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罗素
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交友极广，他几乎和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所有名人都有往来，但他几乎没有赞扬过其中任何一个人。
罗素也熟悉爱因斯坦，正如他在 1961 年所说的，他认为爱因斯坦“可爱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极其单纯，一点儿也不矫揉造作。你可能曾在火车上和他相遇，却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非常非常友好，思想也很开放。我认识的爱因斯坦非常讨人喜欢，我认为他是我所认识的伟大人物中，最令人满意的。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爱因斯坦”。
2.卓别林的回忆
16 年后，当艾尔莎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与查理·卓别林共进午餐时，她根据自己的喜好，对爱因斯坦发现广义相对论的经过做了一番修饰，她把爱因斯坦灵感爆发的那一刻描绘得更简单。例如，没有必要让卓别林先生知道爱因斯坦为弄清这件事所经历的种种痛苦，当然，卓别林先生也不需要知道他们两人当时还没有同居。对当时的情景，卓别林的回忆是这样的：
晚餐时，她给我讲了爱因斯坦构思相对论的那个早晨的故事。
“博士和平时穿的一样，下楼来吃早饭，但他几乎什么也没吃。我想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就问他有什么心事。‘亲爱的，’他说，‘我有一个绝妙的主意。’喝完咖啡，他弹起了钢琴。他不时停下演奏，做些笔记，然后又说：‘我有一个绝妙的主意，它真是好极了！’
“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快告诉我是什么主意吧，别让我的心悬着。’
“他说：‘这很难，我还得算算看。’”
她说他继续弹弹钢琴写写笔记。就这样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然后他上楼回到了书房。他让她别打扰他，接着就在书房里待了两个星期。“我每天上楼给他送饭，”她说，“到了晚上，他会散步活动一下，然后回去继续工作。”
“最后，”她说，“他脸色苍白地从书房走了下来。‘就是这样。’他一边对我说，一边疲惫地把两张纸放在桌上。这就是他的相对论。”
3.玻尔
1920 年，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34 岁，他个子高高的，平时很腼腆，给人以一种局促不安但又自得其乐的感觉。当年 4 月，他从哥本哈根到柏林去参加一系列讲座。利用这个机会，他第一次拜访了爱因斯坦。玻尔到哈伯兰大街 5 号时，给主人带去了一个篮子，里面装着黄油、奶酪和其他美味的食物。爱因斯坦和艾尔莎都很喜欢，因为战后德国的食物短缺仍然困扰着他们。
玻尔和爱因斯坦间的通信并不频繁，但每当他们收到对方的信或是见面时，就会全神贯注地谈论量子力学的状况和事物真实性的本质。他们之间的分歧持续了很久，所以当爱因斯坦在 1955 年写信给玻尔时，虽然信的内容是请他签署一份倡导原子能时代和平的公开宣言，和物理学并无关系，但他还是在信的开头写道：“请不要那样皱眉！”
然而，他们的争辩并没有减少彼此间的那份毫不掩饰的相互尊重和好感。“爱因斯坦真是太可爱了。”玻尔在晚年写道，“我还想说，在爱因斯坦去世好几年后的当下，我依然能看到他在我面前微笑，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微笑，包含了彼此的了解和友善。”
4.薛定谔
1925 年 12 月，年轻的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和他的某位情人躲在瑞士的阿罗萨村。他来这里是出于健康原因：医生怀疑他患有轻度肺结核，要求他在高海拔地区休养。村庄在宁静的群山里，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他若想安静片刻，便会在两只耳朵里各塞上一颗珍珠，在那里，他发展了一种理论，后来人们称其为“波动力学”。
在爱因斯坦的整个职业生涯里，一直对量子力学需要依赖概率感到不满。事实上，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坚信，尽管有证据表明依赖概率是合理的，但就深层而言，宇宙的运行并不基于概率，它的秩序是建立在亚原子领域的秩序之上的。
在与该理论的各种支持者辩论时，爱因斯坦经常对他们说：“上帝不掷骰子。”对此，尼尔斯·玻尔反驳道：“我们不可能告诉上帝，他该如何掌控世界。”换一种说法就是：“爱因斯坦，别再告诉上帝该怎么做了。”
5.海森堡
1925 年夏天，23 岁的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去了北海的小岛赫里戈兰，希望那里的海滩和陡峭的悬崖能缓解他严重的花粉过敏。在那里经过某个夜晚的紧张工作，他最终解释了量子领域的一些难点。
海森堡的研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完全忽略那些不能被观察、被测量或被证明为真的东西。这听起来很合理，但这种情况就意味着，为了深入研究电子运动所遵循的定律理论，他没有试图描述，甚至没有真正地思考过电子的运动和轨道，因为它们无法被观察。
相反，他观察了不同环境下电子发出的光。如果用光轰击或以其他方式干扰一个原子，那么电子就会产生光。海森堡只关注输入和输出的东西，而不关心中间发生了什么。结果，他完成了一篇在数学上非常复杂的论文，连他自己都无法完全理解。他把论文交给了导师马克斯·玻恩，希望老师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去露营了。玻恩成功解决了问题，并发表了论文。
爱因斯坦不喜欢海森堡的方法，就像他不喜欢薛定谔的波动力学一样。1926 年，海森堡来到柏林做演讲。爱因斯坦邀请他去家中做客，那时，他已经和这位激进的年轻人有过几次书信往来。和料想的一样，他们很快就开始争论了起来。
海森堡认为，他能够说服东道主接受他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正是爱因斯坦曾经的思维方式。在相对论中，爱因斯坦抛弃了看似合乎逻辑但不可观察的那些关键性概念——如以太和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并提出了一个全面领先的理论。海森堡觉得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无法观察到原子内部的电子轨道。一个好的理论必须建立在可直接观测的量的基础上”，海森堡坚持道。
“但是你不会真的相信，只有可观测的量可以纳入物理理论吧？”
“这不正是你对相对论的态度吗？”
“我或许确实用过这种推理，但事情并非都是如此。”
爱因斯坦至少在反对自己固有的信念方面是始终如一的。
6.弗洛伊德
爱因斯坦没太多时间去研究精神分析，他觉得这门科学存在问题，甚至还有一点儿欺骗性。1927 年，他曾在柏林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共进晚餐，他对弗洛伊德略知一二，也很喜欢他，然而，尽管他对这位精神分析学家很有礼貌，但对方肯定没让他信服。
在爱因斯坦 50 岁生日时，弗洛伊德给他写了一封信表达祝福，而爱因斯坦却奇怪又挑衅地回复说：“您为什么要强调我的好运？您既然已经被那么多人——实际上是全人类——的处境所困，那就几乎没什么机会再受困于我的处境了。”
他问弗洛伊德：“这一小撮人怎么可能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屈服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呢？而后者恰恰才是在战时遭受损失和痛苦的那群人。”
他们控制着学校和媒体，通常还包括教会——这是事实，但爱因斯坦想知道，即使他们的影响无处不在，人们又是如何被煽动得热衷于战争，甚至愿意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答案只有一种可能：因为有些人的内心具有仇恨和毁灭的欲望。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激情是潜伏着的。而在特殊情况下，它就会被激发出来。要让这种欲望抬头，并把它提升到集体癔症的程度，不算太难。”
弗洛伊德的回答冗长而复杂，他在一开始讲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简史。他在很大程度上同意爱因斯坦的观点，并表达了和爱因斯坦一样的悲观情绪。他说，要想结束战争，就需要一个能对所有的利益冲突有最终决定权的中央权威机构。倘若这个机构没有执行力，那么也没什么用，但弗洛伊德认为，建立这样一种力量的希望很渺茫。接着，他讨论了爱因斯坦对精神分析的尝试。
你惊讶于人类如此容易染上战争狂热症，你猜想，人类具有仇恨和毁灭的本能，刺激它会有反应。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
我们假设人类的本能有两种：一种是存续和统一的本能，我们称之为“情爱的”（柏拉图《会饮篇》里的厄洛斯的含义）……第二种是毁灭和杀戮的本能，我们把它理解为侵略和破坏的本能。正如你所发现的，人人都知道它们是矛盾的，爱与恨，变成了理论实体……
当一个国家卷入战争时，人类的动机在各个方面都可能会响应这种感召；这些高尚或卑鄙的动机有的外露，有的深藏。侵略和破坏的欲望当然也包括在内，历史上和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无数残酷事实证明了它的盛行和力量。通过理想主义和情欲本能来刺激这些破坏性的冲动，自然会加速它们的释放。
尽管“不可能抑制人类的攻击性倾向”，弗洛伊德还是从他的分析中找到了一丝希望。他写道，从这个“神话理论”里，很容易找到一种间接消除战争的方法。“倘若战争的倾向源于破坏的本能，那么我们永远掌握着中和它的力量——爱，它就在我们的手中。”换言之，“所有会产生人与人之间情感联系的东西都可以作为战争的解药。”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文化发展会抑制战争倾向。随着文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变成和平主义者。然而，总的来说，他对爱因斯坦的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没有办法让人类免于战争的威胁。弗洛伊德开玩笑说，他们两人的通信不会为他们赢得诺贝尔和平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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