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被称作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封建君王”，手提三尺剑以“布衣之身”得了天下。但直到他48岁之前，职位最高只做到辖区十里的“泗水亭长”。而且在十里八乡的名声也甚是不佳，有无赖、混混之嫌。
再看看跟着他打天下的班底，出身也是寻常之极。萧何连个县令都不是，管着一帮小吏，做的也都是些不痛不痒的杂事。曹参是个牢头，天天和囚犯打交道。夏侯婴是个赶车的，负责迎来送往的跑腿业务。樊哙是个杀猪的，好歹有自己的产业。混得最不济的当属周勃，编些草席贩卖为生，偶尔在婚丧嫁娶时吹吹打打，以贴补微薄的家用。
以上就是刘邦团队的整体构成，无赖、小吏、屠夫、吹鼓手，哪里有丝毫后来名帝、名相、名将的风范嘛！整个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可就是这帮人，打败了大秦、项羽，开创了四百年的大汉雄朝。他们也从一班不起眼的小人物，改头换面成了开国功臣，有这样的成就，当初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无数成就大功业的人，不是他们引领时势，而是被时势推着在走。一些看似偶然的突发事件，往往能够引发出人意料的变化。如果不是陈胜振臂一呼，刘邦也只能看着秦始皇浩荡的巡游车队，羡慕的想想：“大丈夫该当如此”。萧何也忙忙碌碌地干着他的杂务，运气好能当个县令。樊哙继续杀他的猪，夏侯婴赶他的车，闲了去找刘邦吹吹牛。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他们恰逢其时地赶上了秦末大变局，接受了时代的洗礼，一步一步的蜕变着自己，这才有了后来的青史留名。
宋朝名相吕蒙正曾作奇文《命运赋》，写道：“李广有射虎之威，到老无封。冯唐有乘龙之才，一生不遇。韩信未遇之时，无一日三餐…”。即使吕蒙正自己，未得志时，白天去庙里蹭粥，晚上住在破窑洞中，人人都憎厌他。等到自己当了丞相，吃香喝辣，人人巴结拥戴。
最后他总结到，“人说我贵，非我之能，此乃时也运也命也”。此言论虽有宿命论的观点，也不无道理。以李广的才能，未必及不上杀猪出身的樊哙，但怎么努力就是封不了侯。
真是时势造英雄啊！
如萧何、樊哙等人，虽出身卑微，但跟随刘邦过程中，能力、眼界也不断的提升。刘邦的队伍从最初的几百人，增长到后来的几十万。这些部属们所承担的责任，掌握的权力，也水涨船高。初时的才能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他们只能是边干边学，不断成长，以适应越来越高的官位。
以樊哙为例，刚开始手下管着几十个兵，如果这时就让他指挥千军万马，自然也无法驾驭，他的本事都来于实践的磨练。就像那位威震晋西北的李云龙，如果不是被时势推着从了军，还是一位在大别山区编筐的篾匠。如李云龙一般经历者，比比皆是。原本是默默无名的小县城，竟能出了数百位将军，他们本都是出身贫寒的“庄稼人”“泥腿子”。
“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刘邦“草台班子”的成员们，不能积极地去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他们仍然无法适应与时俱进的新形势。
试想，如果汉军进入咸阳时，萧何不是去保护秦朝的户册典籍，而是去争抢金银财物，就无法获得最重要的人口、地理、行政税收的第一手资料。如果刘邦鸿门宴遇险时，樊哙怯懦，没有勇敢挺身而出，也许大汉的首任天子都已不复存在。
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规律，亦有偶然的拐点。落实到个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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