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北京进入深秋时节，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在家中接待了一位来自兰州，年龄三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当看到这名中年妇女的一刹那，伍修权不由得湿了眼眶，说道：“
我找了你几十年，终于又见面了
。”
第二天，伍修权带着女子，到北京一处四合院拜访刚刚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同志。走进院子后，女子看到身穿白色短袖的爷爷，原来就是邓小平，她怔在当场，久久说不出话来。
邓小平
伍修权看出了女子的紧张，带着她来到邓小平身前，介绍说：“
小平同志，我今天给你带来一个小客人，你看她像谁？
”
邓小平听完这话，立刻对这名女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仔细端详着女子，只觉得两人似曾相识，但一时想不起她究竟是谁。
“
她是丛德滋的女儿，名叫丛丹
！”伍修权不卖关子了，直接公布了答案。
“
丛德滋...丛丹...你和你父亲长得太像了！
”邓小平顿时明白过来，紧紧握着丛丹的手，感慨地说道。
00001号烈属证
听到邓小平提到父亲的名字，又想到自己这些年遭受的委屈，丛丹再也控制不住，泪洒当场，像孩子一样扑到邓小平的怀里，抽泣起来。
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感同身受，上前抚摸着丛丹的头，劝说道：“孩子，别哭了。”
邓小平挥了挥手，制止了卓琳，说道：“别劝了，让她哭个够。”
那一天，邓小平夫妇、伍修权、丛丹几人聊到很晚，对于丛丹问到的关于父亲丛德滋的经历，邓小平一一解答。送丛丹出门时，邓小平再次叮嘱道：“
孩子，以后有事你直接和我说。
”
那么丛丹是谁？她为什么会千里跋涉，到北京先后拜访伍修权和邓小平？这几十年间，她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困难？
丛丹姐弟
手捧烈士纪念证，上京求证
丛丹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对父亲的了解，一开始来自于一张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烈士纪念证。
1951年春天，10岁的丛丹正在家中玩耍，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她走出门一看，兰州市政府工作人员正在将“革命烈属”的门匾挂上丛丹家的大门，又将一块玻璃镜框送到丛丹父亲高克明的手上。
丛丹年纪还小，认不全玻璃镜框上面的字，只听家人说，
这是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第00001号革命烈士家属纪念证”，表彰丛德滋同志在革命时期做出的杰出贡献，向其家属发放抚恤金，并发此证以资纪念。
这是丛丹第一次听到丛德滋这个名字，她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当天晚上，父亲高克明把她叫到房间，表情严肃，告诉她：
“其实，你不叫高锦明，你原名叫丛丹，墙上的烈士丛德滋，才是你的亲生父亲！
”
晚年丛丹翻阅父亲的资料
高克明说的这番话，让丛丹不知所措，当晚，她找到母亲王竹青求证，在王竹青的回忆中，她才了解到父亲的真实身份。从那天起，她和弟弟的名字恢复为丛丹和丛甘。
在那之后，丛丹开始享受烈士子女的待遇，在学习生活上颇受照顾。后来，丛丹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并结婚生子，过着安定平和的生活。
然而当特殊时期到来时，丛丹突然被告知，丛德滋成了“苏修”，她也因此受到牵连，失去了工作，只能带着儿子艰难求生。那几年时间，丛丹经常盯着墙上的“烈属证”陷入沉思，
她实在不明白，自己的父亲明明是革命烈士，为何会被定性为“苏修特务”？
为了揭开这个谜团，她开始四处奔走，努力拼凑出父亲丛德滋的人生之路。
1977年，经过十多年的调查和访问，丛丹终于搞清楚父亲的人生经历和牺牲过程，
这一年，她带着00001号烈属证，只身赴京，拜访伍修权、邓小平，向两位中央领导人进行最后求证。
当邓小平说出“你和你父亲长得很像”时，丛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
丛德滋
手握“笔杆子”，革命英雄
丛丹的父亲丛德滋，出生于1910年，辽宁凤城县人。
1926年，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向北挺进。丛德滋被革命浪潮所影响，内心燃起熊熊的爱国火焰。当李大钊先生被张作霖送上绞刑架时，丛德滋悲愤不已，就此立下投身革命的鸿鹄之志。
1928年，丛德滋考入东北大学，校长正是主政东北的少帅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迁至北平，丛德滋和一众学生，身背家国沦丧的奇耻大辱，立志打回东北，赶跑日本侵略者。
然而接下来丛德滋遭遇的一系列事情，彻底让他对国民政府的统治死了心。
1933年，丛德滋从东北大学毕业，进入东北军北平军分会政训会工作。彼时全民要求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呼声日盛，丛德滋一心想跟随部队打回东北。然而蒋介石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东北军到鄂豫皖，进攻苏区。
丛德滋满腔热血，却不得不把枪口对准自己人，在失望之余，他开始拿起笔杆子，接连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不顾民意、只顾内战的做法。丛德滋在爱国人士中名声大振，但也因此惹来牢狱之灾，被国民党关进监狱。
所幸张学良欣赏这个敢于直言的部下，从中斡旋，才将丛德滋营救出狱。
西安事变
出狱后的丛德滋没有收敛，继续宣传共同抗日的进步主张。1936年，他在张学良的授意下，创办进步刊物《西北响导》，他亲自执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发表23篇进步文章，宣传抗日，在陕西周边引起极大震动。
真正让丛德滋扬名天下的，是他以笔为枪，第一个报道出“西安事变”，让全国民众从中了解事件的真相。
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第二天，丛德滋奉命接管《西安日报》，，以最快的速度将西安事变的消息报道出来，宣传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谈判，丛德滋由此正式和共产党进行接触，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发表进步文章。然而好景不长，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后，东北军被分解，丛德滋被迫离开西安，继续抗日。
丛德滋
结识邓小平，隐蔽战线上的红色特工
1937年，丛德滋辗转来到上海，住在东北大学老同学王文杰家，并和王文杰的侄女王竹青谈起了恋爱。不久后，“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丛德滋抱着必死之心，积极投入到上海保卫战中，将一腔怒火发泄在日本鬼子身上。然而由于双方实力悬殊，上海最终落入敌手。
上海沦陷后，丛德滋接受王竹青的建议，回到王竹青的老家山西汾阳躲避战火，在此期间两人举行了婚礼。
当时，八路军总部正设在汾阳，丛德滋因此和八路军取得联系，结识了邓小平。此时的丛德滋内心苦闷，迫切希望能为革命做出贡献。邓小平经过和党组织商量后，决定利用丛德滋的特殊身份，让他打入敌人内部，进行地下情报工作，在隐蔽战线上做贡献。
谢觉哉
丛德滋报国心切，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奔赴兰州，接受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处长伍修权的直接领导。
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丛德滋在兰州创办《民众通讯社》，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进行广泛宣传，第一篇报道就写的是平型关大捷。
1938年10月，丛德滋在谢觉哉、伍修权的介绍下光荣入党，不过由于他的身份特殊，档案资料不能在党内出现，因此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
同年年底，曾扩情来到兰州，担任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在组织的安排下，丛德滋打入敌人内部，担任曾扩情的秘书。在此之后的3年多时间里，丛德滋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我党提供多份有价值的情报，完成了多个党组织交付的艰巨任务。在此期间，丛德滋也和他的直接上级伍修权结下深厚友谊，女儿丛丹出生时，伍修权还秘密到医院看望王竹青母女。然而随之而来的一场风暴，让这位红色特工牺牲在31岁的大好年华。
曾扩情
被俘惨死，36年后女儿见到邓小平
1941年初，皖南事变余波未平，国民党反共高潮迭起，兰州的地下工作风声鹤唳。在一次会面中，伍修权告知丛德滋，自己接到任务，即将返回延安，劝说他：“现在情况不好，风声很久，我们要做好准备撤离。”
丛德滋早已意识到危险，但他深知，如果自己离开，兰州的地下工作将陷入停滞，于是毅然决然地说：“
搞革命工作不能退缩，我能多坚持一天就是一天
。”
1941年1月20日，农历小年这一天，丛德滋接到上司曾扩情的电话，“邀请”他到家中赴宴。曾扩情从未请过自己吃饭，丛德滋立马意识到事情不对，他完全可以带着妻儿撤离，但靠考虑到这次赴宴，有可能从曾扩情口中得到更多的情报，于是他决定只身前往。出门前，他向妻子王竹青鞠了一躬，说道：
“为了摸清曾扩情的动向，我决定冒险去一趟，如果今晚8点我没有回来，就是被捕了......你要及时和组织取得联系，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兰州！
”王竹青只好含泪答应。
这一去，丛德滋果然没有回来。王竹青只好带着三岁的女儿丛丹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丛甘，离开兰州，到陕西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一年之后，王竹青收到兰州的一封来信，信是大沙沟监狱发来的，告知丛德滋在狱中死亡，让家属到黄河桥北的一处山洞内收尸。
王竹青恍然明白过来，那次赴宴，丈夫不幸被捕，在狱中壮烈牺牲了！
邓小平
1942年，伍修权辗转找到王竹青，将丛德滋遗属的情况汇报给中央。不久，邓小平亲自登门，代表中央对丛德滋遗属表示慰问。那年丛丹只有4岁，第一次见到邓爷爷，但由于年龄太小，后来便记不得了。后来，王竹青改嫁，嫁给丛德滋生前战友高克明，又搬回兰州。
1950年，中央开始落实烈士遗属待遇，丛德滋的入党介绍人，担任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第一时间想到丛德滋，于是在烈属证上写上“第00001号”。当他把烈属证拿给毛主席看时，毛主席颇为感慨，说道：“
我在西安事变时期就听说过丛德滋
。”然而在烈属证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1977年，丛丹经过十多年走访，终于大致还原出父亲的人生历程，为了给父亲恢复名誉，她带着那张早已泛黄的“00001号烈属证”，只身来到北京，求见邓小平。时隔36年，邓小平依然对丛德滋记忆犹新，见到丛丹如自己的亲人一般亲切，感慨道：“你和你的父亲太像了。”又接着说：“
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我
。”
那张泛黄的烈属证，是证明丛德滋身份的最后材料，不久后，在邓小平的过问下，丛德滋恢复了名誉，他在九泉之下，终于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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