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88年，明朝弘治元年的正月十七日午后，浙江布政司台州府临海县的海岸边牛头外洋，一艘破烂不堪的双桅帆船出现在外海，桅杆上的草席船帆已经所剩无几，歪歪扭扭地漂流到岸边。
牛头外洋是一处当地渔船的避风港，周边山头遍立烽火台，平时有御倭卫所兵丁驻守。此时港口有六艘本地帆船停泊，船员们立即发现了这艘突然出现的破烂双桅船。
中国帆船
1、 登陆
这艘船明显不是中国东南沿海常见的单龙骨尖底船—通常称为“福船”船型，而是一种方头宽尾双桅船。立刻这艘外国船被六艘中国帆船包围了，总共约六十名中国船员站在各自船上，神情戒备，怀疑这是一艘倭寇的海盗船。破烂的漂流船上过了好久才有人站起来和大家打招呼，这声音都有气无力了，但双方语言不通，互相之间完全听不懂。
漂流船上的人衣着近似明朝，但是和中国人还是不太一样，为首一人白衣白袍披发，向包围上来的中国船员们拱手作揖，态度和蔼外加欣喜。中国船员随手在衣服布匹上写汉字问话，漂流船的船员看懂了汉字，赶紧也扯布蘸水写字回答。
中国船员：看你异类，来从哪里？
漂流船员：我是朝鲜国朝臣，奉王事巡海岛。奔丧过海，被风而来。不识此海何国地界？
中国船员：此海乃牛头外洋，今隶大唐国台州府临海县界。
注意：此时是明朝时期，而这些中国浙江的渔民面对可能是落难外籍船员时，还是自称“大唐”，可以看出大唐的威名流传万世，一只如今华侨华裔还是称呼祖国为“唐山”，其由来久远。
于是自称朝鲜国朝臣的漂流者向中国船员讨水喝，船员们立刻送了一桶水给他们，并且指点他们可以登陆上山取泉水。
中国船员还问漂流者：你有胡椒可送我二、三两？
漂流船员：本国不产胡椒，初不赁来。
中国船员有点失望，怀疑这伙人来路不明，晚间虽然送来了补给物资，但六艘帆船继续包围着漂流船下锚停泊。第二天一早，一批中国船员抢上漂流船，到处搜索了一番，发现朝鲜漂流船上几乎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于是就要求朝鲜船员们下船跟着他们走，去距离最近的台州府衙门。
这伙朝鲜人不相信这些船员，因为仅仅五天前，他们的漂流船到达宁波府岸边，遇上了一帮同样装束的中国海盗，饥寒交迫的朝鲜人被一个个捆绑起来搜身找金银财宝，船上所剩无几的值钱物都已被抢走，为首的朝鲜文官崔溥还被海盗首领打了一顿。所幸这伙中国海盗并不伤害人命，也没有夺走崔溥的官身印信、马牌（朝鲜国官员调用驿站马匹的圆形铜制符印），见这伙朝鲜人没什么油水，当晚把他们的船拖到外海放了。
但是崔浦一行人已经被洗劫了，真正一贫如洗了。
于是，朝鲜人因此在海上又忍饥挨饿多漂流了几天。在海上的最后几天，他们失去船帆船锚，随风飘荡，饥饿无水，“莫能出声，坐待死期”。
此时，台州府地界的这些中国船员也不像是什么好人，因此朝鲜官员崔溥和手下商议后，乘着中国船起锚出海的机会，朝鲜漂流者共43人赶紧下船登陆，互相搀扶往山路上奔逃而去。他们在前一天就观察好了去路，认为这里沿海道路畅通，一定在不远处就会有居民聚居点。
这是朝鲜人有史以来第一次登陆明朝中国的浙江省地区，这批漂流者开创了一段历史传奇。从他们饱受挫折的登陆经历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一般百姓，在面对异国人时常常自称是“大唐国”，朝鲜人默认大唐就是明朝中国。虽然双方语言不通，但是却可以通过东亚的通用文字—汉字来笔谈。
崔溥字渊渊，朝鲜全罗道罗州人，出生于1454年（明景泰五年），24岁考中朝鲜进士，1488年任朝鲜国济州岛上的济州等三邑推刷敬差官推官，官及五品。在济州到做官那是苦差事，济州是朝鲜国流放罪犯的地方。崔溥在新年伊始得知父亲病逝，于是在当年的正月初三日，带着仆役渡海回家奔丧，结果途中遭遇海难，在海上漂流了9天后在宁波海岸靠岸，结果祸不单行被一伙中国海盗抢劫一空，再次被驱赶到海上。
最后，他们幸运地在出海第14天，在中国浙江省台州府临海县界（今浙江省三门县沿赤乡牛头门）登陆。当崔溥和仆役、船员等人逃上海岸后，走了只几里路就遇到了一处居民点，立刻被无数中国村民围得水泄不通，有人举刀举棍喊打喊杀，还有人动手殴打他们—朝鲜漂流者被当做了倭寇海盗了。
崔溥画像--来自网络不敢保证没错
崔溥后来在自己的书中形容当地百姓对他们威吓形式：以手划颈，祝他们好死“道傍观者，皆挥臂指颈，作斩头之状以示”，估计朝鲜人被吓得够呛。
弘治年间是海禁森严的时期，吃足苦头的崔溥等人很快被中国老百姓押送到了狮子寨海门卫千户许清面前。这是朝鲜漂流者遇到的第一个中国基层官员，崔溥在后来给国王的报告中提到了当时台州各处沿海卫所戒备森严、武器装备精良的概况。他虽然竭力说明自己和同伴不是倭寇海盗，但千户许清半信半疑，把他们继续押送到了上级单位把总松门等处备倭指挥衙门。
2、 确认身份
明孝宗统治期间，史上称为弘治中兴，指的是明孝宗朱佑樘治理下，明朝出现了的短暂而辉煌的“治世”。作为明中期的一位仁君，由于他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现了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明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同时，更定律制，复议盐法，革废一应弊政，政治清明，朝野称颂；在内政上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
明孝宗常常减免地方的赋税，体恤民生，善待百姓。地方官奏报因灾情免赋的要求，他都无一例外地下旨同意。由于明孝宗励精图治，使明朝再度中兴盛世，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是明代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之一。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弘治中兴。
朝鲜人漂流到台州时，虽然当地卫所军官和本地百姓都怀疑他们是倭寇海盗，但是都没有擅自杀良冒功—狮子寨守卫官想要把他们砍头献首图功，但还是忍住了冲动，根据法律办事，完全按照法定程序逐级上报主管部门，也没有肆意虐待这些身份可疑的外国人。
崔溥回国后写的《漂海录》，记载了浙江沿海官民对海防的重视：
“……率从者登途而行，则里中人或带杖剑或击铮鼓。前途有闻铮鼓之声者，群聚如云，叫号隳突，夹左右拥前后而驱，次次递送。前里如是，后里又如是。行过五十余里，夜已央矣。……良久，又有一官人领兵拥炬而至。甲胄、枪剑、彭排之盛，唢呐、哮罗、喇叭、铮鼓、铳熥之声，卒然重匝，拔剑使枪，以试击刺之状。臣等惊骇耳目，丧魂褫魄，罔知所为。官人与许清整军威驱臣等，可三四里，有大屋舍缭以城郭，如关防然。问之则乃杜渎场，见桃渚所，或云批验所也。城中又有安性寺，止臣等于寺，许留宿焉。臣问其官人为谁？则有僧云：“此乃桃渚所千户也，闻倭人犯境，领器械以备于此。因许千户之报，率兵往驱你辈以来。然未知你心真诈，明日到桃渚所将讯汝。”
崔溥提到的“桃渚千户所”，如今依旧保留着明代建筑，是浙江省台州市的一处文物保护单位。
桃渚千户所
从崔溥事后的记述可见：当千户许清在接到有疑似倭寇船只停靠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已经请调部队前往驱赶。当年的明朝海防部队训练有素、设防严谨整齐，各级边防部门的下情上达、信息交流通畅，指挥调度迅速高效，海防设施、兵员整备情况完善，行政机关也是秉公执法，吏治比较清明。这和百年后嘉靖“大倭寇”泛滥成灾时期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崔溥等43名朝鲜漂流者从松门卫所到台州府，再被送到绍兴，逐级接受主官审问。最后是浙江布政司都指挥佥事、左布政司、按察副使的省级三司会审。明朝的浙江军政各级官员秉公办案、注重调查、依法办事，崔溥的印信、马牌、纱帽、所带书册文件被一一审核，还调查了朝鲜漂流船上的情况。崔溥作为藩属国朝鲜的进士，儒家理学的信徒，其汉文水平以及知书达礼的风度，和以往的倭寇完全不一样，儒生风范在此时发挥了作用。他很好的回答了明朝官员的反复讯问，解答了有关朝鲜的各种问题，得到了各级明朝官员的信任。最后，浙江布政司会审认定，崔溥等人确实是因海难意外漂流而来的朝鲜国人，推翻了狮子寨守官的倭寇认定。
崔溥对于明朝官员的秉公办案感触很深：“严以示之、宽以待之、厚以别之。”起初虽然被当做倭寇而被驱赶审讯，一旦认定为朝鲜国人，立刻“到处皆敬待，饱以餐饭。”
朝鲜漂流者的身份确认之后，立即被官府赠物关怀，并且得到了很好的优待。
由此开始，崔溥从江南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被护送上京。由杭州到镇江，再渡长江到扬州，从扬州开始再沿运河北上到北京。从北京开始走陆路，经辽西走廊到九连城，过鸭绿江回到朝鲜。全部行程达8800余里，崔溥等人在中国逗留了整整136天，在整个古代朝鲜历史上，从来没有人经历过这样漫长奇异的中国之旅。
倭寇图卷
3、 梦幻之旅
朝鲜漂流者回家的整个旅途，都沿着大明官方驿站线路行进，从最繁华富庶的江南到东北边境重地，这伙朝鲜人大开了眼界，他们的经历是绝大多数朝鲜人永远都达不成的梦想。
崔溥一行确认身份后，首先进入了杭州城，居住在城南武林驿站。驿丞是贵州夷人，一开始接待他们时态度敷衍。后来陆陆续续有不少杭州城内布政司衙门及其他各级官僚闻讯前来慰问、或者就是来看新鲜，因此待遇才得到改善。布政使大人徐圭亲自来看望崔溥等人，安抚他们说：“今已议定差了指挥杨旺送你赴京，……你宜可宽心。”
还有一个北京人李节好心地告诫他们：本地人注重外貌打扮，你们这个样子惹得他们嘲笑，因而对你们态度恶劣。
朝鲜人这才发觉自己破衣烂衫、满脸污垢，赶紧在驿站内做了个人清洁。朝鲜人开始深入接触到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巨大的信息量让他们头晕。崔溥命令自己手下的四名书吏，坚持每日记录日常事迹，详细记录每日行程及周边环境。这些第一手观察记录，成了他日后写作《漂海录》所需的素材资料。
按照崔溥书中的记录，他可能游览了西湖，但大多数信息来自和武林驿主管的谈话。在他书中，以很大篇幅详细描写了西湖周边各处的景点，不时提到唐宋著名诗人的诗词，满纸掩饰不住的羡慕向往之情。
他在这“人间天堂”有点看花了眼：
“杭即东南一都会，接屋成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绵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春之景，真所谓别作天地也。”
崔溥记述了江南的物产丰富：“珠、玉、金、银之产，稻、梁、盐、铁、鱼、蟹之富，羔羊、鹅、鸭、鸡、豚、驴牛之畜，松、篁、藤、棕、龙眼、荔枝、桔、柚之物，甲于天下”。崔溥还听当地的驿丞说起了“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谚语。
农历二月十三日，朝鲜漂流者一行43人，从杭州启程了。他们在指挥杨旺、松门卫千户傅容等数十名明朝文武官吏陪同下，在杭州城北德胜坝分乘三艘大船，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
一路之上，朝鲜人一行有沿途卫所分拨官兵护卫，官府供应食物，一路顺利。崔溥等人目睹了明朝中期的繁华江南风貌，大运河沿途的人文风情。到达苏州时，一行人是深夜间到达姑苏驿的，虽然已经夜深人静，崔溥还是很有兴致地在驿站内逛了一圈，还询问千户傅容：此地是否就是吴王夫差的姑苏台故址？
在苏州停留期间，有按察御史宋某及王某两人来看望他们。席间，双方有这么一段对话：“又问曰：你国有何长技能却隋唐之兵乎？臣曰：谋臣猛将用兵有道，为兵卒者亲上死长，故以高句丽一偏小之国，犹足以再却天下百万之兵。今则合新罗、百济、高句丽为一国，……”
崔溥在这段谈话中，把当时的李氏朝鲜直接作为了新罗百济和高句丽的继承者，以曾经抵抗隋唐的进攻为荣。很明显，从李氏朝鲜时代开始，朝鲜人就已经打算将高句丽作为朝鲜历史的渊源了。
崔溥等人在无锡南门的锡山驿停留时，有三名明朝御史大人上船，邀请崔溥谈话。双方在船上也相谈甚欢。在过长江时，崔溥感叹长江的宽广如海，还看到了江豚在浪尖跳跃，数量之多“若战马群奔然。”
江北民情与江南大不一样，崔溥发现：“江南妇女皆不出门庭，或登朱楼卷珠帘以观望耳，无行路服役于外；江北则若治田，棹周等事，皆自服劳。”
三月二十八日，崔溥等一行人终于到了北京城，被接入会同馆。在进入中国近两个半月之后，朝鲜人终于在这里听到了乡音，明朝政府派出了朝鲜语通事前来招待他们：鸿胪寺主簿李翔。
京杭道里图
李翔告诉崔溥等人，朝廷决定：朝鲜国的册封谢恩使者即将来京，他们可以跟随本国使者一齐回国。明政府刚刚册封了朝鲜新国王，嗣王为表达对明廷的感激，必须遣使纳贡谢恩。
崔溥等人就此滞留会同馆，接待的待遇还是不错的，同时还有琉球国使者来京朝贡谢恩，特意邀请崔溥去一齐参加宴会。他和那些琉球使者（基本都是久米村的福建三十六姓华人后裔）相谈甚欢，但还是思乡情切，不断地向李翔打听何时才能回国。
在这个国家级对外招待所内，崔溥看到了明朝吏治腐败的暗黑面：四月初七日，礼部吏郑春、李从周奉命送来礼部、兵部的咨文，正式宣读了朝鲜漂流者身份核定，以及送归回国的命令。完事后礼部的两位官吏却没有走，礼部吏郑春大咧咧地对崔溥说道：“我二人来讨些人情面皮，或铜钱、或土布、或诸般产物以去用耳，意不在一醉也。”
崔溥这帮朝鲜人在海上漂流，九死一生，靠岸了还遇到海寇打劫，现在他们身边已经是一无长物，到北京之前有明朝官员请吃饭，老崔只剩身上一件旧衣服勉强出席，最后也没有明朝人借他。崔溥让手下“将米粮换酒以馈郑春等”，但是郑春等人很不满意，崔溥只好说你看我的行李中有哪一样看得上的你们就拿去。
他让随从去拿着大明朝廷发的大米换了十几文钱，就拿这十几个铜板送给郑春两人。两位大明的礼部官吏气歪了鼻子，把这些铜板当着崔溥的面扔到地上，骂骂咧咧地盛怒而去。崔溥确实也是很无奈，他们实在是拿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而大明朝廷的官吏向一群异国漂流者索要财物，不仅是陈规陋习，而且确实很丢面子。
四月二十日，崔溥等朝鲜藩国漂流者被带入皇宫大内，换上礼服后排在朝班众臣之后，五拜三磕头向皇上谢恩。他们随后得到了大明朝廷的一大批赏赐，人人都面貌一新。
二十四日，崔溥一行人由崇文门出京师，在锦衣卫百户张述祖等百余明军官兵护卫下，开始了回家旅途的最后一程。二十七日，他们这些朝鲜国漂流者终于在蓟州渔阳驿遇到了自己家乡的使者，朝鲜谢恩使成健等一行。崔溥伏拜本国大使，急着打听家乡的情况，得知家乡亲人无恙后大感欣慰。
五月初七日，继续北行的崔溥等人过了东北第一关山海关，正式进入了辽东地界。在崔溥的记录中，他在关外非常巧合的偶遇了刚结束出使任务从朝鲜返回的中国使者董越。董越还告诉崔溥“你国人已知你生到中国”。
崔溥由杭州至北京的路线
此后的旅程非常顺利，此时的大明对关外地区的管理井井有条，崔溥一行见到的宁远、广宁、海州、辽阳等地情形，显示出明朝稳固统治着辽东大地。
此时在辽东地方有不少朝鲜人入籍中国，崔溥等人就遇到不少能说朝鲜语的本地人。《漂海录》记载：
“海州、辽东等处，人半是中国，半是我国，半是女真。石门岭以南至鸭绿江，都是我国人移住者，其冠裳、语音及女首饰，类与我国同。”
有个辽阳的僧人戒勉，主动来拜见崔溥，说了一段非常奇葩的话：
“僧系本朝鲜人，僧祖父逃来与此，今已三世矣。……中国人最怯懦无勇，若遇贼皆投戈奔窜，且无善射者，必抄本国人向化者以谓精兵，以谓先锋。我本国一人，可以当中国人什百矣。此方即古我高句丽之都，夺属中国千有余载。”（向化者指的是由朝鲜入籍归化中国明朝的那些人）
这个和尚诫勉的言行很是可疑，后面他说了自己的来意：由于新即位的弘治皇帝一直讨厌佛教，已经下令撤去所有新设寺庙，无度牒的僧人一律还俗，这个诫勉也在被勒令还俗的名单内。因此，诫勉很想回朝鲜：“我等矣欲返本国以居，但恐本国反以我等为中国人。”他想借着崔溥的帮助返回朝鲜。
崔溥本人是理学信徒，从心底里看不上佛教，也反对祭祀任何邪神。因此他发表了一通皇帝陛下是圣人绝不会犯错，他的反对佛寺的旨意必须遵守之类的高论空话，话没说完，僧人诫勉就转身离开了。
在这段谈话中，再次透露出李氏朝鲜并非自己所表现出的那样：对大明恭敬如父。朝鲜人对于辽东大地的窥视野心一直存在，还有那压抑在内心深处的不甘心。在明军控制辽东之前，朝鲜及王氏高丽国都对辽东虎视眈眈，意欲夺占高句丽故地。看样子直到明朝中期，朝鲜人还在做这个梦。
六月初四日，崔溥一行43人终于到达九连城，渡过了鸭绿江，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朝鲜。崔溥作为朝鲜时代独一无二到过江南的朝鲜文官，后来奉国王之命令用汉文写《漂海录》记述了这次奇幻经历，全书5.4万余字，详细叙述了明弘治初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市井风情等各方面的内容。1796年，日本学者将此书译成日文，以《唐土行程记》之名出版。
崔溥在这本日记体的游记《漂海录》的结尾处说道：“而臣之历览千载难之，……只令陪吏四人逐日观标，旁问地方，挂一漏万，记其大略耳。”
4、 拧巴的朝鲜人
崔溥所记运河一线，记录地名600余个，其中驿站56处，铺160余处，闸51座，递运所14处，巡检司15处，桥梁60余座。而嘉靖十四年策彦编写的《图相南北两京路程》，记录地名近300个，所载运河交通情形远不如《漂海录》。天启六年(1626年)徽商憺漪子的《天下路程图引》，关注地名和里程，专记驿站和闸名。因此，在崔溥的之前之后，历史上有关运河沿线交通情形的记载，还从未见有如崔溥的《漂海录》那样详细具体者。
《漂海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明代中期运河全线的交通状况。崔溥本人见到运河的运输量如此巨大，不相信这运河是人工挖掘的。在吕梁河道他亲自下河观察了一番，这才为之心服口服。
崔溥的旅程线路图
在中国旅行的过程中，崔溥多次与明朝的官僚文仕、军官等进行谈话。在这些对话中，崔溥不由自主地透露出他的世界观：
“臣曰：“本国地方则无虑数千余里；有八道，所属州府郡县总三百有余；所产则人材、五谷、马牛鸡犬；所读而尊崇者，四书五经；衣冠礼乐则一遵华制；……
又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
又问曰：“你国尊何经？”臣对曰：“儒士皆治四书五经，不学他技。”
又问曰：“崇尊古昔何圣贤？”臣曰：“崇尊大成至圣文宣王。”
又问曰：“你国丧礼行几年？”臣曰：“一从朱文公《家礼》，斩衰、齐衰皆三年，大功以下皆有等级。”
又曰：“你国礼有几条？ 刑有几条？”臣曰：“礼有吉、凶、军、宾、嘉；刑有斩、绞、流、徒、杖、笞。一从大明律制。”
又曰：“你国用何正朔？用何年号？”臣曰：“一遵大明正朔年号。”
又曰：“今年是何年号？”臣曰：“弘治元年。”
又曰：“日月不久，何以知之？”臣曰：“大明初出海上，万邦所照，况我国与大国为一家，贡献不绝，何以不知？”
又曰：“你国冠服与中国同否？”臣曰：“凡朝服、公服、深衣、圆领，一遵华服；唯帖里、襞积，少异。”
流传于世的“衣冠礼乐则一遵华制”这句话，就是崔溥在面对浙江布政司审问时说的。
实际上，崔溥并不是完全信任明朝，明朝官员向他询问济州岛的水路里程、朝鲜国内的详细情况时，崔溥都以自己不清楚来回答，或者干脆虚报里程数以及路线方位。
崔溥是来自明朝藩属国的文官，作为理学信徒，专注于儒家礼法，在和明朝官吏谈话时直接声称：“我国不崇佛法，专尚儒术，家家皆以孝悌忠信为业。”
但是他对儒家礼仪的恪守表现出一种皈依者狂热，处处要求自己和随从显示于“礼义之国”的风范，甚至到了令人感到不近人情和迂腐刻板的程度。很多时候，崔溥严守儒家礼仪，他在海洋上漂流和在大明辗转回国途中，近5个月里，除了入皇宫叩拜明孝宗谢恩和接受赏赐的那天，他一路上坚持穿着孝服而行。
其实，崔溥一行人出海遇暴风一事本可避免，完全是崔溥本人坚持要赶着日子回家奔丧，硬是在黑云密布的日子出海，这才导致遇难漂海。在崔溥的书中，他从来没有反省自己为什么要坚持出航，差点让全船人员一体陪葬。
在漂海登陆时，崔溥拒绝属下的劝告，以服丧期间不能穿戴官服为由，只穿着白色孝服上岸，结果被中国渔民当做了倭寇。崔溥要是穿官服上岸，起码和明朝卫所军官们沟通起来会方便很多。
崔溥丧服，现保存于韩国国立济州博物馆
他在被群众当做倭寇而围攻时告诫属下：“我国本礼义之国，虽漂奔窘遽之间，亦当示以威仪，使此地人知我国礼节如是。凡所到处，陪吏等拜跪于我，军人等拜跪于陪吏，无有过差。且或于里前，或于城中，有群聚来观者，必作揖礼，无敢肆突！”
比如大明官员向崔溥打听朝鲜国王名字，崔溥以儒家伦理拒绝回答，而大明官员却说“越界无妨”，而崔溥依然有些迂腐的拒绝了。这其实摆到今日都会令很多人感到熟悉：在中国，很多表面上的原则是可以被回避的，但是在崔溥看来却是不可动摇的。
他还声称自己只专儒术，诗词都是雕虫小技，因而在杭州拒绝当地文人的求诗，以致好意而来的文士无趣而走，这导致这群朝鲜人被杭州本地人嘲笑和冷遇。
因为崔溥是奔丧中流落大明的，所以他恪守三年不吃荤腥、不喝酒的儒家伦理，并且他一直穿着丧服，但是他发现在儒家起源地的明朝，却有人不知道这点。甚至有文士还问他朝鲜也信佛吗？崔溥直言：朝鲜“不崇佛法，专尚儒术”。
崔溥所见的大明是“尚道、佛，不尚儒；业商贾，不业农”，甚至民间到处还有奇怪的信仰，这在崔溥看来都是“淫祀”。在济宁分水龙王庙，按习俗大家都要去祭拜济水龙王以免风涛之险，崔溥则明确拒绝去祭拜：“祭山川，诸侯事。”我在本国都不去祭拜山川之神的！
随行明朝军官劝他：不去祭拜的话会有风涛之险。
崔溥一口回绝：我已经在大海上经历了大风大浪，还会怕江河的波浪吗？
明朝随行人员听了他的话，集体无语，只好随他去了。
当然，我们可以肯定这一点：正是崔溥所表现出来的儒家理学“风范”，以及与倭寇迥异的仪态，才令他一行人不至于被当做倭寇。
崔溥记载了弘治年间的大明，见证了明朝中国的强大，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让“属国”羡慕的繁华。《漂海录》中的美好或阴暗都很真实，崔溥惊叹苏州、杭州等城市的富庶，运河的伟大，明朝武备的整齐划一。但他也记载了明朝吏治的腐败，文官阶层中弥漫的官僚主义作风。
真实的大明应该低于崔溥和一干朝鲜人对于天朝的想象，大明并非是完美无瑕的礼义大国，在崔溥看来甚至不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儒学大国。
铜活字印本《漂海录》 高丽大学校藏
崔溥本人回国后，迂腐的他却仅仅因为在服丧期间写了《漂海录》而被认为违反“礼”，更因此被拖入政治漩涡。1489年他因屡谏不喜欢儒家文化的国王燕山君，被流配到朝鲜北部的咸镜道端川，1504年死于诏狱。燕山君后来成为朝鲜第一位废王。
1506年，崔溥被追赠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后世称其为“以博学壮节名一世”，传世有《绵南文集》，其中收有《漂海录》。
参考书：《漂海录》社会科学出版社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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