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在西北沿边征发内属的党项、吐蕃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并依据族帐规模、所立战功授予部落酋长各级军职、武阶，由其继续统领本族丁壮作战。这类普遍保留原有部落组织的蕃族军队就是在北宋中后期跻身四大兵种之列的“蕃兵”，获授宋朝官职的部落酋长则被称为“蕃官”。凭借自身的军事技能和部落的人力资源，西北蕃官不仅成为宋神宗以降拓边的重要力量，更在南宋政权重建的过程中建立殊勋，学界讨论相对集中的刘延庆、刘光世、李显忠等名将都出身于这类世袭部落酋长的蕃官家族。
然而较少有学者注意到，宋朝特别是北宋中后期还存在另外一类蕃裔将领。他们同样出身蕃族，但与其出身部落的关系难称紧密，甚至可能已经逐渐脱离部落、走上编户化的道路；与世袭本族巡检、长期统领部落的蕃官不同，他们往往任职于西北沿边驻屯禁军、诸路帅司，升迁路径、任用方式均更接近汉人军官。着眼于蕃将与部落间的互动关系，或可借用唐史学界的分析框架，将他们称作寒族蕃将，而将统领部落者称为部酋蕃将。
在熙河开边中居功甚伟的王君万、王赡父子是研究上述群体的典型案例。一方面，常被误认为汉将的他们实际出身蕃族，尽管由于学术旨趣的差异而未遑论证，但宁夏大学的研究团队已注意到王君万、王赡父子出身蕃族，这种蕃族属性淡化的面貌正是寒族蕃将的典型形象。另一方面，王君万、王赡父子二人的《宋史》本传与王赡堂弟王赈的新出墓志分别提供了迄今仅见的寒族蕃将的官方传记和自我陈说，史料价值极高。本文拟结合传世史料与出土文献，在厘清王赡家族北宋晚期事迹的基础上，尝试讨论北宋中后期寒族蕃将的社会基础、文化转型、发展轨迹等问题。
一、王赡家族的蕃族背景、社会基础与文化特征
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王君万、王赡父子的蕃族族属再稍作说明。最直接的证据来自曾布，他在指责首相章惇以私书指挥边将时，即以“如折可适、王赡辈，皆蕃夷之人，何可与书”为口实。府州折氏子弟折可适自然出身蕃族，与其并列的王赡当亦如此。元丰年间担任侍御史知杂事的何正臣以“况君万边豪，岂不倾动其类”为由反对朝廷发还王君万籍没家产、升迁王赡职任，亦可作为王君万族属的旁证。一方面，晚唐世居蔚州的沙陀系粟特人康君立，北宋前期统领“蕃族七百余帐”、从时代和姓氏看很可能是吐谷浑后裔的辽朝要人白万德以及宋神宗时期的西夏武将李崇贵均被称作“边豪”，可见这一以边地豪杰为本意的称谓在唐宋之际常与蕃胡人群发生关联。另一方面，何正臣对蕃裔武将似怀敌意，他在次年负责鞫讯兵败泸州的韩存宝，在舆论反对中直接促使这位“本西羌熟户”的高级武将被宋神宗下诏诛杀，他口中的“边豪”“其类”，可在王君万蕃族出身的语境中理解。再如李复供职熙河路经略司时致信章惇，谈及“王赡本边人弓箭手之子”，亦应暗指王君万父子的蕃族背景。
《宋史》本传并未直接透露王君万的族属，而仅以“秦州宁远人，以殿侍为秦凤指挥使”交代他的出身，作为附传存在的《王赡传》亦径称“赡始因李宪以进”。王赡堂弟王赈的墓志铭中，则以并无特别族属指涉的“山西之将家”“世为成纪人”为辞。所谓“山西将家”，典出《汉书·赵充国传》“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宋人常用此来形容西北将门；成纪即秦州治所成纪县，此处或以治所代称秦州，或王君万先世确曾在成纪县境活动。志文不仅刻意回避王赡家族的蕃族背景，亦未提及其他蕃将传状碑铭中常见的随从作战的部落族众。如果没有时人留下的零星议论，甚至无法确定他们的族属。
有学者认为这是宋朝国史中蕃将传记的普遍现象，反映了宋人对蕃将部族背景的淡化处理态度。但是两宋著名蕃将的公私传记实际上并不讳言他们的蕃族出身。就国史列传而言，李继周“祖计都，父孝顺，皆为金明镇使，继周嗣掌本族”；刘光世祖父刘绍能“保安军人，世为诸族巡检”；李显忠家族“由唐以来，世袭苏尾九族巡检”；高永年“河东蕃官也”。从私家传状来看，刘光世《家传》记其靖康勤王事，有“就刷世袭部内未籍余丁”之语，李显忠《行状》虽然缘饰“其先唐诸公子也，世远谱不存”，但亦承认“由唐至五季，逮我国朝，世为苏尾九族都巡检使”。因此，王君万父子国史传记中对蕃族背景的淡化，不能完全归结于历史书写或文献亡佚等因素。
从前揭“部酋—寒族”的二分框架出发，北宋著名蕃将大多可归类为部酋蕃将，他们出身部落首领家庭，世袭本族巡检一类的职位，平时负责维持本部落的日常秩序，战时则率领部落族众参战。尽管北宋中后期以降逐渐成为陕西诸路高级将帅甚至入朝主管中央禁军，他们仍与部落存在密切联系。以两宋之际的刘光世、李显忠为例，前者不仅在靖康年间征发族众组建勤王军，南渡后的亲军部曲亦名为“部落”，后者在仓促反金、逃离乡里之前的军事活动亦以苏尾九族的本部人马为骨干。与此社会基础密切相关，晚至两宋之际，部酋蕃将在文化和交游上仍或多或少保留蕃族色彩，如李显忠曾祖母野氏、祖母折氏、母亲拓跋氏，显然其家族世代通婚蕃族；他本人亦“不喜文饰”“未尝学书”，并在杨存中死后“杀名马以祭”，这种仪式并非汉俗，而应有北族源流。
王君万、王赡父子的家族形态和社会基础则与部酋蕃将差异显著。他们确实同样生活在蕃汉杂居甚至蕃族更强盛的地区，其世居之宁远寨直到天禧三年（1019）才设置于深入吐蕃部族势力范围的洛门谷西部，并在此后的30多年间一直是北宋西北疆界最西端的寨堡之一。不难想见，宁远寨进筑之初，周边民众多系蕃族。直到熙河开边颇有成效的元丰年间，管辖宁远寨的巩州全境主客户共计仍仅有4700余户，崇宁户数亦不过4800余户；而在治平末年，仅宁远一寨就有7480人被登录在蕃兵簿籍之上，显示当地蕃族人口至少数倍于此。这组数据说明，直到北宋晚期，宁远寨周边蕃族势力似仍占主流。但是，与部酋蕃将不同，王赡家族已脱离部落生活，逐渐走向编户化的道路。
李复对王赡“本边人弓箭手之子”的讥嘲透露出王赡来自一个先世曾投充弓箭手的蕃族家庭。所谓弓箭手，是宋朝在陕西、河东缘边通过授田免租的方式所招募的蕃汉边民，平日耕地务农、战时从军上阵，是北宋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日常多以寨堡为单位屯耕，故其招募往往伴随着寨堡的设置。王君万之先世也许以宁远寨进筑为契机应募为弓箭手。王赈“曾祖永和，隐德不仕。祖彦福，赠率府率”，大概仍是宁远寨控制下的基层弓箭手。王君万亦曾“以殿侍为秦凤指挥使”，殿侍是小使臣以下的无品武阶，所谓“秦凤指挥使”或即弓箭手指挥使，也许暗示他起家之初仍未脱离弓箭手这一民兵组织。“指挥使”或为“指使”之衍，则王君万当时在秦凤经略司听差，是并无固定职任、等候临时派遣的低级军官。无论如何，王君万父祖两辈应已被纳入宋朝国家治理体系，家族形态大概更接近内地编户而非边疆部落，其生计方式中定居农业的比重亦应有所上升。这种迥异于部酋蕃将的社会基础与出身背景，使得王赡家族的汉化进程格外迅速。
享年56岁的王赈卒于宣和二年（1120），知其生于治平二年（1065），那他的堂兄王赡生年自然更早。由此估算，元丰三年（1080）去世的王君万可能在宋仁宗统治下度过他的少年时代，其家族长辈当时大概应募宁远寨弓箭手不久，或许仍延续着部分部落时代的生活方式。受此影响，王君万身上带有强烈蕃族色彩，王韶拓边熙河，“独别羌新罗结不从”，王君万“诈为猎者逐禽至其居，稍相亲狎，与同猎，乘间挝之，坠马，斩首驰归以献，甫及一月”。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蕃族首领的信任并一同出行狩猎，可见他不仅精通蕃语，而且在形容举止、生活习俗、骑射技艺等层面均保留着蕃族风貌。随着地位上升，王君万不仅负责管理熙河路新附蕃部，还受命招纳董毡、木征等河湟吐蕃领袖，这些职任安排亦应与其蕃族特质有关。
与父辈相比，王赡、王赈的汉化程度大为加深。一方面，作为蕃裔边将，王赡仍然具备沟通、招纳吐蕃部族的能力。元符元年（1098），其“结约两处蕃部”预谋攻讨青唐；又是河湟蕃部在联络北宋时的首选对象，曾得蕃书暗报西夏监军仁多保忠“有归汉意”，溪巴温亲信籛罗结在劝诱宋朝介入唃厮啰政权内斗时亦面见王赡陈说利害。另一方面，与其父不同，王赡不以个人武勇知名，又未留下亲自冲锋斗将的记录；更重要的是，他颇为倾慕汉文化，热衷效仿文人儒士，与其共事熙河的李复甚至讥其“妄作士人举止”。未深度介入河湟开边的王赈的蕃族因素更加淡化，他固然了解“山川险阻，羌虏强弱”等军旅知识，又颇擅骑乘，但总体而言给人留下的印象和汉人将门子弟并无显著差异。石州文学王概回忆他与王赈十余年的交往经历，称其“恭而有礼，樽俎之间，谈笑温温，和气可掬”，并以“惟乐贤友，行己恭逊，与人信厚”的美誉概括王赈的品格，甚至写出几分忠厚温良的儒生气质。写作意图的不同当然会影响叙事重心，国史列传强调王君万的边将形象，友人所作的王赈墓志则突出志主居乡耆宿的身份，尽管如此，两代人间的文化变迁仍颇醒目。
像王赡兄弟这样高度汉化的北宋寒族蕃将并非孤例。“本西羌熟户”的韩存宝“少负才勇，喜功名”，又长期统领正兵、弓箭手而未见直属部落兵部曲，出身似不甚高。他雅好结交士人，仅从苏轼、苏辙文集中搜检，就可发现其与巢谷、家安国两位文士关系密切。巢谷、家安国均举进士不第，他们与韩存宝的交往并非源于职务关系上的接触，而多少与韩存宝对士人的倾慕有关。总之，从寒族蕃将脱离部落组织、长期供职正规军系统等因素来看，他们确实较部酋蕃将更有迅速汉化的可能；而传世文献中北宋寒族蕃将相关史料的匮乏，或许正是他们高度汉化的反映：如果不是同时代人偶然留下的只言片语，甚至无从判断哪些西北将官出身蕃族。
二、《王博施墓志》所见北宋晚期王赡家族的仕途起伏
王赡以攻灭青唐、拓边湟鄯的壮举与甫建殊勋、旋遭贬死的结局为学界熟知。前人对他的早期仕履、攻灭青唐的军事行动与宋朝最终放弃湟鄯地区的决策过程等问题已有讨论，更指出王赡之不得令终，与宋徽宗即位初期帝位不稳、旧党势力回潮的政治形势有关。随着徽宗亲政后政治风向的逆转，特别是河湟拓边的重新展开及接连胜利，王赡及其族人再次得到褒赏。下文将从《王博施墓志》出发，梳理王赡家族在王赡得到平反后的发展轨迹，进而说明其家族仕途起伏与朝堂政局的密切关系。
自宋神宗朝以降，是否赞同拓边西北逐渐成为新旧两党政治分野的标志之一，新党倾向开边，旧党则多持反对立场。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后，宋朝一度试图恢复“元祐之政”，遂放弃湟、鄯二州并追责拓边臣僚。作为前一年攻入青唐的首功之臣，王赡迅速被树为反面典型，次年三月在流放海南途中“缢死”。不过从王赡去世当年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九月起，徽宗开始通过一系列政事昭示自己斥元祐、崇熙丰的政治取向，并以崇宁元年（1102）六七月间曾布罢职、蔡京入相为标志，全面推翻调和党争的“建中”国策，走向继承神宗事业的“崇宁”之路。蔡京上任后“日以兴复熙宁、元丰、绍圣为事，于是侍御史钱遹言，乞除雪赡、厚罪名”，王赡终于迎来平反之日。他在当年即追复供备库副使，次年六月王厚领兵收复湟州，王赡又追赠保宁（平）军节度观察留后，其子王珏亦得授通事舍人。
新见《王博施墓志》透露，宋朝对王赡家族的恩赏并未就此止步。《墓志》称王博施：
中侍大夫、康州防御使、熙河路钤辖、知西宁州兼陇右都护博先之堂兄，襄武、安化军节度使、检校少师、开府仪同三司博文之堂弟。博施名位虽与二昆季相辽远，然皆以字闻于时……博施讳赈……元祐四年秋，博文以明堂恩奏补三班借差。绍圣末，沿白草原之累，例被降黜……大观二年，博文遗表授承信郎。三年，堂侄中亮大夫、忠州团练使珏用年劳回授保义郎，而博施亦莫入仕也。
志文并未点破王博文、王博先的全名，不过上文已从乡里世系的角度指出王赈（字博施）是王赡堂弟，“以字闻于时”的王博文即为王赡。从官爵仕履的角度出发，可以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王赈在大观二年（1108）以“博文遗表”得授承信郎，故王博文显然先于王赈去世，“襄武、安化军节度使、检校少师、开府仪同三司”是他死后的赠官。在元丰改制后，节度使、检校三少、开府仪同三司这样的赠官组合仅稍逊于以节度使管军三衙的苗授、姚麟，而胜过屡立战功、出任陕西诸路帅臣的折可适、刘仲武，大致与靖康年间的抗金主将种师道一等。哀荣与顶尖武臣相侔的王博文绝非无名之辈，而必然是北宋晚期的重要军事统帅，结合宁远寨的乡里与王姓“贝”旁的姓名，他只能是元符三年（1100）率军攻占青唐、拓边湟鄯的王赡。此外，宋制无襄武军节度，故“襄武”是王博文的谥号。按苏洵《谥法》，“襄”的含义是“辟土有德”“因事有功”，而“武”不仅多用以标示武臣身份，而且同样指向“辟土斥境”，均与王赡相合。
王赡死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而王赈在大观二年（1108）凭借“博文遗表”迁官，这一看似矛盾的事实恰可以验证上述推断。宣和四年（1122）伐辽前夕，宋徽宗授意执政王安中撰文总结宋神宗以来征讨西夏、青唐的成就，并亲自赐名为《定功继伐碑》。在这篇昭示宋朝对西北拓边事业官方评价的碑文中，哲徽两朝的青唐攻略有三个重要节点：第一个是元符年间王赡“画取青唐”，第二个是崇宁二、三年王厚收复湟鄯诸州，第三个是大观二年平定溪哥城西蕃王子臧征扑哥、置积石军。在积石军建立后，北宋“师逾青海，至节占城，草（黄）头回纥族数万，官其酋豪，通道于阗，底贡宝玉，而地辟青唐之外矣”，青唐攻略基本完成。作为取青唐的首功之臣，王赡在崇宁二年（1103）王厚收复湟州后追赠节度留后，大观二年青唐攻略基本完成之际，应与“赐玉带……官子孙一人”的蔡京，“加检校司空，仍宣抚”的童贯和“进官一等”的诸执政一道，再次得到褒赏。他“襄武、安化军节度使、检校少师、开府仪同三司”的官爵谥号当在此时追赠。所谓大观二年“博文遗表”，应为王赡子孙以其遗表恩名义上报朝廷的受官亲属名单。
仰赖王赡的恩荫，其子王珏在崇宁二年得授通事舍人，这当非直接负责中央朝会、通进事务的閤门司属官，应仍在西北特别是熙河路任职。大观二年王赡因宋朝降臧征扑哥、建积石军再次得到追赠，王珏当亦随之迁转官职。至晚到宣和二年（1120）王赈去世，王珏已升任中亮大夫、忠州团练使，宁远王氏自王君万以降连续三世仕至遥郡团练使以上武官。可能是王赡亲弟的王博先（其名不详）亦在宣和二年以遥郡防御使终于熙河路钤辖、知西宁州（即鄯州）、陇右都护任上。有必要指出，宋朝首任知鄯州、陇右缘边安抚使正是王赡，宋朝弃鄯州后置陇右都护府于湟州，王赡又成为首任陇右都护。因此，王博先能够出任河湟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多少与王赡的遗泽有关。王赈本人在元祐四年（1089）以王赡明堂恩入仕为三班借差，此后可能在熙河路军中效力，绍圣末因熙河路虚报战功的窝案而“例被降黜”，或即从此归乡，大观二、三年两次凭借王赡父子的恩荫迁转武阶，虽然再未出任实职，但仍凭借家族威势“怡然里居”“为歌酒之乐”。
被卷入北宋晚期激烈党争与诡谲政局的政治人物大多有着屡起屡落的仕宦生涯和摇摆不定的身后评价，青唐元勋王赡亦不例外。宋朝对其功过的定性与徽宗朝的政局变动密切相关，不仅他本人一生荣辱系之于此，亲族仕途起伏亦深受影响。不过，王赡结局之酷烈，又与多数朝臣不同，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北宋寒族蕃将这一出入蕃汉之间群体的宿命。下文将主要爬梳寒族蕃将在北宋中后期的遭际，尝试分析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并借此观察寒族蕃将在北宋国家体制中的位置。
三、北宋中后期寒族蕃将在国家体制中的位置
宁远王氏本是沿边寨堡控制下的弓箭手家庭，直到王君万时才开始显达。他在熙河开边前只是下层军官，但至晚在熙宁五年（1072）已成为熙河经略主持者王韶的心腹武将，并于此年和王韶一同因经济问题受到反对派的集中攻讦。王韶正式出兵河湟后，王君万参与了收复河州、迫降木征等重要战役，并迅速跃升为熙河路都钤辖、副总管，成为本路最高级武官。王安石回应神宗将帅难得的忧虑，甚至以“如王君万，方其为指使时，孰谓其可使？因事立功，然后知其可使尔”为例进行劝解，由此不难看出王安石、王韶等开边主导者对王君万的青睐。王赡日后投靠熙河路经制使李宪，李宪不仅多次为王赡上奏请功，更曾请求减免王君万死后其家拖欠朝廷的巨额债务，史官“始因李宪以进”的断语不算偏颇。父子两人均通过趋附边帅的方式进身，隐约透露出缺乏部族支持的北宋寒族蕃将对国家体制的高度依附。
同样在熙宁年间骤贵的韩存宝亦在熙河开边中屡立战功，“年未四十，为四方馆使、泾原总管”。他与王君万两人长期配合作战，熙宁八年（1075）熙河路推行将兵法时又分别以本路都钤辖、钤辖的身份兼任第一将、第二将的正将，元丰元年（1078）更一度同时任熙河、泾原两路的最高统兵官。不考虑五代宋初普遍带有禁军背景的沙陀系武将，王君万、韩存宝实际上是第一批成长为高级政区军事长官的北宋蕃将。他们的顺遂仕途不仅受益于熙河开边的历史机遇，亦与其寒族蕃将的出身有关：这种出身不仅使其高度依附国家体制，也使他们较部酋蕃将更受信任。
宋朝对蕃族官兵的歧视性政策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议题，一般认为蕃官在虚衔叙位上不得与汉官均礼，“虽至大使臣，犹处汉官小使臣之下”，在实职任用上不得换授汉官差遣，权力限于所在部族地区，即便是锐意边事的神宗、哲宗亦未能彻底突破这一原则。不过，“蕃官”实际不完全是族属概念，反对蕃官“悉依汉官之法”者的理由，是其“职名虽高，只是管勾部族人马，凡部族应有公事，并系须从汉官弹压理断”，“使自营处，官资虽高，见汉官用阶墀礼，所任不过本部巡检之类”，指向的是始终世袭部落首领、尚未彻底体制化的部酋蕃将。刘光世的曾祖父刘绍能被认为是第一个突破上述限制的蕃官，他在熙宁六年（1073）升任鄜延路都监，“旧制，内属者不与汉官齿，至是悉如之”，入京朝见后亦“依汉官例衙谢”。不过他的部落由其子刘永年承袭，本人及家族的汉官化、编户化均不彻底。即便在换授汉官差遣的八年后，鄜延路经略司与宋神宗在正式公文中均仍称刘绍能为“蕃官”；晚至绍圣四年（1097），承袭部酋的刘绍能孙刘延庆在公文中亦作“蕃官巡检”。与此不同，由弓箭手或正兵途径进入北宋军队的蕃族武将在公文中一般不称“蕃官”，如王君万父子、韩存宝等人均系显例。从称呼推测，针对部酋蕃将的种种限制未必适用于寒族蕃将，王君万、韩存宝能够在熙丰之际仕至高位，或许部分得益于他们相对寒微又脱离部落的出身背景。
但是，北宋寒族蕃将常常又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王君万在元丰二年（1079）因“借请给籴边储钱，违法回易”左迁凤翔府钤辖的闲职，又“尽籍君万家产以偿所贷结籴钱，犹欠官本万余缗。君万愤甚，不一岁遂死”。此案并非单纯的贪腐案，而有熙河路草创期财政管理权的争夺、制度规范的逐渐调适、熙河经略使高遵裕与措置熙河路财利孙迥的严重对立等背景。韩存宝在元丰四年（1081）因征泸夷无功又擅自招抚夷人首领而被神宗下诏诛死，他的罪行不是特别严重，神宗在世时接替韩存宝征泸夷的林广即称其“虽有罪，功亦多……不至于死”，并因此得到舆论赞赏。神宗日后试图诛杀盗用经略司官印的文臣徐勋，在遭到辅臣阻止时亦感叹“然则韩存宝何罪”。此外，不仅元祐年间的士大夫普遍同情韩存宝的遭遇，哲宗亲政后曾布亦以此事作为前车之鉴，致书章惇劝其出面阻止哲宗诛折可适。元祐史官认为韩存宝之死是因为“时方大举伐夏，故诛存宝以令诸将”，从神宗御批“韩存宝出师逗挠，遇贼不击，杀戮降附，招纵首恶，已正军法”并专门抄送陕西沿边诸路帅司来看，上述意见是有道理的。王赡被卷入哲宗死后旧党反扑的浪潮，枉死流放途中。王君万、韩存宝都是一路总管，王赡亦以正任团练使、熙河路钤辖的身份都护陇右，掌握湟鄯军政大权，地位不在寻常路总管之下。宋仁宗亲政后，罕有其他因政治原因不得善终的高级武将，北宋中后期的寒族蕃将却频繁遭此厄运，不得不说其背后存在某种结构性因素。
同为蕃将，刘绍能被指责暗通西夏，本人又确有亲属在西夏境内居住，故一度被押赴御史台审查，但最终在神宗的直接授意下官复原职。世袭鄜延路小胡族巡检的胡继谔受到本路帅臣庞籍劾奏“诛剥蕃部，其下多怨讟”，因此被解送京师，旋因陕西转运使卞咸“言边人颇思继谔”而不复加罪，本人调任虢州都监，另择族人继任本族巡检。部酋蕃将常能得到从轻发落的优待，固然与其较少深入参与朝廷政争、所犯多为事务性罪责有关，更关键的还是他们背后部落族众的社会基础，这一点在胡继谔案中尤为明显。一方面，宋朝刻意限制部酋蕃将的晋升渠道，又积极推行部族分化政策，瓦解内附蕃部势力；另一方面，宋朝的防范措施恰恰透露出他们对部酋蕃将及其世袭部落的忌惮，在处置部酋蕃将时态度相对慎重。与此相反，高度依附国家体制、缺乏部落组织支持的寒族蕃将在晋升渠道较少受到限制的同时，却也在面对政治风险时更为脆弱。
相较于部酋蕃将，寒族蕃将“蕃汉之间”的特质更为突出。从制度架构来看，他们的升迁渠道与汉人将官相仿，似乎不受朝廷对蕃官职任、阶次等禁约的限制；从政治生态出发，在强调夷夏大防、文化气质内向的北宋，他们又仍被士大夫攻讦为不可信赖的“蕃夷之人”，不被朝野上下所信任。在宋神宗以降的西北拓边中，他们既凭借自身的军事技能在正规军内部逐级晋升，又利用通晓蕃情的特长为宋朝抚纳部族势力、征募蕃裔兵士，某种意义上成为宋朝与蕃族交往互动的中介，官位迅速升迁。从王赡、王博先兄弟的仕履来看，寒族蕃将在北宋晚期仍能仕至路级军事长官或缘边重镇知州并统领蕃汉大军。但是，他们的威势又比部酋蕃将脆弱得多，这一点在两宋之际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刘光世、李显忠为代表的部酋蕃将在两宋之际大绽光芒，寒族蕃将却相对暗淡。两种蕃将的不同结局，关键在于他们权力来源与社会基础的不同。部酋蕃将始终与其部落族众保持密切联系，刘光世行至邓州时仍可派单骑返乡征发部落内的未籍余丁；寒族蕃将的权力则建立在北宋军队中的科层制上下级关系以及宋朝边疆治理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之上，随着北宋正规军的崩溃与南宋失去对西北边疆地区的控制，寒族蕃将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壤，迅速淡出历史舞台。出身“西蕃部落”的环州人杨惟忠长期在正规军系统内晋升，北宋末仕至高阳关路马步军副总管，在靖康年间率河北兵勤王赵构并出任大元帅府五军都统制，一度成为赵构麾下最高级的统兵官，但旋即失势，被评为“官崇志满，不肯尽力，声誉日衰”。与以本族部众为核心部曲的刘光世不同，部下多由河北溃兵盗匪整编而来的杨惟忠更可能出身寒族蕃将，其晚景或可作为该群体历史结局的一个注脚。
结语
与唐代蕃将相仿，北宋蕃将亦可依据其与部落的关系分为部酋蕃将和寒族蕃将。作为北宋时期文献记载最丰富的寒族蕃将世家，王赡家族无疑是理解北宋寒族蕃将特征的典型案例。他们可能原系秦州洛门谷西部一带的吐蕃部民，随北宋西部边境的拓展而以弓箭手的身份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在熙河开边中屡立战功的王君万蕃族底色浓重，其子侄王赡、王赈则不仅崇文好礼，更刻意隐讳家族的蕃族出身，在继承熟悉蕃情这一特长的同时，已经表现出较高的汉化程度。同始终控制世袭部落的部酋蕃将相比，传世文献从未记录王氏家族存在长期控制的世袭部曲。他们往往凭边帅的赏识而晋升，又常因卷入政治漩涡不得善终，被视为青唐首功的王赡更成为北宋晚期党争的风向标人物，其仕途起伏系于朝堂政局之变幻。以上种种，从不同侧面证明寒族蕃将由于脱离部落生活、依附国家体制，已经走上与部酋蕃将不同的发展道路。
文章来源：原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2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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