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就好比一个长期供求合同，价格是固定的，而且反映的是最初某种特殊情况下的供求关系。
在同盟政策方面，中国人认为自己吃过大亏。我们建国后接连两次“同志加兄弟”的亲密结盟——中苏同盟、中越同盟，后来均反目成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更何况接连被盟友咬了两次？于是在第二代领导人主导的对外战略中，结盟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将其定义为冷战思维的产物，宣称奉行“真正的不结盟”，强调在国际事务上须“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确定我们的态度”，言下之意，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也不以亲疏定政策态度。如果把它作为“韬光养晦”大战略底下的一个分支，那么这种联盟政策是说得通的；但是如果仅仅是一种对负面经验的本能反弹，甚至演变成一种教条，那就需要认真反思了。按照我的理解，至少有两种相互补充的视角来评价和反思中苏、中越反目：第一种是谈判地位变化说，第二种是同盟领导权争夺说，本专栏分两期分别阐述。
中苏和中越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只不过中国前后扮演的角色正好相反。其实恰恰是这种双重性妨碍了我们深入系统地反思自己的这段战略史，因为这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历史评价中的两难：当你批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时候，很难反驳稍后越南对你的指控；反过来当你批评越南气量狭窄，不顾大局，忘恩负义的时候，似乎就是在指责当年自己的对苏政策。这种两难就是历史对我们的讽刺，也恰恰说明国际战略中的伦理主义取向之无助。
中苏同盟和中越同盟相比有以下几点共性：两个盟国之间实力悬殊，却又山水相邻，而且存在历史恩怨；双方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但是结盟背后的最初动能仍然是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同盟关系对于双方各自的重要性是不对称的。
当年中国选择“一边倒”，投靠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认同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是借助苏联阵营的力量来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应该说是一个最根本的动能。在中苏同盟内部，双方的谈判地位悬殊甚大。这种谈判地位的差异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实力的差距，二是这个同盟关系在双方眼里的重要性不同。双边关系对于双方的重要性不一样，导致各自愿意为此付出的代价，包括物质的、心理的、政治的各种有形无形的代价，大不一样。这种道理在商业活动中是常识，在国际关系中也是如此。对于上世纪50 年代早期的中国而言，中苏关系极端重要，政权的生存、巩固和发展都系于此。而对于苏联而言，中苏同盟固然重要，但远不至于生死攸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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