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使诸葛亮赢得了世世代代的仰慕和赞颂。归纳起来，它的基本设想可以分为两点：第一，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大势，提出了三国分立的思想；第二，规划了刘备集团以“跨有荆、益”、“外结好孙权”为核心内容，北伐曹魏、兴复汉室为奋斗目标的立国大计。
数十年的三国纷争，证明了《隆中对》“三分天下”思想的合理性，同时也证明了“跨有荆、益”思想的不合理性，《隆中对》的设想最终只实现了一半。它的成功和失误引起了古往今来的人们的反复思考。“三分天下”的设想为什么能与以后历史的发展相吻合？也就是《隆中对》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各地区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所以封建经济的发展具有局部性和地区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有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因此，封建社会的统一大帝国，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用经济纽带联结而成的整体性的统一，而基本上是一些军事的和行政的联合体，即某一政权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强有力的军队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对全国的暴力支配。
恩格斯说：“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如果用这种经济观点来考察封建社会的统一与分裂的基础，那么所谓统一，无非是某个社会集团利用经济比较发达、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对其他地区的控制。而所谓分裂，不过是由于某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使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趋于平衡，而达到近似势均力敌的状态在政治上的反映。它根源于经济区域之间的对抗。
三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少见的，在完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由于社会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典型的分裂时期。因此，考察一下汉魏之际的经济形势，应该是解决我们前面所提出的问题的关键。
由于优越的土壤和灌溉条件，关中和山东地区一直是秦汉时期中国经济的重心所在。秦、汉帝国都是以这一地区作为自己的基础的。张良说，关中“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占据关中可以“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楚汉战争的时候，萧何在关中辛苦经营，“给食不乏”，终于使刘邦取得了最后胜利。两汉之际，山东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光武复兴以后，即使关西之人把关中吹得天花乱坠，刘秀最后还是定都洛阳，依靠山东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由此可见，秦、汉帝国，主要是依靠关中和山东地区来对其他地区，特别是对当时还处于“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的长江流域进行统治的。这两个联结在一起的地区构成秦、汉大一统帝国的支柱。
但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却使北方特别是关中和山东地区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汉末，“三辅民尚数十万户”。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放兵劫掠，攻城剽邑，结果“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山东地区由于是军阀混战的主要战场，所遭破坏更为惨重。董卓挟驾西迁时，一把大火，洛阳及周围二百里被夷为废墟，千年古都，毁于一旦。此后“关东诸州郡起兵，众数十万，……诸将不能相一，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东汉时徐州殷富，“户口百万”，曹操攻破陶谦，肆行杀戮，自泗南以至夏丘，鸡犬不留，“墟邑无复行人”；青州刺史焦和参加内战，“州遂萧条，悉为丘墟”。
战乱和疾病使北方人口急剧下降，“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一直到曹魏立国以后，当时人还说“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与此同时，土地大量抛荒，中等的土地都没有人耕种。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平民百姓的生活没有保障，甚至军阀部队的粮食都难以维持。“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连曹操也常常乏食，以至于到了寻三日粮而不可得，不得不杂以人脯的地步。
就在北方地区经济遭到巨大破坏的同时，长江流域特别是荆、扬两州，却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西汉时，长江以南还是相当落后的，所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及至东汉，牛耕技术传入南方，芍陂镜湖等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兴修，极大地改善了江南地区的生产条件。江南地区的人口东汉较西汉也有大幅度增加，如三吴地区增加了近十五万，丹阳郡增加了二十二万五千，零陵郡增加了八十二万三千，而豫章郡竟增加了一百三十一万六千之多。
黄巾起义以后，北方兵戈相寻，江南地区却相对平静，因此北方人民纷纷渡江避难。《三国志·魏志·卫频传》：“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山阳王粲、琅邪诸葛亮、颍川司马德操以及徐庶等大批名士也都纷纷避乱荆州，遂使荆州人物荟萃，学风蔚然。“沃野千里”的江东，江北士民流入者更不可胜计。查孙吴名臣中系汉末避难渡江者，就有吕蒙、胡宗、周访、诸葛谨、徐盛、是仪、滕胤、张昭、严峻、步隲、濮阳兴、赵达、刘惇、孔愉及周瑜、鲁肃等人。他们往往携带宗族，甚至部曲家兵。如鲁肃渡江时就是“使细弱在前，强壮在后，男女三百余人行”。大量北方士民渡江南下，不仅使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也带去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这对江南地区的开发，有重要的意义。
东汉末年，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它的富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称羡。鲁肃说:“荆楚……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左思在《吴都赋》中则这样描绘江东地区的繁荣：“四野则畛啜无数，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异等，象耕鸟耘，此之自与，穱秀菰穗，于是乎在。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这说明当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具备了割据自守的经济条件。
位于长江上游的益州，它的开发比荆扬地区还要早些。战国末年，秦将司马错曾以“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为由，建议取蜀以为伐楚之资。自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以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东汉末年，中原大乱时，蜀土比较安静，社会经济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所以，许多高明之士多劝刘备图取益州作为立国的基础。庞统劝刘备说：“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也说：“益州险塞，沃野万里”。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益州之富，不下荆扬。
总而言之，东汉末年迄三国初年，南北两方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关中和山东作为一个基本经济区曾经支配长江流域达几百年之久。但是，经过残酷的战争破坏之后，这里的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使任何一个社会集团都暂时无法利用这一地区去支配和控制其他的经济区，从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而长江流域的益州和荆、扬地区，社会经济都在东汉以来的基础上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两个地区的开发，削弱了占统治地位的北方地区的经济霸权。虽然益州和荆扬这两个经济区域在当时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与中原抗衡，但二者的联合却足以造成一个攻虽不足、守则有余的局面。从总体上来看，益州、荆扬和中原这三个相互对抗着的经济区已基本上形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隆中对》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诸葛亮透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形势，预见到了三分天下局面的必然产生，并要求刘备集团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努力争取这种局面的实现。这反映了诸葛亮所具有的第一流政治家的非凡的洞察能力。但是，三足鼎立刚刚实现不久，历史的发展就脱离了《隆中对》所设计的轨道。荆州丢失于前，夷陵大败于后，诸葛亮没有实现“跨有荆、益”的计划，从而他的两路出兵、北伐曹魏、兴复汉室的远大抱负也未能实现。诸葛亮虽然壮志未酬，但却吸引了人们反复探求：酿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难看出，“跨有荆、益”是《隆中对》所规划的全部立国大计的支点。“外结好孙权”也好，出师北伐也好，都是以“跨有荆、益”为基础的。然而恰好这个支点，正是《隆中对》的失误之处。表面看来，荆州的丢失是因为关羽的刚愎自用，骄傲轻敌。其实，这里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荆、益两州并不是联结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区域。当时，这两个地区基本上是处于对抗的状态，任何一个社会集团都无法利用荆州去控制益州，或者反过来利用益州来控制荆州，从而把自己的政权建立在两州之上。
首先，益州是一个险固四塞的独守之国，益州地区的地理形势使它成了一个几乎与外界无缘的孤立世界。西面的邛崃山、大雪山，南面的娄山，特别是北面的秦岭、大巴山和东面的巫山，象一围高耸入云的墙壁环抱着四川盆地，隔断了它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联系。同时，这个地区气候适宜，土壤肥沃，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使四川很容易以独立的和自给自足的方式而存在。梁启超说：“以政治地理细校之，其稍具独立之资格者有二地，一曰蜀，二曰粤。……蜀，扬子江之上游也，其险足以自守，其富足以自保。”因此，四川“每天下乱，则常独立，而其灭亡最后”。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建立于四川地区的割据政权是很多的，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三国时期的刘备，西晋末年的李特，五代时期的王建和孟知祥，元末的明玉珍和明末的张献忠，都曾在这里建立过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它基本上是以一个独立经济区的姿态而存在的，其他地区要想支配它，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其次，荆、益之间的交通极为不便，也是不能形成“跨有荆、益”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两州之间，横亘着著名的巫山山脉。那里是崇山峻岭，没有陆路可通。当年吴蜀夷陵大战时，刘备败归白帝，镇守江北的黄权就因为退无后路而不得不投降了曹魏。
本来长江横贯荆、益，可以成为两者之间的交通孔道，但从益州东部重镇永安，到荆州西部重镇西陵，其间长达二百余里，长江横切巫山山脉，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三峡两岸崖壁峭立，江面奇窄，水流湍急，加上崖壁崩塌严重，江中滩礁纵横，航行十分困难。特别是瞿塘峡西口的滟澦滩，横锁江心，更为航运大患。有人说，三峡是世界上航行最困难的一个地区，这并非夸张之辞。
△ 夔门滟滪堆旧影
交通的方便与否，是一个地区能否有效地控制另一个地区的先决条件。荆、益之间复杂的地理和水文形势，给用兵、运输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阨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艦”。因此，表面看来，荆、益二州接境毗连，经济富庶，是一个争王图霸的理想场所。但由于交通如此不便，实际上这两个地区却很难互相联系，桴鼓相应，而成为两个天然的对抗地区。
可见，“跨有荆、益”的计划只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如果蜀国奠都江汉，用荆州作为基本经济区来支配益州的话，其无法成功是很明显的。因为，益州既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对抗强大的中原王朝，自然也完全有力量来对抗一个势力要弱得多的荆州。还在刘备驻兵公安的时候，孙权向他建议共取巴蜀。刘备以“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刘璋虽弱，足以自守”为由，“拒答不听”。《九州春秋》说这是刘备“欲自图蜀”的借口，固然不错，但刘备所说也并非全是谎话。假如不是张松、法正出谋划策，“里通外国”，假如不是刘璋愚蠢至极，开门揖盗，刘备以荆州一地，数万之兵，图取益州，真是谈何容易。
刘备打败刘璋，取得益州的统治权以后，立即把自己的战略重心从荆州转移到了益州，留下关羽一支孤军镇守江陵。这并非刘备、诸葛亮不重视荆州，而是不能以楚制蜀这一客观形势使然。诸葛亮把战略重心转移到益州后，一方面由于益州的地理形势“于进取不甚宜”，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荆州“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号称“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经济力量并不比益州弱多少。诸葛亮在益州南征北战，大小战争以百数，而所动用的兵力，最多不过十来万人，与荆州的兵力基本相等。因此，要想以益制荆，从而形成“跨有荆、益”的局面，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跨有荆、益”是《隆中对》的失误，除去荆、益两州在经济上的对抗之外，还因为“跨有荆、益”和“外结好孙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当时的形势下，吴蜀联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两家的生死存亡。对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如蜀汉大臣宗预对孙权说：“蜀土僻小，虽云邻国，东西相赖，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对此，孙权极为叹赏。公元229年，孙权在建康称帝，遣使报蜀。以兴复汉室为己任的诸葛亮对孙权这种大逆无道的犯上行为不仅没有奉辞伐叛，反而以“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之词来劝慰要求“断其盟好”的部下，并“遣卫尉陈震庆权正号”。可见，联吴政策在诸葛亮的头脑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纵观诸葛亮一生，可以说他是始终积极奉行这一政策的。
然而，荆州却是处理吴蜀关系的焦点。这是因为荆州“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东吴〕国之西势”，东吴若不占据荆州，就很难立国。早在孙坚、孙策时期，东吴就已经开始规略荆州。赤壁之战以后，刘备以荆州牧屯据荆州要地公安，不过拥有几万兵力，已使“占据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的孙权心怀畏惧，“进妹固好”。
从历史上来看，东晋时期的数次“荆扬之争”，总是上游打败下游。占据荆州的权臣，不必担任中央的要职就可以遥制朝政，专权自恣。晋代何充曾经说过：“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者。这些充分说明，荆州对于要地。如果蜀汉“跨有奠都建康的东吴来说，“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可谓决定生死存亡之荆、益”，吴蜀两国之间就失去了平衡，对这样一个重要地区，孙权当然不会掉以轻心，而是必定要下死力争夺的。如果东吴不能占有荆州，那么西部门户大开，最大的威胁乃是刘备而不是曹操。所以，夺取荆州是孙权实行联蜀抗曹政策的根本前提。
这样，《隆中对》的“跨有荆、益”就和“外结好孙权”的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所以要实现吴蜀联盟共抗曹魏，就必须让荆州归属东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诸葛亮毕竟是高明的。在“跨有荆、益”和“结好孙权”不能并存的时候，他没有固执己见。在刘备集团入主益州以后，诸葛亮似乎就已经意识到荆州非蜀汉可能统属。所以，当关羽发动旨在巩固荆州的襄樊之战的时候，诸葛亮没有派一兵一卒前去增援。
章武元年，刘备发动了争夺荆州的夷陵之战，结果猇亭大败，逃回白帝，不久病死永安。对此，诸葛亮无可奈何地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可见诸葛亮对争夺荆州并不抱积极态度。刘备刚刚死去，诸葛亮就派邓芝使吴，承认了孙权对荆州的占有，恢复了联盟关系。从此以后，蜀汉再也没有夺取荆州的打算。荆州成了孙权的实力范围，吴蜀联盟也就一直维持到蜀汉灭亡。诸葛亮之所以要这样做，乃是因为“结好孙权”毕竟要比“跨有荆、益”重要得多。失掉荆州，还可以立国巴蜀，但若不同东吴结盟，共抗曹魏，三国鼎立的局面就很难维持。
总之，对蜀汉来说，荆州的丢失，并非由于关羽的麻痹大意，而是当时“跨有荆、益”完全没有实现的条件，以此为基础的两路出师北伐的计划当然也只能落空。因此，诸葛亮的悲剧是从《隆中对》开始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原载《文史哲》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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