
这里还有一个被忽视的地方：司马迁不是主动出来为李陵鸣冤的，而是汉武帝主动找司马迁“召问”。
“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
——《汉书司马迁传》
太史令职位不高，位秩六百石，但这个职位却与其他官职不同，具有特殊性和敏感性，某种意义上说，太史令是皇权时代的“政府发言人”，史官是须对重大历史事件定性、是非功过对后世做交待的人。
更特殊的是，这个“发言人”职位，并不是皇权的提线木偶！
因为从先秦开始，史官就有秉笔直书的天然使命。
正因为如此，汉武帝才会亲自召见一个小小的太史令，想听听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
但摊上汉武帝这种皇权毫无边界的帝王，史官是痛苦的。
这一次李陵事件，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汉武的“召问”他的目的，一旦坚持说实话，等待他个人命运的将是什么。
可他还是为李陵“盛言”抗辩，恐怕亦是忍无可忍，事件原委天下皆知，一位被公认有“国士之风”，受到各方期许的将才，以及五千忠勇之士，却从一开始就有意被置于死地，白白委于虎口。
武帝身为天下之主，以公器泄私愤，还是那种毫无道理、任性胡为的私愤，而且是既要又要，白白葬送国家数千猛士不说，还干预治史，让司马迁背叛他的家传、操守，让司马迁践踏自己的信奉，抛弃他视为高于生命的史官良心，去附和皇权的任性，搞春秋笔法，甩锅给无辜受害的李陵。
这实在超过司马迁的三观底线。
04
然而，汉武帝也没有退路。
他一生雄才大略，发扬蹈厉，做出了远迈前人的功业，他的名字必须辉煌的，毫无灰尘污点的流芳汗青，为万世所颂，怎许自己对李陵的黑暗用心昭暴于竹帛，为后世所讥，毁一世英名？
司马迁如此“执迷不悟”的拒绝，彻底激怒了武帝，与过去的震怒不同，武帝这一次是羞恼。
汉武帝知道史书上不留下一点破绽是不可能的了，他要报复，要毁掉司马迁，当然，不能杀，杀史官非比杀常人，只会欲盖弥彰。
所以司马迁落得一个极端侮辱性的下场，身体和人格都遭到残缺。
一般而言，根据法律，官员即使犯死罪，也可以筹钱赎免，这也算是公事公办。
然而司马迁这事却太非同一般，他的亲人、朋友们谁都没站出来资助救赎，甚至一句话都不说：
“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汉书司马迁传》
以司马迁之为人，其亲人、朋友不可能每一个都是势利小人，恐怕只有一个解释：他们不敢！
武帝死后，从辅政的霍光、上官桀，到视气节高于生命的苏武，无一以汉奸、“罪过极大”之人视李陵，相反，他们共同的态度是对李陵的惋惜和弥补。
他们都在劝李陵回家，以富贵相许，实际上是送来一个迟来的公正，恢复他的名誉。
连投靠匈奴的卫律，也出来劝李陵归汉，说到底，他们是最清楚李陵“当汉奸”究竟怎么回事的人。
特别是霍光，出入宫禁伴武帝二十余年，未犯过一次错误，可见霍光超人的谨慎严密。
设若李陵真是一个声名狼藉、自私苟且、品格低下、出卖国家的败类，霍光岂会动摇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违背先皇之意，否定汉武帝的英明，推翻他的定论，代表朝廷劝求一个“败类”回家，自毁声名，背上污名，招来于自己执政前途不利的口实？
05
那么李陵的悲剧究竟是何原委呢？
这都源于晚年汉武帝一项令人匪夷所思的安排：令李陵给出塞征讨匈奴的李广利大军负责后勤事务。
表面上，不久前万里远征，收服大宛（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获取天马，扬汉朝声威于绝域的李广利，正是红人。
李广利又是武帝最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天子的大舅哥，还是天子的爱子、皇位的潜在竞争者，皇子刘髆的舅舅。
征大宛屠轮台灭郁成，为李广利带来了巨大声望，此番受命出征匈奴，显然是被汉武帝做为又一位卫青在培养的。
按常理，李广利的走红，代表又一个新兴集团的崛起，跟着李广利混，看上去像是飞黄腾达，封侯拜官的捷径。
然而事实比人们想像的复杂得多。
首先，李广利的亲妹妹，汉武帝最宠爱的李夫人，在李广利远征获胜，刚开始走红之际，便凑巧死去。
就在李广利得胜还朝，还在艰苦跋涉的路上，汉武帝又向最宠爱的音乐家李延年挥起了屠刀，而且直接将他灭门夷族。
而李延年另一个身份是李广利的亲兄弟。
随同李广利一起出生入死的僚属们，命运又如何呢？
远征军副帅，军正赵始成，随李广利“力战，功最多”，仅封光禄大夫，不过是国策顾问一类虚职，秩比二千石，比起他原有的官位，几乎没有什么实惠。
远征军参谋：李哆，在军中“为谋计”，为李广利出谋划策，也是胜利的重要功臣，仅授上党太守。而
同在武帝朝效力的王恢，不过跟着赵破奴去楼兰、姑师跑了趟龙套，回来就被封侯。
以赵、李平大宛，取天马之殊功，酬功如此凉薄，正体现了事情反常。
斩杀郁成王的少年骑士赵弟，因职务低微，在军中没什么影响力，反倒被封了侯，官居太常，酬功不可谓不重。
但武帝依然没放过这个小兵，后来又找由头夺去了他的侯位、官位，剥夺了一切，罚为苦力，终其一生。
还有上官桀，在军中任搜粟都尉，亲率一军灭了杀害汉使团，两败汉军的元凶郁成国，并率孤军犯险，掳回郁成王，可谓功大。
却没封侯，只封少府，也就是替皇帝掌管私人收入，比起赵始成他们，这个酬功还不算太差，但转眼又被借口“以年老，免”。
以上几个主要副手，不但功大赏薄，还有个共同点：全部调离军队，改授文职，再未回到李广利身边。
所以，武帝既要扶植李广利，让卫氏太子集团感到忌惮，同时又要防止李广利成为第二个卫青，早早清洗他在宫中的亲戚，清洗他在军中合作的僚友，防止他积累势力，将来凭借军功和兵权拥立刘髆为太子（后来果然这样做了）。
好了，如今征讨匈奴，汉武帝开始为李广利搭建新的团队，从上面一堆的前车之鉴来看谁心里不发毛？换了你，你去吗？
所以李陵拒绝了汉武帝，宁肯以区区几千人“自当一队”。
06
李陵拒绝，怎么办？汉武帝也没了退路，没人愿与李广利合作，李广利用不了，那他之前一系列的杀戮、清洗不是白干了？只好杀一儆百。
不光如此，一定要让他背负污名，杀人诛心，灭其全家，才能有效果，才能让其他将领明知李广利是个坑，也不能不跳。
汉武帝是不是有意在陷李陵于绝境，还有一个关键证据：路博德。
武帝明明安排了强弩将军路博德为李陵的后援，路博德却“羞为陵后距”，上书找理由拒绝。
但从史书记载的路博德的提议来看，路博德显然不是“羞为陵后距”，而更像是保护李陵：
“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李）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汉书》）
路博德是从常理的角度表示质疑，提出正逢敌人秋高马肥之际，与其让李陵只带五千步兵深入大漠二千里去找死 ，不如到来年春天，与李陵各带五千骑兵，东西并进，胜机大得多。
路博德此举，从深处说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提出正确的用兵办法，进行正当的质疑，毕竟汉武这么反常的乱来，完全不像过去的汉武，未来李陵兵败，他路博德也十有八九会受到责任牵连。
路博德以此试探朝廷反应，确定李陵到底是不是汉武帝钦定的“期货死人”，希望汉武帝就此明确责任，以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路博德的上表，再度引发汉武帝暴怒，这本不奇怪。
但暴怒的原因，非但不是史书所谓路博德“羞为陵后距”，恰好相反，他恼怒的是二人关系似乎太好了！
路博德怎么会提出一个客观上保护李陵的建议？
所以，武帝把关注点放在调查路、李二人的关系上 ：
“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令李陵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
随后，疑心重重的武帝把路博德这路人马调走，却没给李陵安排任何援兵。
一心报国的李陵，也心灰意冷，选择了投降匈奴。
纵览整个过程，李陵是被有意置于绝境，而非他主动辜负刘彻。
李陵不欲卷入复杂的政治派系，反遭汉武帝猜忌和迫害。
而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也惨遭宫刑，可悲可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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