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早年尚志，但是由于遭到政治的昏暗，他无心入仕，只用隐讳的诗文，用放诞不羁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反抗。在中国历史上，像阮籍一样的人很多，他们多是中国的文人。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他们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避儒就道成为他们身处乱世的选择。
一、在中国历史上，阮籍是以放荡不羁著称的。但是作为一个文人，他并非起初就如此的。
从其家世来看，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才华出众，而又有种傲然的风骨，很得曹操赏识。虽然早年丧父，但阮籍还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即以勤奋好学、不慕虚荣、道德高尚的古代贤者——颜回、闽子赛为效法的榜样，刻苦攻读《书》、《诗》，学习儒家有关修身养性和治国平天下的种种道理。”饱读诗书的阮籍在文学上取得了很高的造诣，许多流传至今的诗篇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还喜爱击剑，并经常练习，剑术达到了较为精湛的程度，在其《咏怀诗》第四十七首中他这样写道：
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成。英风接云霓，超世发奇声。
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坷。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
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
不仅如此，在修身养性方面他也堪称一流。
在那个年代，科举制尚未创立，想要进入仕途多是靠“进入国子学读书，身怀一技之长，得父辈恩荫”，但要想真正得到朝廷的重视还是需要通过察举和征辟。于是，“名，成了入仕的最大资本。”文采，剑术，涵养，有了这些，便有了名，有了入仕得到重用的资本。
阮籍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曹魏政权处于强势的时候度过的，在当时士人积极奋发精神的影响下，又因着父辈与曹氏家族的感情，他的建功立业之心已是非常强烈。“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然而，等到阮籍真正到了可以踏上仕途实现自己多年宏愿的年龄时，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齐王曹芳年幼执政，实际大权落在了掌管军队的司马氏父子手中，曹魏中央政权逐渐式微。此后对皇位觊觎已久的司马氏集团就开始了篡权的计划，政治也随之走向了黑暗。正始十年司马懿制造“高平陵事件”，“著名士人何宴等人并受诛戮，史称此次诛戮‘天下名士去其半’”。“高平陵事件”之后，他们的真面目终于公诸于世，为了遮掩自己的丑陋行径，拉拢当时的名士成为他们的一种重要手段，如若不与之合作，则以武力镇压，正始名士的悲惨命运便由此开始。
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残酷斗争无疑将整个社会推入了黑暗的深渊，文人这一敏感的特定阶层在面临这一残酷的现实环境中，其建功立业的机会和期望不但被剥夺，而且，其政治信念和伦理理想也遭到彻底的摧毁更面临着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忧。在政治高压下，文人名士或丢命保节，或丢节保命，而阮籍大概是两者都不愿丢，他想活着，想干干净净地活着，但是声名威望已经让他走进了司马氏父子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他难以逃脱。装作糊涂，逾越常规也许是他最好的选择，于是，早年积极入仕之心已荡然无存，他走上了放荡不羁之路。对于司马氏强塞给的官职，如果真的推托不掉，就上任敷衍了事。不论是否为官，他都是终日饮酒，烂醉如泥，或驾车纵行，途穷恸哭而返。清醒的时候吟诗作赋成为他寄托理想，抒发悲愤的最好办法。《咏怀诗》中的不少篇章都是这种心情的流露，如第二十二首：
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荣？
修竹隐山阴，射干临增城。
葛蕾延幽谷，绵绵瓜瓞生。
乐极消性灵，哀深伤人情。
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
可以看出，悲愤失意的阮籍对“太清”之境充满了向往。
二、历史上像阮籍一样的人很多，他只是中国古代乱世文人的一个缩影。
幽兰、修竹，这些意象在中国古诗词中出现得太多了，以此为喻表达悲愤之情的诗篇在《全唐诗》中稍微一翻就能找到不少，中国历史上像阮籍一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因为仕途失意而纵情于酒，吟诗作画，回归田园。陶渊明看不惯官场的相互倾轧，一首《归园田居》让后人为之折服；杜牧、李商隐、张祜、许浑、赵嘏等一大批晚唐诗人无奈盛唐的气象已去，国势日趋衰微，面对现实，他们自感无力，只在悲苦的咏叹中过完余生，杜牧也成为沉溺于青楼妓馆的名人。“元四家”之中的著名画家王蒙生活在元朝走向灭亡的时候，社会的动荡粉碎了他原本美好的梦，没有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他也就失去了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于是，归隐山林也就成为他的绘画作品的主题。
探究这些人的生活背景，他们和阮籍有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他们早年就受到积极入仕风气的影响，饱读儒家经典，只待一朝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然而世事并不如愿，治世与乱世在古代社会总是频繁交替的。在乱世，社会上更容易上演一幕幕丑剧；在乱世，很多时候靠的是力量，而非正义与否，就像司马氏集团与曹魏政权的斗争，就像正始文人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手无寸铁的文人与普通百姓似乎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有区别，他们也许只有更多壮志未酬的悲愤。在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下，中国文人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理想，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自己的座右铭。他们正是这样做的，在政治昏暗时，他们不与世人同流合污，保持着自己的高洁。既然仕途已无路可走，他们只有抚平自己激昂澎湃的心，慢慢静下来，回避肮脏的现实，在云深林密的山中抒发内心的愁苦。归隐，不管是隐于朝中还是归于山林，都与道家的思想主旨相契合，在乱世，在政治昏暗的时候，避儒就道作为一种精神，被纳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为悲苦忧愤的知识分子打开了另一条出路。
出淤泥而不染，这种精神历来是为世人所赞颂的，在越来越高的赞颂声中，遭遇仕途挫折的知识分子也就很容易以先贤为榜样，走上避儒就道的道路。面对现实社会的黑暗，面对统治阶级的残暴或腐朽，他们无力反抗，只有苦苦守着已经破碎的梦，眼睁睁地看着无道的君主或是险恶的小人祸国殃民；或者说他们有过反抗，以辞官不做或是含沙射影的诗文来反抗。但不管怎么样，其结果总是一致的，在政治昏暗的时期，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
作为一代的文人名士，他们是思想界的领袖，但是当人们的思想陷入混乱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起到积极的能动作用。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和强大的统治集团公开对抗，即使是现代许多人也认为“他（阮籍）无力承担重整乾坤的重任”。拨开世人对他们的称赞，我渐渐地对这种处世的态度产生了怀疑。
三、在笔者看来，阮籍以及中国其他文人的反抗是消极的，无济于事的。究其原因，便在于他们脱离了最有反抗力量的阶级——劳动阶级。
阮籍是想通过自己对做官的敷衍了事，以及种种怪诞的行为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反抗，还有更多的人托物言志，寄托对现实的不满，但实际又怎样呢？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腐朽政权体系仍在继续，最后发展到一个极端的时候，有人出来反抗，推翻这个政权的仍旧不是这些文人，他们甚至在别的力量已经开始反抗行动的时候仍无动于衷，“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起兵讨伐司马师。……甘露二年（公元257年），镇东大将军诸葛诞杀扬州刺史乐琳，并连吴起兵，再次掀起反对司马氏集团的浪潮。”在史料中，没有一点关于阮籍等文人支持支持这些起义的记载，虽然这些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可以想见，作为士人的领袖，如果阮籍等人起来振臂高呼，号召大家对这些行动进行支持，天下士人必然会云集响应，这将会对司马氏集团带来重大的打击。
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中国古代文人也不会有那样的意识。纵观中国社会历朝历代起来反抗的力量：“李渊出身于关陇贵族，任隋太原留守。”赵匡胤原为“后周禁军统帅殿前督点检”。朱元璋曾“参加郭子仪的红巾军起义”，并逐渐拥有军权。这些人无一出身于中国的士阶层，为什么？为什么中国的文人士子不能起来反抗并取得成功呢？为什么他们会低估自己的能力让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落空呢？关于这一点，人们多是从他们的忠君思想去分析，认为他们把自己放在了历史的配角地位，他们愿意以一位贤明的君主为依托，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分析我是赞同的，但我认为这其中还有别的原因，就是士阶层的阶级局限性使得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的反抗力量在何处，因此他们也不会发动这些力量。
也许他们不会想到，反抗的真正力量就是他们眼中所谓的“粗人”：劳动阶级。士人当中当然也不乏在为官时“为民请命”的人，但是由于受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思想的影响，他们的努力是为了巩固皇权，是对朝廷知遇之恩的回报。总体来看，一心想着步入仕途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这些“粗人”走得太远了。在苏东坡的《石钟山记》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如果士大夫和渔工水师能够很好地沟通的话，二者的互补不是可以很容易破译石钟山的秘密了吗，而事实却绝非如此。于是我们可以想见，在那个时代士大夫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沟壑有多么的深！即便是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接受了清政府让他镇压广西农民起义的命令（幸好他死在了赴任途中，否则后世对他的评价或许就改变了。）。所以说，士阶层不会看到下层劳动人民的力量。他们只会像阮籍一样，胸中块垒难以排遣，用放诞不羁的行为，用诗酒遮遮掩掩地表达反抗的情绪。或者因为性格不同，像嵇康那样引颈相向，慷慨壮烈。但是正如鲁迅所主张的，不要做无谓的流血牺牲。嵇康倒下了，却挡不住司马氏集团篡夺皇位的车轮。制造“天下名士去其半”的惨剧，司马氏父子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在他们眼里，在军权面前，士阶层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卒，不过是一颗小小的棋子。
是的，士阶层自身是弱小的，他们不能独自承担拯救国家的重任。只有与下层民众下结合，实现先进的思想与坚实的力量相结合的局面才能让重整山河的梦变成现实。但是直到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都仍旧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由于脱离了人民群众，革命没有强大的后盾力量做保障，这也成为最终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的原因之一。即便是中国共产党，也是经过一番迂回之后才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真正动力。而且，我认为许多中共的领袖人物也是出身于文人的，比如毛泽东，他早年也是熟读了儒家经典的，颇有些“书生意气”，但是他认识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并且提出了发动农民战争的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党的感召和教育，四万多知识分子奔赴了延安，这里以其中的杰出代表范文澜为例，“他本是一介书生，……‘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范文澜在河南大学任教。他立刻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中。”范文澜早年投身于“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到延安后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研究，“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试想，如果这一时期的文人仍旧仅仅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而避儒就道，放诞不羁，归隐山林，那么谁来拯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如果他们都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的位子上，继续脱离广大的劳动阶级，那么中国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成功？所以，正是知识分子克服了这种阶级局限性，成为人民当中的一员，才扭转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局面。（李谨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