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一生潜心于学术，无意功名利禄而远离社会纷繁复杂的人，大抵比较长寿。临访高厚堃教授之前，我与他有过几次电话通话。已入耄耋之年的他声音清脆而洪亮，思路清晰，思维敏捷，着实让我大为震惊。
约好下午三点见面。当我爬上五楼到高厚堃教授的家时，已是气喘吁吁。我不解他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坚持住这么高的楼层。他说：“我就是喜欢安静，我不怕高。从八四年到现在，一直住在这里，没动过。”一边说着，一边把我领进屋。屋内陈设简陋，除了一台电视机，一个茶几和几张沙发，其余全是书柜。
一
见到高厚堃教授本人，才发现岁月已然在他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他步履缓慢，形容消瘦，唯有那双灵动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
坐定后，我问他最近这些年都怎么打发时间。他淡淡地说，离休后，也没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平常就是看看书，听听音乐，做做运动，有时候给杂志社写写稿子。他告诉我，他的很多器官都大不如以前了，眼睛也退化了，看东西写东西都很吃力。唯有耳朵，到现在为止都还可以。因为他习惯了每天听音乐，听英语。
他自从参与编纂新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以下简称《汉典》），之后又穷十年之力对其进行了修订。《汉英词典（修订版）》（以下简称《汉修》）于1995年问世。其间，他还随从王佐良先生等其他三位教授合编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欧洲文化入门》。2004年开始，他给《英语沙龙》杂志开辟了一个栏目，叫“寻章摘句”。
我问他平常一般做什么运动。说到运动，他一下子来了精神：“太极拳我会，八段锦我也会--八段锦你知道吗？就是古代传下来的一种健身操。我现在只能做这个了。我乒乓球打得可以，人家管我叫高师傅。现在身体不行了，打不了了。”
随即，他翻开一本书，指着一张照片。“瞧，这个就是我。看不出来吧，当时是四六年，我们学校（圣约翰大学）是上海市乒乓球比赛的冠军。”然后，又给我看了几张其他的照片，“这些照片其实连我自己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怎么弄到的。现在偶尔拿出来翻翻，觉得挺有意思。”
这是一本《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史》。我很好奇，便拿过来翻了翻。上面有很多其他知名校友的照片以及生平事迹，包括周有光、林语堂、荣毅仁、邹韬奋和经叔平先生，等等。
二
高厚堃教授于1925年出生于上海，194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毕业后，他当过中学教师，也曾在一家进出口公司任职，上海解放后毅然决定北上。“在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理解，家里人也很惊讶，但最终还是支持我的决定。虽然一直默默无闻，但这个决定确实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他告诉我，算下来他到北外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刚来那会儿在革大（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睡地铺，吃高粱米，小米饭，干苦力活儿。“后来累得吐血了，革大让我退学，怎么说我都不肯，后来他们也感动了，就把我留下了。” 他无奈地笑了笑。
他说，人生有时候真的很神奇，他相信命运。他最初被分配到外交部，但也是由于身体不好，没有去成。他觉得很庆幸，不然《汉典》的诞生也许就仅仅只是其他人的故事了：“我觉得我就应该做这个工作，这个才是我喜欢的。尽管很少有人知道我，我觉得无所谓。不知道就不知道嘛，只要我过得满足，过得开心就行。人能够享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如果一个工作你根本不感兴趣，有什么意思呢？当然，有人知道我，我也很高兴。”
的确，除去老一辈的教授和北外早期的学生，知道高厚堃教授的人恐怕不多。我理解他的话。他无意于将自己的成就显耀于人，无意于社会外界对他的看法，但看到有人知道他，记得他，心里总是高兴的。
三
《汉典》的编纂工作始于1971年，历时七年，其时主编是吴景荣先生。后来由于中国社会发展迅猛，汉语词汇更新加快，由危东亚先生担任主编，高厚堃教授和应曼蓉老师作为副主编，根据各方面的反馈以及词典学的理论，于1983年对其进行了全面修订，这次修订工作达十年之久。《汉修》出版后，荣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第二届国家辞书一等奖”和“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汉英词典》的第三版于2010年1月正式出版。
高厚堃教授告诉我，在《汉典》的编纂过程中，一共制作了数十万张卡片，为词典的立条、释义、例证提供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例如“大肆”这个常用词，它的依据是上百张卡片，一共有20种不同用法，70多种译法。而且，所有的词条都由北外资深英籍教师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一一审查并最终定稿。“大卫给我们的帮助很大。当时他几乎每天都来上班，工作特别认真，只要有疑问，他都要逐一问清楚。我就陪在他旁边，当解说员。”他笑了笑，说，“还记得有一次在审阅‘汗青’这个词条的时候，有一个例证，是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当时他很迷惑，但当我解释了这个历史典故后，他恍然大悟，随即将译稿定为 Everyone must die,\Let me but leave a loyal heart shining in the pages of history. ”
我连连点头，《汉典》的专业、细致和全面，我们有目共睹。著名科学家谭其骧先生曾说，工具书的质量，是一国文化水平和科学研究成就最明显的体现。此话用于《汉典》实不为过。
我说我曾听一位语言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编词典是艰苦而又不被人理解的劳动，它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他报以淡然一笑：“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我乐在其中。”
他说，命运又一次眷顾了他，因为他从小就爱查字典：“我小时候没事就翻字典看。一本普通的中文字典，哪个部首在哪一页，我都记得。看来我天生就是编词典的（料）嘛，哈哈！”
我想，编纂词典过程中的甘苦，也许只有参与工作者本身才有深刻的体会。而且词典需要不断地修订，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活的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会一成不变。无怪乎我国语法大师吕叔湘先生曾赞扬词典工作是不朽的事业。
人类编写词典的历史很长，但对于编纂词典的原则与方法--词典学的研究却大约是1925年以后的事情了。想来，编写词典的过程无异于摸着石头过河了。《简明牛津当代英语词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以下简称《简明牛津》）的编者H. W. Fowler也承认在着手编写第一版时，投身于词典学的海洋而未曾学过游泳，更多的是依靠大量的语言材料。
高厚堃教授从开始参与词典的编纂工作后，一直研究词典学和词汇学。他曾经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著文，分别对《汉典》和《汉修》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并指出两部词典的优劣之处。
他认为，编词典的工作最主要的还是立条，释义和例证三大块，而这些都是有讲究的，有它的一套科学方法，并不是随随便便把词语堆上去就可以了。他在《关于<汉英词典>（1978）的思考》一文中指出：
在立条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处理单字条目时要注意区别对待自由语素（free morpheme）和粘着语素（bound morpheme）; 二是多字条目立条的标准。我们认为，汉英双语词典的多字条目应以固定词组（包括习语、四字成语）和“限制程度”较高的词组为主，包括“离合词”，如“结婚”、“开会”、“打仗”以及常见搭配“吃官司”、“开玩笑”等。如果一个词组除了作为语义单位（semantic unit）以外尚有因其组合的形式而别有他解时，那么应以语义单位立条释义，并附以确切的例证。《汉典》多处以自由词组或“语法的词”立条，如“沉舟”、“满脑子”、“拉出去”等等，这是有损于词典的严谨性的。
另外，《汉典》里有的词组既立条又在别处作例证的现象不少，英译也不一致。“这是大忌。”他神情开始变得严肃起来，“词典是最讲究节省篇幅，不能浪费。我的这点想法其实是受《简明牛津》的启发。以它最初所收的let sleeping dogs lie为例。这个习语出现在dog， lie， sleep三处，而且释义各不相同，直至第六版才给予纠正。”《汉修》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根据语言的发展变化增加了两万多个新的条目。
关于例证，他在《关于<汉英词典>（修订版）的修订》一文中指出，例证的主要目的是说明词条在自然场合下的用法，举例不当就会歪曲词义。如“开朗”一词，作open and clear释义时，就不能举例并另外立条为“豁然开朗：suddenly see the light”，而应当举自然的例证，如《桃花源记》里的“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他说，编词典的过程对他影响很大，让他养成了“抠”字的习惯，加上他天生就认真执着，对语言也异常敏感，常常会弄得人啼笑皆非。我说，我有所耳闻。他曾经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有人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发言里exceptional一词翻译成“无与伦比”而心有不安，认为应该翻译成“非常出色”，后来还特地给有关单位打了个研讨电话。
他大笑，说确有其事，还解释道：“exceptional一词的英文释义是unusually good，而不是incomparable，不信你查查？”
他说，没办法，这股劲头他天生就有。
四
高厚堃教授是喜欢安静的。他的喜欢安静，我以为，并非完全源自内心的孤独，而更多的是出于对自己事业和生活的专注，是对人生的别一种享受。
他热爱音乐。他说，音乐是他一生的爱好。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躲在家中偷偷听古典音乐。他现在每天下午4：40都会定时打开CCTV音乐台，听听音乐。“我读大学的时候，修过一门音乐课，两个学分。当时教我的是一个犹太教授。他用英文讲古典音乐，告诉我们什么叫sonata（奏鸣曲），sonata form（奏鸣曲式），什么叫巴洛克，古典乐派等等。另外，我有一个好朋友，是校内音乐协会的主席。受他们的影响，我懂一点音乐。”说着，他指了指我对面的一个书架，“我收藏的CD很多，你看对面那个书架上，一共四层都是。另外两个房间里面也放了很多CD。”
我知道，音乐是他的得意之笔。他后来除了在学校教联合国译训班，还给学生开过关于古典学派的讲座。北外的校歌《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就是由他后来改编成合唱的。
他告诉我，他曾经学过小提琴和钢琴，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而放弃了。他随即拿出一张纸，写了一首七言小诗。他说，他喜欢文学，平常闲来没事就弄弄文字。这几句诗是他在耄耋之年对自己人生的一个小结，或得意，或遗憾：
经世济民随疾风，
寻章摘句老雕虫，
小球弃我圆盘在，
声咽怀娥入梦中。
他告诉我，“寻章摘句老雕虫”是借用唐朝诗人李贺的诗句，而“怀娥”是小提琴violin旧时的中译文“怀娥铃”的省略。看得出，他对“怀娥铃”始终不能忘怀。
他说，音乐带给他一种人生态度。我问他：“所以您才这么乐观这么开朗的么？”他摇摇头说，那倒不尽然。音乐让他懂得享受生活，因为人生往往是充满矛盾的，但音乐可以帮他解脱。“我过得很满足，因为我热爱我做的事情。现在的社会很浮躁，你还年轻，什么时候都要记得想着自己的学问，自己的前途，自己的事业，不要为了金钱的缘故，什么都干。”他语重心长，“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放在心上，对你的人生很重要。我发现你有一定的语言天赋，所以不要浪费。要坚持听英语学英语。现在的学习环境也比以前好，CCTV啊BBC啊CNN啊等等各种英语渠道都有，一定要把握好。以后找工作了，也要注意选择。有的工作有钱但是没多大意思。要我说，吃点苦又算什么呢，我还有我的前途，我还有我的人生，我的前途比什么都重要，我的一生比什么都重要，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五
我回到刚刚那个话题，问他当时是怎么想到在《英语学习》杂志上刊登英文歌曲的。他听后觉得很惊讶，也很兴奋，好奇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关于他的事情。
他再次起身，从另一个房间里抱出一个装满书的纸盒，步履蹒跚。我赶忙迎上去帮忙。他小心翼翼地拿出几本杂志。我一看，是几期《英语学习》（他是1990-1995年间的主编）。有的封底印有手抄的英文歌曲，字体很干净很有美感。“你看，这些都是我抄的。”他指着那些歌曲，“这是编委们建议的。因为他们知道我懂点音乐。你知道，那时候既懂简谱又懂五线谱的人不多。”
他又翻出几本给我看：“你看这个，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当我们还年轻》）。我很喜欢这首歌。”
这是著名电影《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的主题曲。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奥地利作曲家--“圆舞曲之王”约翰·斯特劳斯的爱情与音乐传奇，再现了一系列圆舞曲的创作过程，其中包括《蓝色多瑙河》（The Blue Danube），《春之声》（Voices of Spring）等举世闻名的曲目。
没等我接过手，他就又把手缩回去，开始照着歌词唱起来，一边唱还一边用脚打着拍子。他神采飞扬，已然沉醉其中。或许是下午谈话太久的缘故，他的嗓音略显沙哑。
我陶醉了，仿佛面前唱着歌的是别一个年轻的他。
不知不觉中，他便接连唱了三四首。后来他实在是累了，便歉意地笑了笑：“哎，老了，嗓子不行了。”
我说，其实我很想继续听下去。他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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