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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7月12日,“辫帅”张勋复辟失败,冯国璋就任代理大总统,讨逆有功的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面对西南各省要求恢复国会的呼吁,段祺瑞等皖系军阀本想极力反对,但又不敢公然拒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便提议,成立临时参议院并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并根据新法案重新组成国会。
同年9月29日,北京政府正式发布成立临时参议院的命令,11月1日,“研究系”人士纷入内阁,引发了段祺瑞、徐树铮等皖系军阀的不满,同时更遭到直系军阀、奉系军阀在内的各方势力反对。对于孙中山在南方成立的护法军政府,冯国璋主张和平解决南北争端,段祺瑞却渴望独霸北京政权,便坚持诉诸武力,第二次南北战争爆发。在此情况下,段祺瑞被迫下野,“研究系”阁员全体引咎辞职。
不过,段祺瑞对这场政坛“滑铁卢”并不在意,因为他早就留了后手。早在7月份出任国务总理时,段祺瑞就命令心腹徐树铮、王揖唐、曾毓隽等在北京安福胡同的梁建章宅中组织俱乐部,以收买议员政客,为即将开始的国会选举铺路,并抵制孙中山在广东组织的“非常国会”。一开始,这只是个寻常俱乐部,皖系政客多以安福胡同梁宅的名义请宴召妓、联络感情。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3月7日晚,王揖唐、王印川、刘恩格等人在梁宅开会,决定成立“安福俱乐部”,以3月8日作为正式成立日。之所以用“俱乐部”的名义,是因为“政党”一名为政府所忌讳,“筹安会”又被国民诟骂,所以不敢以政党的身份活动。安福俱乐部内设干事部、评议会、政务研究会,干事部下设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课下设有股。
其中政务研究会会长相当于国务总理,各股股长、副股长相当于各部总长及次长,这几乎是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经商议,公推王揖唐为干事部主任,田应璜为评议会会长,李盛铎为政务研究会会长。众人又商定,重大议案均应由该会决议方可作为俱乐部的定议,凡属安福俱乐部的议员,在国会的参众两院均以定议为统一主张。
眼见国会召集和总统选举日益临近,徐树铮、王揖唐等人设法筹集了一笔“特别经费”,分派成员前往各省操控选举,安福俱乐部自此全面出击。安福俱乐部成员们为了共同的目标,纷纷赶回地盘,以一张选票300至800大洋不等的价格进行收买,一时间“业绩”斐然。
7月12日,民国政府下令召集新国会,王揖唐、曾毓隽出任参众两院会议筹备处处长。月底国会选举揭晓时,两院新当选的472名议员中,安福俱乐部成员就有330人之多,成为毫无争议的国会第一大党,因此这届国会又被称作“安福国会”。
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安福系”本想力推段祺瑞上台,但遭到了直系军阀的强烈反对,其余军阀也暗中加以干扰牵制。无奈之下,段祺瑞与冯国璋同时宣布下野,徐世昌出任总统,段祺瑞担任参战督办。在后者看来,这样既能保证自己低调地控制政权,又能以参战军的名义大肆扩充皖系军队,还能将直系势力彻底排除在外。
更要命的是,“安福系”还钻了《临时约法》的空子。孙中山等人当初在制定《临时约法》时,为防止袁世凯独裁,特意扩大了国会权力,规定参议院可弹劾大总统及国务院,法院对受弹劾的大总统有审判权,国务院受弹劾后由总统予以免职。但无论如何,总统和内阁均无权解散参议院。
由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地位严重不对等,这就导致当国家陷入政治危机时,总统会被审判、国务总理会被免职、内阁会被解散,但国会却可超然事外。事实上,孙中山等人就是打算以此方式控制政权、架空袁世凯。
然而,孙中山等人并未料到“安福国会”的出现,更没料到这给“安福国会”肆意操纵内阁提供了法律基础。只要对内阁稍有不满,“安福国会”便要求内阁全体辞职并重新组阁,以至于徐世昌在任时,其内阁一直被“安福系”掌握控制,最终破坏了南北议和。
由于“安福系”势力大权独揽,因此成为了各色投机者眼中炙手可热的投靠目标,政坛风气严重败坏。作为段祺瑞的御用工具,安福俱乐部包办选举、垄断国会、阻碍南北和谈、打压爱国运动,其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的劣迹,令国人为之愤慨,北洋军阀各派纷纷通电斥其罪行,使其面临极大的政治压力。两年后,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在奉系领袖张作霖的协助下,取得了“直皖战争”的胜利,段祺瑞被迫辞职,王揖唐、徐树铮和曾毓隽纷纷向日本寻求保护。
7月28日,政府正式通令缉拿徐树铮等安福俱乐部骨干10人,但大多数人早已逃到租界、使领馆和国外去了。8月31日,时任大总统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这个徒有政党外表的私人势力团体就此覆灭。
参考文献: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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