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于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人民政协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70多年前，为了人民政协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从海外营救并接送了一批批民主人士到北京。
新中国建立前夕，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共一项重大、紧迫的政治任务。从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由潘汉年、钱之光和香港分局安排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共20批约350人，其中有119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最早从香港北上的胡愈之和沈兹九，是1948年8月由潘汉年布置，假充华侨商人乘坐英国商船在南朝鲜的仁川登陆，然后转道大连进入解放区的；致公党的黄鼎臣是1949年3月20日乘外轮“宝通”号北上的；4月上旬，应邀参加新政协的何香凝由女儿廖梦醒陪同携孙子孙女北上，乘坐的是希腊轮船；5月21日，钱昌照等人乘坐英商太古公司的“北海”号轮船离港赴天津；5月28日，专程从新加坡赶赴香港的陈嘉庚从香港北上；8月，黄琪翔化名乘坐外轮经朝鲜到达北平，应当说是北上的最后一位重要的民主人士了。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应邀参加新政协的杨杰从昆明赴北平的途中，于9月19日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暗杀。
运送第一批和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时，虽然有惊无险，但是国民党的特务和港英当局还浑然不知。后来，由于这些民主人士在香港莫名消失引起了他们的警觉。1948年12月11日，港英警察突然搜查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机关，并拘捕了负责人谭天度，试图寻找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材料。
这使得接送工作的难度陡然增大，为此，周恩来特别电示钱之光：今后的行动“要更加谨慎。”第三批民主人士最多，除了李济深之外，其他同行的民主人士还有朱蕴山、梅龚彬、邓初民、章乃器、施复亮、彭泽民、茅盾、洪深、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30余人，在这批人士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了。
李济深是在港的民主党派领袖中最具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也是英美等国和桂系致力争取和拉拢的重要对象，港英当局更视之为中国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在礼遇的同时也加大了监视的力度。
位于香港半山区干德道的李宅周围总是布满了密探，香港总督府政治处主任黄翠微也经常以关心安全为名登门探访，国民党特务组织则到处侦查李济深的行踪，伺机行凶破坏。而李济深则因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尚未下定北上的决心。当时有人劝李济深：你不能去解放区，到了那里你就身不由己了。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则派人携亲笔信到港，准备接李济深去武汉“主持大计”，想利用李济深在军政界的影响，由桂系和共产党“划江而治”。国民党则千方百计要把李济深扣在香港，如不能达到目的，不惜置他于死地。
此种情形和新政协筹备会的急需，都使得李济深的及早北上变得迫在眉睫。潘汉年、钱之光委托何香凝出面做工作。何香凝告诉李济深：“任公，你还是早走的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是为了你任公自身的安全。”李济深闻之怦然心动。
为了解除李济深的后顾之忧钱之光先是对他的家属做了周密妥善安排，同时在安排同行的人员时尽量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一起走，以增加他途中的安全感，最终李济深决定秘密北上。
可是李济深的北上依然是中共香港分局最费斟酌的难题。潘汉年、钱之光和方方等人为此殚精竭虑，周密部署，远在西柏坡的周恩来也在遥控指挥，他不但具体布置如何做好离港时的安全和保密工作，而且明确指出，租用的苏联轮船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住在大连最好的旅馆。
为了安全起见，第三批民主人士的离港时间定在圣诞节第二天即12月26日。为了麻痹密探，李济深在动身当天在家大宴宾客，且故意只穿一件小夹袄，而把外衣挂在客厅的衣架上。宴会进行当中，李济深悄然离席，未穿外衣就急切登上距家门口20米远的一辆汽车，先到《华商报》董事长邓文钊家，然后由饶彰风陪同到达停泊在岸边的一条小船上。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带了酒菜，装作泛舟游览的样子，穿梭在一些外轮之间。一个多小时后才靠拢北上的苏联货船“阿尔丹”号，上船后，李济深等人立即进入船长室，以避免海关检查。
这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接送行动，同行的还有著名的民主人士彭泽民、柳亚子、章乃器、邓初民、洪深、翦伯赞、施福亮、孙起孟和沈雁冰夫妇等30多人。这些人也在李济深离家和上船前后，分别从各自住所出发，有的先到朋友家后再上船，有的以旅馆为中转站，且不带任何行李，让人感觉不到有远行的迹象。
他们在统一安排下化了装。有的长袍马褂，俨然一副学者派头；有的西装革履，像个商人；也有的普通人穿着。大家事先准备了一套说辞，以便应付检查时的盘问。
为保证行程的安全，香港分局派出李嘉仁，钱之光派出徐德明随船护送，随行并起保护作用的还有龚饮冰和卢绪章。
船离开三天后，《华商报》正式发布李济深北上参加新政协的消息，白崇禧闻之不免大失所望。
为庆祝这次难忘的航行和1949年元旦的到来，12月31日晚，乘船的民主人士共同聚餐，互贺新年。茅盾特地请李济深题词，李济深信笔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其兴奋之情跃然纸上。
1949年1月7日上午，“阿尔丹”号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大连，中共代表李富春、张闻天前往码头迎接。李济深等上岸后，立即被安排到大连最高级的“大和饭店”。因为当时天气很冷，中共接待人员根据周恩来的嘱咐，给他们送来了事先准备好的貉绒大衣、獭皮帽和皮靴。李济深对此十分感动，连声说：“恩来同志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好了，真太感谢了！”
随着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全面展开，接送工作也在逐渐加快。
1949年2月28日，以文化界著名人士为主体的第四批人员乘坐挂有葡萄牙国旗的大货轮北上，包括叶圣陶、马寅初、王芸生、沈体兰、郑振铎、陈叔通、包达三、张志让、宋云彬等27人。地下党工作人员从26日黄昏起就从各人住处取走行李，秘密运上轮船。27日，这些民主人士根据统一要求，改穿中式短服，化装成船员模样，陆续登船。28日，货船在众人的渴盼中缓缓离港。货轮开行一小时后，大家集中开会，方知大多都是彼此相熟的朋友，还相约每晚开会、学习和娱乐相结合。
不过这批民主人士却经历了最严重的一次险境。在接近山东烟台时，遭遇到两艘国民党军舰的夹击，受到盘问，幸好船长从容应对，且临时改道，佯作向朝鲜方向开去，才摆脱了险境。1949年3月5日，货轮抵达目的地烟台。
第五批民主人士于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在潘汉年等人的安排下，由刘恕护送，“特殊乘客”包括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夫妇、盛丕华及其儿子盛康年、俞澄寰及杨延修等人。值得一提的是，黄炎培是地下党费尽周折于当年2月从上海精心护送到港的。3月25日，货轮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迎接。
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中共香港分局共秘密接送20批约350名民主人士北上，为各界知名人士齐聚新政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保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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