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队落户的顺昌县仁寿公社桥下村，是我青年时代遭遇的红色恋人。”邓晨曦在《我的红色恋人》中这样描述。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他对那段特殊岁月的情感，也勾起了无数读者对那个时代的回忆。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充满温情与苦涩的故事。
四爸爸
四爸爸是四个男人，四个同娶一个女人的农民。初到桥下村时，大队支书给我们引来了贫协主席老胡作为指导劳动和禁锢思想的‘政委’。老胡是个瘦小的驼背，整日戴着一顶簇新的尖顶斗笠。我们知青很快了解到，老胡的老婆除了他以外，还有三个丈夫！老胡是第一个丈夫，50岁；第二个丈夫40岁；第三个丈夫35岁；第四个丈夫21岁，而老胡的老婆40岁。
这种奇特的家庭结构让我感到震惊，但更多的是好奇。大爸爸因为残疾，允许他的老婆有第二个男人当丈夫。可是为什么还有第三个第四个男人同住在一个屋下？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我对这种有悖婚姻法的现象，用轻蔑的口气开始背地里叫老胡为大爸爸，其他三个尚未谋面的丈夫们，则自然依序称为二爸爸、三爸爸、四爸爸。很快，全大队32个知青都采用了这个叫法。
刚下乡的时候，我听不懂本地土话，农民在田头的闲聊或生产队会议中的议论，都是由木金仔私下向我们知青泄密。有一天，木金仔偷偷告诉我们，昨天晚上评工分了：两个女知青评了最低的工分4分，其他四个男知青评6分，我则只评5分。而生产队的男劳力们都是评10个工分。我问为什么自己是个半劳力？木金仔回答，大爸爸在会上说，别看他汗马大，没有用！贫农小组长发话了，一锤定音，连生产队长也不敢吱声，于是我被压在大爸爸的五指山下了。
好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青对工分的高低全不放在眼中，我们每个月有国家发的八元钱的补贴和30斤的粮票，足够头一年下乡的开销，所以农民普遍将知青的工分压得很低，不想让我们在他们贫瘠的锅里多分一勺寡水汤，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我们的大队支书老范却是很体贴知青的，不管男女知青的工分高低，他下命令每天补贴每个知青一斤谷子。久而久之，我便把大爸爸对我的惩罚忘得一干二净了。
冰床
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闽北山区的早春，是滴水成冰的天气。满山遍野丰沛的植被和茂密的森林产生了充盈泽厚的湿气，使得夹山蜿蜒的山垄田成了狭长的冰床。秋收过后，荒废了一个冬天的山垄田瘦瘠不堪，田埂上杂草丛生，水田里稻茬簇簇，淤积的锈水结成一层薄冰，掩藏了烂泥田下可以吞噬生命的陷阱。
为了清明谷雨后能够插秧，必须把水牛不能进入的山垄田用锄头翻垦一遍，将稻茬压入泥中沤烂，再用新泥重新把田埂砌牢。这项农活是开春后的头一件重活。按惯例，干这件苦活的时候，农民是采用个人承包制，即把一条山垄田按今天出工的人数分成若干份，好田劣田搭配之后便开始公平抽签，碰到好田的，今天就出了一份‘软’工，碰到劣田的，今天就吃了一份‘硬’工。
隆冬严寒、饥饿，逼得每一个农民的自私本性暴露到极点，谁也不帮助谁，一干完份内的苦活，就怀着一种自诩是强劳力的得意，扛着农耙，或者挑着一担早已砍好码在山边的柴禾回家去了。就是在这种毫无一丝温暖的前提下，我们知青也被无情地推到冰冷的山垄田前，和同队的农民一起抽签。奇怪的是，每次翻田，吃‘软活’全是农民的，吃‘硬活’的全是我们知青。
冬天翻田，出工迟，天气冷，所以无法带午饭，惟一的办法，就是忍饥干活，早早结束，但是再早，强劳力的一般也要干到下午两三点钟，弱劳力的则要干到四五点钟，冬天日短，往往到家已经是天擦黑了。所以去翻田之前，穿着都很单薄，要驱使自己拼命干活才能温暖身体，在严冬的天气下，往往能干到额上出汗，让身上仅有的一件毛衣或者卫生衣脱去。这种超负荷的大频率劳动，让今天的年轻人听来不是不寒而栗的吗？
我们要过的头一关，是脱掉鞋子，让赤脚踩在冰冷的泥田里。先用耙子敲碎水田上的冰层，然后咬着牙，鼓起勇气，将已经冻得发白、毫无血色的脚伸入冰泥中，在心里叫一声‘妈呀’，整个下半身已经陷入烂泥田中了。
闽北山区的山垄田，多半是烂泥田、山泉眼往往埋在垅田下面，突突地终年冒水，将垅田沤成一块肥软的陷阱，一旦人陷进去，即能吸坠入泥田底淹死，即使是庞大的水牛一旦陷入也不能自拔，屡屡发生过水牛淹死的惨事。所以在烂泥田中铺架杉木树杆，是惟一避免祸害的办法。我们下到烂泥田的时候，必须用脚去摸索着寻找埋在泥中的杉木树杆，然后踩在上头翻田。所谓的劣田就是指这种烂泥田，好田就是指没有铺垫杉木树杆的半深水田。烂泥田一般都淹没到大腿根，我们男知青尚且不觉唐突，而女知青也只能凭着稚嫩的身躯盲目地抵御从烂泥田里蒸腾的寒气对身体的侵蚀。
翻田的第二道关，就是要在放尽水的烂泥田里识别哪一处是能够吸坠人的陷阱。蔑视文化、崇尚体力的农民一般是不屑告诉我们这些‘接受再教育’的手无缚鸡之力的知青的，只有童心未泯的木金仔好心地告诉我们：识别是否有陷阱，只要用锄头或者用脚轻轻踩着晃动水田，水田一旦摇晃起来，如同一大块肥肉在抖动，这下头便有陷阱；再者，如果水田中有大面积的锈水，十有八九是有致人死命的陷阱。
有了这些常识，我们就开始大胆地翻土，急促地翻动饺子形状的铁耙，很快双手就被竹柄磨出血泡，血泡破了，用手帕包着继续拼命地干活，干到全身出汗，才刚停下喘口气，又被从山垄深处刮来的夹着薄雾的风一吹，顿时浑身冰凉了，只好又使出吃奶的力气翻土。稀薄的冬日阳光始终被淤积在山谷中的山雾挡住，无法漏下一缕温暖。山垄田中一片死寂，没有鸟叫，没有风声，只有大爸爸偶尔传来的干咳声，显得更加冷寂。大家都被寒冻驱使着没命地干活，活路熟练体力又强的劳力已经翻完田，开始做田埂了。
做田埂是技术活，先将旧田埂用铁耙劈去一半，又将杂草铲尽，然后用翻起的新泥糊在旧田埂上，最后用铁耙上下一抹，一条光溜溜如水泥砌的田埂就做好了。技术好的农民可以站在旧田埂上做新田埂，边用铁耙挖起一大块新泥压在旧田埂上，一半糊在旧田埂的面上，另一半糊在旧田埂的塝上，一边倒着身子慢慢往后退，一条新田埂就从他的铁耙下慢慢地伸出去。我们男知青起初学不会这种娴熟的技术，只能站在田里做田埂，这样又冻又慢，一慢更冻，越冻越慢，所以费时又费工，自然挨到收工的时候，天快擦黑了。
农民陆陆续续都收工了，山垄田里只留下我们知青和木金仔以及他的二哥哥章明。兄弟俩都是半大的孩子，个头没有锄头柄高，但是兵家儿早识刀枪，他们也比我们早干完活。他们没有急着回家，而是来帮我们翻田。接下来就是一幅集体劳动的场面，谁先翻完自己的田，就帮两个女知青干活，最后，大家七手八脚把剩下的活干完了，心里升起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暖意。
走上田埂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双脚已经完全麻木了，不能自由舒张，只能小心翼翼地在水沟里洗净污泥，匆匆地穿上鞋子，然后急三火四回家去。贫困的年代，幸福是简单的；人欲横流的年代，幸福则是繁杂的。女知青则比我们幸运多了，她们可以到房东木金仔妈妈的灶头去舀热水擦身烫脚，善良的女房东早就多烧了她俩的热水，供她俩洗去一天的劳累和严寒。贫困的年代，关怀也是单纯的，一桶热水，一碗热饭，一口热汤则为雪中送炭的传统，演绎着遥接古意的恩情。
我终生忘不了翻田，那是我青年生活中的一张冰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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