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发展的，学习语言要有历史发展的观点。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又必须承认语言的继承性，看到古今汉语相同的方面；但是更应该重视语言的发展，看到古今汉语相异的方面。继承和发展，是矛盾的统一，忽视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对的。语言的各方面，词汇变化最快。旧词不断消亡，新词不断产生，词义不断演变。在学习古代汉语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古今词义的异同。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词：它们的意义直到今天仍旧是几千年前的意义，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的呢？有的。例如“鸡”、“牛”、“大”、“小”、“哭”、“笑”等，它们所指称的仍旧是几千年前的同一概念。这些是属於基本词汇的词，是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语言的继承性、稳固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但是，像这种意义几乎没有变化的词，在汉语词汇中只占少数。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词：它们的现代意义和古代意义是毫无关系的呢？也是有的。例如“该”字在上古和中古都只当“完备”讲（注：古代汉语里，字和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因此，研究古代汉语，传统上都以字为单位。本书为了行文的方便，沿用了传统的办法，在论及某个具体的单音词时，往往不称“某词”而称“某字”，如不说“‘该’这个词”，而说“‘该’字”，以下皆同此（只是行文上这样，但我们实际上还是以词为单位）。），宋玉《招魂》：“招具该备，永啸呼些。”王逸注：“该，亦备也。”到了中古以后才有“应当”的意义，在这后起的意义和“完备”的意义之间，我们看不出继承的关系来（注：《说文》：“该，军中约也。”段玉裁注：“凡俗云‘应该’者，皆本此。”但是“军中约”的意思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又如“抢”(qiǎng)字，现代是抢劫的意思；《庄子·逍遥游》中“抢(qiāng)榆枋”的“抢”，是“突过”的意思，《战国策·魏策四》中“以头抢(qiāng)地尔”的“抢”，是“撞”的意思，都和“抢劫”的意义无关。再如寻找的“找”(zhǎo)。《集韵》有个“找”字，那是“划船”的“划”(huá)的异体字，和“寻找”的意义无关，读音也完全不同。像这样使用同一形体而古今意义无关的词，在汉语词汇中更是少数。这少数字，有的只是同一个字，古今用法不同，表示不同的词；有的则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不够，它们的来历还没有被发现罢了。
就一般情况来说，古义和今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由于语言的继承性，今义从古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今古之间必然要发生关系。有些关系是比较明显的，有些关系是比较隐晦的。有些关系非常密切，竟致使一般人分辨不出古今词义的细微区别；有些关系比较疏远，却又令人误以为没有关系。我们对於古今词义的关系，不管是密切的还是疏远的，都应该加以注意。
在异同的问题上，难处不在同，而在异；不在“迥别”，而在“微殊”。
假使古代汉语的词都像“鸡”、“牛”、“哭”、“笑”等一样，古今词义相同，我们读古书的困难就会小得多。假使古代的词是死去了的，现代罕用的，当然对阅读古书会带来一定困难；但我们一查字典，也就解决了问题。例如“傩”(nuó)字，《辞海》说是“驱逐疫鬼”，我们一看也就懂了。又如上文所举的“该”（又写作“赅”）字，我们知道它在古代只有“完备”的意义，和现代“应当”的意义截然不同，那也好办，我们很容易就把古今词义分辨得清清楚楚。只有在古今词义“微殊”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误解，例如“劝”字，我们读到《左传》成公二年的时候，很可能把“以劝事君者”了解为“以此规劝事君的人们”。事实上，上古的“劝”只有“勉励”和“鼓励”的意思，这里的“劝”，只能作“勉励”讲。至于“善言规劝”和“劝解”的意义，那是很晚才有的。我们如果把古今词义之间这种细微的差别忽略过去了，那就没有真正地读懂古书。
又以“给”字为例。当我们读《战国策·齐策》，读到“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一句的时候，很容易把“给”字解作“给与”（给予）。的确，这样讲似乎也讲通了。为什么说“也讲得通”呢？一则因为现代“给”字所具有的“给与”的意义本来就是从古代“供给”的意义发展来的，所以二者自然能有共通之点；二则因为这样讲也能适应上下文。但是，这一句话的“给”字绝对不能解作“给与”，因为在那个时代“给”字还没有这种意义。
又以“再”字为例。“再”字在上古只有“两次”（或“第二次”）的意思。《左传》庄公十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僖公五年：“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这些“再”字都只能解作“两次”（或“第二次”）。要注意“再”和“复”的分别：“再”字表示动作的数量，它代替了“二”（古人不说“二而衰，三而竭”，也不说“一之为甚，其可二乎？”），“复”字只表示行为的重复，不表示数量。例如《战国策·赵策》：“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这里是“重复”的意思，所以用“复”，不能用“再”。现代汉语的“再”相当於古代的“复”，假如拿“再”的现代意义去理解古书中的“再”（特别是上古），就会产生误解。
总之，词义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产生发展变化的，时代不同，词义就可能有变化。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能不加考察地以今义去理解古书中的词汇。学习古代汉语，必须在字、词、句方面狠下功夫，有一个“求甚解”的态度，认真学会辨析古今词义的异同，进而还应该对先秦、两汉和唐宋以后的词义差别给予高度的注意。
在解释古代词义方面，《说文》所讲的词义基本上是可靠的。例如许慎在“再”字下面说：“一举而二也”，意思是说“同一的动作进行两次”。这是非常恰当的解释。《辞海》根据别的书把“再”字解作“重也、仍也”，已经不够确切，假定有人在解释先秦的作品时，把“再”解作“复也、又也”，那就完全错了。
我们要正确地了解古代的词义，就必须依靠比较好的字典和辞书。《辞源》、《辞海》在字义的解释上比较慎重。试看《辞海》对“劝”字的解释：
【劝】去怨切，音券，愿韵。（一）勉也。礼表记：“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此为劝勉他人；又论语为政：“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此为受教而知所劝勉。（二）俗谓以言说使人听从曰劝。（一）是“劝”的古义，（二）是“劝”的后起意义，《辞海》把它们分得清清楚楚，这对我们了解古代词义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辞海》却往往把古今词义混在一起，容易令人发生误解。试看《辞海》对“给”字所下的解释：
【给】基揖切，音急，缉韵。（一）足也。孟子梁惠王：“秋省敛而助不给”。（二）供也。左传僖四年：“敢不共给”，给亦供也。汉书张汤传：“用善书，给事尚书”，谓供给书写之事。（三）赐与曰给。晋书舆服志：“四望三望夹望车，形制如皂轮，王公大臣有勋德者特给之。”按凡与人以物亦曰给。（四）言辞捷给也。参阅口给条。口给的“给”是特殊的意义，这里不讨论。（一）（二）两个意义是上古的意义，本来都不错。（三）“赐与”和“与人以物曰给”，则是后起的意义，混在一起就分不清时代了。我们看《辞源》、《辞海》的时候，自己要下一些判断。从所举的例子来看，还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这里（一）（二）所举的是《孟子》《左传》的例子，可见它们是上古的意义；（三）“赐与”的意义举的是《晋书》的例子，《晋书》是唐代的著作。至于“与人以物曰给”，未举出古代的例子。可见是后起义，至少在上古不是常用义。但是《辞源》、《辞海》在古今词义异同方面还做得很粗疏，不能单纯依靠它所举的例子来断定词义的时代先后。
有些文字学家的专著，对古今词义的异同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没有将古今的词义混为一谈。他们或者只指出词的古义，例如许慎《说文》对“给”的解释是：“给，相足也。”段玉裁在注解“给”字时说：“相足者，彼不足，此足之也，故从合。”“对不足者供给”，这是“给”的本义，他们的注解都只解释了“给”的本义。另外，他们还往往指出古今词义的不同，如徐灏在他的《说文解字注笺》里，对“两”字的解释是这样的：
引申之，凡双行者皆曰两。故车两轮，帛两端，屦两枚，皆以两偁（称）。说卦传：“参天两地而倚数”，两犹耦也，重也。许训为再，再亦重也。今直用为一二之数，非古义矣。徐灏的意思是说，今天“两”字当“二”字讲，不是古代的意义了。他的意见是对的。
但是，古人由於时代的局限，他们的解释不能像现代人在词典里给词下定义那样富於科学性。他们虽然心知其意，由於当时字书的体例不够完善，只知道用同义词解释，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同义词的时候，就只能得其近似了。许慎在“两”字下面不写“二也”，而写“再也”，已经是值得赞扬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两”字不等於“二”。他写一个“再也”，表示“重”的意思，因为他找不到更合适的同义词了。
汉语词义的研究，过去长期停留在古书训释的阶段，虽有不少成果，但目前还没有一部字典或任何别的著作解决了词义的时代差别问题。因此，我们今天在阅读古书时，除了查阅字典和文字学专著之外，有时还需要自己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比较归纳，解决古书中遇到的词义问题。词义在古书中的应用，是带有普遍性的；因为词义是具有社会性的，社会对它有共同的理解。例如《左传》“再”字共见四十七次，都是“两次”（或“第二次”）的意义，没有一次是“复”的意义的。再拿《公羊传》、《谷梁传》、《墨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等书比较，也都没有例外。这样，我们就用确凿的事实证明了《说文》“一举而二也”的解释是不错的。有些事实甚至是前人所没有发现的，只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必然续有发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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