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Philology）
究其古希腊词源的字面意思而言，是由“热爱（philo）” 和“逻各斯（logos）”构成。语文学以研究文本为对象，是对“逻各斯”所呈现的语言、文字的热爱。它与“热爱智慧”的哲学（Philosophy）相应，是一门古老而重要的学问。
值得注意的是，对古老语文学的重新关注正是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重燃”的。为何古老的语文学借由比较文学重新回到了国际学术话题的中心？对于比较文学甚至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语文学的最核心价值是什么？
语文学是一门“金匠的手艺”（尼采语）。因为语文学带来的精神愉悦，来自一种信念，一种对全人类层积累起来的学问（learning）和所处理、阅读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价值的坚信——这些价值并非仅仅来自某些个人的兴趣、“项目”的督促、物质的悬赏，更非刻意人为的建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
语文学家相信，全人类的语言、文本、文字的多样性可以被追溯到某些共同的起源，可以被认知并绘入一个清晰的网络；那些古卷青灯、孜孜矻矻的学者相信精神价值、相信古胜于今，古老文明的遗存有其高贵的部分，他们还没有被当代政治批评和解构理论“洗礼”。
今天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语文学如何架起传统与未来之间的桥梁？特别是在全球化带来地方同质化的现代社会，每一个民族甚至人类整体的传统都面对纷纷断裂的危机，语文学通过对经典的考订、权威的批判性分析，干预和弥合着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
语文学是现代人文学的源头，它将诗学、哲学、修辞学融汇打通，成为最早的跨学科研究，也成为一种勾勒人类精神表达的方法。它主要基于材料做三个层面的工作：准确解读文本原意、将过往阐释历史化、发掘文本的当代关切，因而可以看作是连接传统与未来的一架桥梁。
语文学所蕴含的历史主义和诠释维度，使它与众多人文学科密切相关。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回归语文学”的呼声不断。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老的语文学正是借由比较文学重新回到了国际学术话题的中心。
《语文学与中国比较文学》由学科史的追溯开篇，探讨了语文学与比较文学、语文学与世界文学、语文学与中国学术三个板块的相关议题，希望借助语文学那些经过历史沉淀和考验，高度专业化、理性化的批判方法，重新发掘比较文学与人文学科的未来，为“新文科”的建设带来一定的启示。
该书收录的19篇学术文章，不仅包含国内知名学者沈卫荣、梁展、张辉、刘建军、孟昭毅、童庆生、贾晋华、徐建委、田洪敏教授的雄文，也包括相当多新锐中青年学者的力作；此外，21幅彩图令涉及图像语文学与文学交叉的研究更直观鲜活。其中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有：
郝岚《比较文学起源与德国语文学的遗产》指出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边界的智识活动与对人类精神产品的研究，无论其思维方法还是学科化，都与欧洲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其中，德国发挥了如此重要的能动性。比较文学从德国语文学继承的遗产包括：一是基于词典编纂的对民族语言的研究为基石，围绕民歌、民间故事等民族“童年”展开的研究，最终成为比较文学主题学的基本范式；二是语文学分化出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给予比较文学历史化材料的方法，“谱系树”模式和溯源性思考；三是二战后流亡的德国罗曼语文学家成为美国比较文学的典范。
梁展在《西方语文学的分化与“文学”的兴起》中，首先强调西方语言中的“文学”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而文学与自然科学的分化缘于近代科学所引发的工业革命及其相应的教育体制变革当中。古代意义上包括“文学”在内的“科学”最初是指人类的认识能力，随后被转化为一个哲学观念即“纯粹知识”，这个词汇后来又成为一个宗教观念，它被用来指称有关宗教经典及其释义和书写的知识。在系统梳理了西方语文学的分化学术背景的基础上，引领我们重新审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共享的“知识型”，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知识组织结构这一更高层面上的同一性等问题。
张辉的《“我的目的始终是书写历史”——奥尔巴赫论文学研究的命意与方法》 结合奥尔巴赫的遗著《文学语言及其受众》中的导言《目的与方法》，通过文本细读，从奥尔巴赫与德国历史主义、启蒙主义的不同入手，关注他书写文学史的思想动因，特别是他与维柯新科学的联系，指出奥氏这篇几乎绝无仅有的学术自述，既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与语文学同行在学术目的上的根本不同，同时又为自己总是从断章出发写作文学史做了强有力的辩护。
沈卫荣的《作为古典语文学家的尼采和作为职业的科学》从德曼和萨义德的《回归语文学》谈起，指出德曼和萨义德本来就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语文学家，而是职业的比较文学研究教授，或者说是文学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所以他们所自我标榜的哲学家或者语文学家已不在当下职业的人文科学家的分类范畴之内，而仅仅是一种对人文科学学术之传统和历史的怀旧式的认同。他们强调自己是语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表明的是他们的一种学术立场和学术态度，强调的是他们对现代人文科学学术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其中折射出的或是在现代人文科学史上语文学作为大师学科曾经有过的辉煌。
刘建军《从古希腊到拜占庭文学：“语文学”研究的价值》从语文学的角度来考察古希腊文学和拜占庭希腊语文学之间的关系，指出希腊语、希腊文学和希腊文化都存在着三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它们之间既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存在巨大的差别。就拜占庭文学而言,古希腊文化是其文学的底色,而用古希腊哲学所阐释的东正教意识形态则构成了拜占庭希腊语文学的独特特征。只有把语文学方法和思辨性的理论考察结合在一起,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才能走向深入。
孟昭毅的《主题学在德国的发生学意蕴》系统梳理了主题学在德国的发展史，指出作为比较文学重要领域的主题学，最早发端于德国。18世纪德国民族文化艺术的繁荣为此准备了温床。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民俗学研究形成热潮。以赫尔德为首的德意志语文学学者们在“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的双重视野下,发现了比较文学这一兼容的交感区域。到19世纪末，科赫将主题学研究的内容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日耳曼语文学中严谨的实证主义学风，也促进了主题学研究的壮大。到20世纪下半叶，比较文学主题学在世界范围内开始积极、全面地发展。主题学在德国的发展史，显现出了发生学思想的历史主义特征。
田洪敏在《斯拉夫语文学研究的空间流变：方法与思想》中指出 “斯拉夫语文学研究”在19世纪末形成，是对斯拉夫国家语言、文学、历史与民族的语文学研究。早期斯拉夫语文学研究主要在斯拉夫民族国家内部展开，现代意义上的斯拉夫语文学研究则是指在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历史进程中逐渐学科化、体系化，并且受到学术出版规则影响的语文学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特指溢出斯拉夫空间的非语文学范畴研究，归位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但是在五十余个国家中斯拉夫研究发展并不平衡,以语文学为参照系，其方法论与观念历史在英国、美国与欧洲大陆并行不悖，同时与斯拉夫国家内部研究形成学术张力，具体体现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现象学以及结构主义的对话与联系。在我国学术界，近年来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践,其沿线国家本身就是斯拉夫世界的一部分，而民间经济和文化流转等问题也无不涉及斯拉夫语文学研究，在这一学术实践过程中如何激辩语文学知识与思想边界,调试全球语境与主题叙述的现代斯拉夫研究，逐渐成为显学。
童庆生在《“为世界而爱”：世界文学和人文主义》中指出世界文学的思想和实践源于语文学(philology)的传统。启蒙时期蓬勃发展的人文主义带来了知识生产上的革命，催生了一场以人为对象和中心的知识再造运动。现代学术在其成形的早期就已认识到语言在人的社会经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语文学因此成为人文学科中极为重要的一支。世界文学的思想和实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他强调世界文学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是人文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自我表述。今天我们讨论世界文学，不必将其定义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而是应该清楚地梳理和解读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充分认识到当今全球化条件下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贾晋华在《新语文学/世界语文学的方法论启示：中国学术如何融入世界学术？》中指出，语文学是中西共有的学术传统。在西方，始于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语文学源远流长，被誉为现代人文各学科的源头。在中国，涵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目录学、文献学和考据学的语文学自汉代以来就成为学术的根基,至清代乾嘉学术达到高峰。20世纪初以来，由于现代语言学的兴起及人文学科的分枝散叶，语文学在东西方都衰落了一段时期。但近三四十年来,语文学正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复兴和变革的趋势，先后出现各种新语文学，并正在发展成为世界语文学。新语文学/世界语文学强调通过考证和阐释原始文献(文本的和其他载体的)而全面探讨其社会历史背景和语言文化意义，从而有可能将人文各学科重新融会贯通。由于是中西共有的传统方法，新语文学/世界语文学可以抛开无休止的中学西学之争。由于强调考据训诂与分析评论相结合,新语文学/世界语文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导致既有厚实文献基础、又有深刻义理阐释并遵循国际学术规范的世界一流成果,从而真正融入世界学术。
徐建委的《古代中国古典传统特质的形成》 从比萨高等师范学院希腊学荣休教授、著名古典学家格兰·莫斯特（Glenn Most）教授提出的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古典传统中的异同入手，以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在古典传统中六个相异之处为发端，对中国古典传统特质的形成进行了分析。
总之，作为国内第一本思考语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文集，该书的文章都是中国当代学者将语文学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和问题域形成的成果，致力于在语文学传统的延长线下，拓展比较文学的研究，具有学术前沿的意义。
郝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利兹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者，天津市“131”第一层次人才，天津市高校“学科领军人才”。
王晓燕，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院讲师，博士，主持天津市社科项目“伊斯坦布尔时期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文学批评研究”，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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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比较文学的思考进路
郝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界“回归语文学”的呼声不断，它主要体现在几篇同题文章，其中最有名的是保罗·德·曼和萨义德的两篇，他们都曾在去世前一年写过《回归语文学》。值得注意的是，对古老语文学的重新关注正是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重燃”的。哈佛大学古典系专治中世纪拉丁语文献的教授扬·茨奥科夫斯基（Jan Ziolkowski）曾记录了这一事件的始末：1988年哈佛大学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资助召开了名为“何谓语文学？”的主题会议。美国杂志《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1990年以特刊的形式收录了学者们所发表的演讲。会议议题的深度与广度前所未见，但是该主题何以与比较文学家（以及推动编纂《比较文学研究》）有关呢？茨奥科夫斯基说，也许“将探讨语文学含义的论文收入一本文集本身即是比较，因为这样的文集是在探究比较文学生长的根基”，念于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已经纠缠在一起，无论你承认与否，所有文献之间，“不比较就不能说明问题”。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重新思考语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就具有国际学术前沿的意味。它为人文学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种思考进路：为何古老的语文学借由比较文学重新回到了国际学术话题的中心？对于比较文学甚至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语文学的最核心价值是什么？
语文学（Philology）究其古希腊词源的字面意思而言，是由“热爱（philo）” 和“逻各斯（logos）”构成。语文学以研究文本为对象，是对“逻各斯”所呈现的语言、文字的热爱。它与“热爱智慧”的哲学（Philosophy）相应，是一门古老而重要的学问。在这两者之间，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由七艺”中的修辞学（演说术），它与公共空间“说服的技艺”相关，从而成为从“语言”通往“智慧”的中介。作为现代人文学的源头，语文学不仅有着古老而坚实的古希腊起源、枝繁叶茂的学术分化，而且蕴含着静水深流的当下。从一开始语文学就是人文学的重要基础，它将诗学、哲学、修辞学融汇打通，成为最早的跨学科研究。经过漫长发展，语文学成为一种勾勒人类精神表达的方法，它所蕴含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和诠释（Hermeneutics）维度，使它与众多人文学科密切相关。它主要基于材料做三个层面的工作：准确解读文本原意、将过往阐释历史化、发掘文本的当代关切；它至今保持几个主要特征：关注文本和语言、追求历史性的意义和人文价值。
尽管语文学与多个现代学科相关，但无疑，它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值得深论。古老的语文学是在经过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德国改造之后才更具有现代性和全球性。特别是梵语的发现、印欧语系的构拟，对世界上语言多样性关系的研究，产生了语文学的最高成就：历史比较语言学，而正是“历史化”观念与“比较”的方法启发了比较文学。至19世纪，语文学的殿堂之中存在着“两大分支”，一支是语言学、另一支是文学研究，后者迅速进行学科细分，当中“最令人满意的空间”（desirable rooms）由比较文学和最新的文学理论占据，其余留给了区域或者民族语文学。其深层原因或许正在于，“回归语文学”反映的是在当代壁垒森严的学科体制下，人文学科渴望恢复昔日荣光的努力。但作为现代人文学起源的语文学，想重塑其包罗万象的特质，只有借助一直带有跨学科自觉的比较文学。
19世纪对印欧语系的构拟，来自种系发生学的同源论假设，这也是后来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注重事实联系的学理基础之一。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比较文学学者第一身份都是语文学家：在比较文学学科史中，要谈到主题学、题材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它们的兴起首先来自对于“活的语言”，而非文献语言的语文学调查，也和语文学家、历史哲学家赫尔德对每一个“民族（volk）”都具有自身价值的阐释密切相关。早期比较文学奠基者多是掌握多种语言的语文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er，1808）是第一本介绍印度语言到德国的书；著名的童话搜集者格林兄弟也更多是语文学者，语言学一个重要的格林法则（Grimm’s law）便以他姓氏命名，是判断印欧语系语音递变的重要定律。可以说某种意义上很多比较文学的成果，都一度只是语文学的副产品。这种情况也影响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许多后来被视为比较文学奠基人的学者及其成果，其实多是受的西方学术中典型的语文学训练，他们可能并不主要以比较文学学者标榜自身，比如季羡林和陈寅恪。
语文学对比较文学遗泽丰赡，但也留下诸多必须警惕的问题与需要探索的空间。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语文学集合了西方传统中“学问”最高贵与最邪恶的部分。学者哈芬曾敏锐地注意到了德·曼与萨义德虽然使用了同样的标题，但是“德·曼根本无视了历史与阐释推断的维度，而当萨义德大力批判勒南等陷于东方主义指控的学者时，则将这些人的作品一概视作对真正语文学的歪曲。因此，他们作品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学术研究是否能够凭借‘回归语文学’来完善自我，更提出：人们是否能从切实的历史实践中发现并抢救出一种真正核心、本质的语文学”；哈芬在分析语文学与现代学术的持续影响时提出三点，其中最后一条请我们关注近期的文学研究趋势，“认为当下尤其在文学研究者之间对于文化的兴趣只不过是从前人们对于种族的兴趣的重新编码。这证实当代学术找到了回归语文学的另一条路径”。这让我们想到，当代比较文学中，弗朗哥·莫莱蒂对以现代小说为核心的“世界文学猜想”树状理论，正是来源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根源性追溯模式，它所蕴含的深意，值得我们再度审慎考察。
其次， 语文学是一门“金匠的手艺”（尼采语）。那是旧时代，一个相信本质主义的时代。今天看上去，古典时代的语文学和比较文学一样，“门槛”很高：它需要多语言能力、跨学科雄心、高度的技术性、经验化、费时间、回报低……当然这是在世俗意义上，如果有学术信念就会不同！语文学的黄金时代，人民相信真理、相信世上所有自然中的有机物都有共通性，都会经历出生、成长与消亡——这种类比我们会在早期谱系语文学与生物进化论、树形比喻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等理论之间的互惠中得到证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提出“世界文学就要到来”的歌德，同时也是一位植物形态学家和色彩学家。那时候的语文学家也相信全人类的语言、文本、文字的多样性可以被追溯到某些共同的起源，可以被认知并绘入一个清晰的网络；那些古卷青灯、孜孜矻矻的学者相信精神价值、相信古胜于今，古老文明的遗存有其高贵的部分，他们还没有被当代政治批评和解构理论“洗礼”。这些学院派学者还敢下判断，敢说文化有高下之分，认定经典有其内在的价值：这些“经典”即包括古希腊、罗马、拉丁意义上的“classics”，也包括如《圣经》《古兰经》、佛经或者用“众神之语”梵语写就的古老而宗教意味更强的“canons”。因为语文学带来的精神愉悦，一定来自一种信念，一种对全人类层积累起来的学问（learning）和所处理、阅读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价值的坚信——这些价值并非仅仅来自某些个人的兴趣、“项目”的督促、物质的悬赏，更非刻意人为的建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当旧世界那本质主义的线性因果论和决定论思想底色不再被认为是政治正确时，我们更需要有勇气去面对虚无主义侵蚀，拒绝相信文本意义如同“剥洋葱”——进入内核也空无一物。如若不然，在面临实用主义的资本逻辑，面对KPI考核的压力时，仍然肯用“金匠的手艺”抽丝剥茧地面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和文本就只能是个“神话”。相信这也是奥尔巴赫在最困顿的时代，重新在维柯和但丁那里，不断发现与强调“人文”价值的原因。
再次， 比较文学本身的学术动力就是克服民族主义、追求超越狭隘的、寻找一般与普遍的文学（general literature），它更多是综合的；而语文学强调的恰恰相反，它推崇独特与丰富的个体，尊重文本和语言的多样性。语文学家的使命恰恰是从每一个个体出发，警醒人类，提示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多元与复杂。如何不断调试合适的平衡点，还需要很多不同领域的文学研究者用扎实的学术实践去探索。
今天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语文学如何架起传统与未来之间的桥梁？特别是在全球化带来地方同质化的现代社会，每一个民族甚至人类整体的传统都面对纷纷断裂的危机，语文学通过对经典的考订、权威的批判性分析，干预和弥合着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它代表着对遗产的继承、对真理的揭示，它事实上充当着当代“萨满”的角色。我们应该带着审慎的警觉，去重新发掘语文学那些经过历史沉淀和考验，高度专业化、理性化的批判方法；也要时刻警惕不要再次踏上语文学历史中，曾在阐释维度走上的歧路。但我们也深深地知道，语文学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基础，它天然地带有跨学科特质，在这一点上它和比较文学一样，对“新文科”建设定有启示。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语文学与比较文学、语文学与世界文学、语文学与中国学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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