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翰、詹最优之途，莫如两书房行走，而保荐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阁部最优之途，莫如军机处行走，而保送之时，但取工于小楷者。……
今日之翰、詹，即异日之督抚、司道也，甫脱乎小楷、试律之间，即与以兵、刑、钱、谷之任，又岂可但观其举止便捷、语言圆妙而不深究其真学真识乎？”
上面这段话，摘自晚清时期一道著名的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上疏的时间，是在咸丰元年（1851年）。文章的作者也很出名，是后来创立湘军的关键人物，晚清一代名臣曾国藩，而他在当时的职位，是礼部右侍郎。
在这份奏疏中，曾国藩提到了朝廷风气中存在的三个问题，让咸丰皇帝要多加注意，以“预防流弊”。
但实际上，曾国藩自己都说，很多问题是自道光中叶以来，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的。流弊已深，早就谈不上预防，曾国藩用委婉的说法，其实是希望咸丰能够及时采取改革措施，刮骨疗毒，改变朝士多年来的颓丧之气。否则风气继续沉沦，想要挽回，将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
曾国藩所提到问题中的一点，是科举考试中存在务虚不务实的现象。
衡文取士，是抡才大典，立国的基石。何以言之？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不是金矿，不是能源，而是人才。自古以来，人才兴盛之邦，即便地处贫瘠弹丸之地，也可称雄一方；而人才零落之国，就算建立在油田上，也只会沦为他人案板上的肥肉而已。
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从翰林院毕业之后，十年间曾国藩累迁检讨、侍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曾国藩这一路官途，起点刚好就是道光中叶，他自身就是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场考试走过来的。曾国藩身在局中，对其中的弊病自然有切身体会。
朝廷选拔人才，只看谁写的书法比较美观，谁用的辞藻比较华丽，而文章策论的内容，却几乎不在考察的范围。如此一来，士子们整日钻营的，就是怎么把书法练好，写一手乌、方、光、大的馆阁体字。为官所必备的经世济用的真知，则鲜有人问津。
这样下去，结果将是朝堂被一群浮华讨巧的伪知识分子所占据，真正办事的人才要么被排挤出权力中枢，要么事事被人掣肘。皇帝身边官员的素质，决定了政府的效率，若这里面大多都是庸臣，则行政效率之低下，便可想而知了。
有朋友可能会问，曾国藩既然早就知道这些弊端，为何不早点提出来？
记得我们之前提到，道光一朝自曹振镛秉政以来，言路被阻遏，曾国藩即便想指出问题，奏折也到不了道光的案头。而咸丰登基之初，新帝上任三把火，有罢黜庸臣，下诏求言等开明举措，曾国藩这才壮着胆子，上了这么一道措辞有些激烈和直白的奏折。
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的奏疏后，评了八个字：“迂腐欠通，言尚可取。”咸丰对曾国藩的忧虑并不以为然。
不过，曾国藩的意见虽然并没有被完全采纳，但却直接揭露了一直存在但没人敢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引起当朝者的警惕。后来曾国藩得到大用，畅行其志后，为国发掘和培育人才，也一度挽回了清王朝衰败的局面，开启了历时三十年的“同光中兴”时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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