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独自一人来到了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尚贤坊，想要拜访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老同学孙百刚。刚一走进家门，孙百刚夫人身边的一个年轻女子吸引了他的注意，这个女子就是
王映霞
。
此时的王映霞只有19岁，与孙百刚一家人租住在一起，她可是出了名的大美女，号称“
杭州第一美人
”，在当时还流传着“
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
”的说法。
郁达夫初见王映霞，两人一见钟情
看着这位正值青春年华的妙龄少女，郁达夫完全被王映霞的美貌所吸引，便壮着胆子和她聊起了天，全然忘记了身边的朋友孙百刚夫妇。
在与王映霞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天，郁达夫在日记中写到：
“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地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郁达夫已经深深喜欢上了王映霞。
凭借着郁达夫在文学界的名气，同样也赢得了王映霞的好感，她尤其喜欢阅读郁达夫的文学作品。
一个是遇见了偶像，一个是遇见了知音，他们两人自然是有很多话题可聊，
此后的郁达夫几乎每天都会去一次尚贤坊。
刚一开始的时候，郁达夫还要找各种借口来看望王映霞，例如去尚贤坊还书，或者在附近看朋友路过尚贤坊。
有一次，由于郁达夫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借口了，他就在尚贤坊门口大声地朗读诗句。
这种小心思自然瞒不过周围群众的眼睛，孙百刚夫妇认为，若是事情再继续发展下去，就要闯大祸了
。
按理来说，郁达夫在当时的文学界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而王映霞则是出身名门的“杭州第一美人”，两个人可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
然而，
孙百刚夫妇之所以担心会闯祸，是因为郁达夫已经有妻子了，而且还有三个孩子
。他早年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时候，就在父母的安排下，迎娶了附近的孙荃小姐为妻。
这段婚姻完全是“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郁达夫对孙荃并没有什么好感，更没有感受到恋爱的滋味。所以，当遇到了王映霞之后，他就像一只刚出笼的雏鸟一般，对自由恋爱充满了无限的渴望。
接下来的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郁达夫就给王映霞写了一百多封情书。
在《郁达夫与王映霞》一书中，记录了他于1927年3月4日所写的一封情书的具体内容：
“正是因为我很热烈地爱你，所以一时一刻也不愿意离开你。又因为我很热烈地爱你，所以我可以丢掉生命，丢掉家庭，丢掉名誉，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
在这封情书中，写出了郁达夫对于王映霞的那种像烈火一样的炙热爱情。
抛弃原配妻子，低调举办婚礼
面对郁达夫的疯狂追求，王映霞自然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但是，王映霞从小就接受过家庭传统教育，当她得知郁达夫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为了躲避外人的风言风语，断然收拾行囊离开上海，返回了杭州老家。
郁达夫立即购买了一张前往杭州的火车票，在爱情之路上穷追不舍，初涉世事的王映霞终于被这份执着所打动。
王映霞不甘心仅仅做一个没有名分的妾室，她向郁达夫提出了结婚的条件：
“我要做名正言顺的妻子，你要跟原配夫人孙荃离婚。”
对于这个条件，郁达夫本身就对孙荃没有任何感情，于是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4月13日，王映霞带着郁达夫回家拜见父母和外公王二南。王二南是当时杭州文化界的名人，非常喜欢诗词创作，他对郁达夫的才华十分赞赏，两个人甚至还成为了文学上的好朋友。
尽管王映霞的母亲对郁达夫并不满意，但身为一家之主的王二南都同意了，母亲也只好做出妥协。于是，郁达夫和王映霞于6月5日在杭州的聚丰园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就连著名诗人柳亚子都来参加了，称两人是“
富春江上的神仙侣
”。
三个月之后，郁达夫将曾经的恋爱日记编写成了一本《日记九种》，并投递给出版社进行印刷发行。
在《日记九种》一书中，
刊登了许多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的私密日记，其中一段这样写到：
“3月20日这天，我和她谈了一夜，亲了无数次的嘴，但我们都没有突破最后的防线。”
为了赶快与王映霞举办婚礼，郁达夫便给家里的原配妻子孙荃写信，要求离婚，并坦白了自己将要与王映霞结婚的事情。但是，孙荃在回信中表示坚决不会离婚，甚至还以死相逼。
在这种情况下，避免进一步刺激到孙荃，郁达夫和王映霞只好改变计划，取消了原先预订的结婚典礼，
于1928年2月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一个简单且低调的婚礼。
这一年，郁达夫已经32岁了，而王映霞只有20岁。
两人渐行渐远，前往武汉生活
比起郁达夫和王映霞订婚典礼时的隆重场面，结婚典礼确实有一些寒酸，但两人婚后在上海的生活还是比较幸福的。郁达夫的体质很弱，依然坚持每天进行文学创作，从中赚取稿费来养家，王映霞几乎每天都会给丈夫做些有营养的食物进行调理。
然而，美好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王映霞逐渐忍受不了郁达夫的才子习气。她在后来是这么回忆当时的情景：
“（郁达夫）总是不修边幅，头发不梳，胡子不刮，总是要我来侍候和催促。”
面对王映霞的管束，郁达夫也有些不耐烦了，终于在1932年3月10日不告而别。
就在这个时候，王映霞老家的表姐来信说，有人在杭州闸口的江边看到过郁达夫，手里还拿了一个行李箱子。
她认为，丈夫肯定是对自己感到厌恶了，从而去杭州富阳寻找前妻孙荃了。
几天之后，郁达夫带着行李箱子回来了，家里的长辈们担心他会始乱终弃，要求把所有的著作版权和稿费全部交给王映霞来保管。
随着郁达夫写下了“版权赠与书”，这件事情表面上似乎是已经告一段落了，
但却给两人的生活中留下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渐渐开始出现隔阂。
由于反动派大肆逮捕文化界人士和中共党员，整个上海弥漫着一种白色恐怖。为了躲避反动派的搜捕，郁达夫和王映霞带着孩子回到了杭州避难。而且，他们还在杭州的横河桥场建造了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起名为“风雨茅庐”，希望这里能够是一个躲避风雨的落脚地。
当时的上海不仅是中国经济贸易的中心，还是文化界人士开展革命运动的中心，鲁迅一直不赞成郁达夫离开上海
。在郁达夫后来所写的《回忆鲁迅》一文中，这样写到：
“我因不听鲁迅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
杭州是王映霞的家乡，曾经“杭州第一美人”的美誉让她的大名响彻整个杭州，如今又成为了知名作家的妻子，逐渐开始在杭州上流的交际圈中来回奔走。
反观郁达夫这边，他每天的工作除了读书以外，就是埋头创作，与妻子的氛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1936年1月，在郭沫若的再三邀请下，郁达夫前往福建担任省政府参议，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宣传运动之中。没有了丈夫在身边，王映霞则显得更加解脱了，渐渐成为了杭州社交圈的一个主流人物。
于是，郁达夫曾经在日本留学时结交的朋友、
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开始与王映霞越走越近，并向王映霞展开了追求。
早在郁达夫夫妇建造“风雨茅庐”的过程中，许绍棣就为他们提供了很大帮助，而且每次举办聚会的时候，许绍棣都会到场参加。
但是，随着外界流传的风言风语越来越多，终于传到了郁达夫的耳朵里。为了挽回这段婚姻，他决定带上妻子离开杭州这个是非之地，前往武汉生活。
1938年7月5日，郁达夫的好友汪静之前来探望，此时的夫妻两人正在激烈的争吵之中。他拿出许绍棣写给妻子的三封情书，哭着对汪静之说：“
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这样的不要脸，这三封情书里面写了她和许绍棣到碧湖过夜的整个过程。
”
由此可见，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所写的“
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
”一句，其中“党部的先生”应该指的就是许绍棣无疑了。
新加坡之行，成了两人的最后一站
郁达夫原本以为，只要带着妻子来到武汉，远离在浙江省教育厅任职的许绍棣，就可以安然无事了。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人竟然还一直存在着书信来往，信中还多次要求王映霞返回杭州
。
更为巧合的是，就在几天之前，王映霞以“
在武汉水土不服
”为理由，向郁达夫提出过
“要带领孩子返回杭州”
的想法。被愤怒冲昏头脑的郁达夫，完全听不进好友汪静之的劝解，在家里大哭大闹，王映霞也被迫离家出走。
妻子离家出走了，郁达夫似乎还没有解气，他又把这些情书复印了许多份，遇到朋友了就赠送一份，还严肃说：“
这些证据是我准备打官司用的！
”
第二天，由于王映霞还没有回来，郁达夫专门在《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内容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
王映霞女士，我不计较你和他人在外花费的钱财，但是你的母亲和孩子很想念你啊，求你告诉我你在哪里！
”
这个寻人启事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就连汪静之等好友也认为郁达夫的做法太不稳妥了。
此时的王映霞正在一个朋友家里，当她看到《大公报》上面的寻人启事时，当即就产生了想要离婚的念头。
为了彻底断绝王映霞和许绍棣之间的书信来往，郁达夫欣然接受了新加坡《星州日报》的邀请。但是，王映霞提出了一个条件：“
要保证对之前的事情只字不提，方可跟你去新加坡。
”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趟新加坡之行，
并没有缓和郁达夫和王映霞之间的夫妻关系，反而让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
。
有一次，郁达夫在新加坡的家里与朋友喝酒，由于多喝了两杯酒，他又跟朋友提起了王映霞与许绍棣的事情。不仅如此，借着酒劲，郁达夫竟然还将《毁家诗纪》免费寄给了香港的《大风》杂志，并要求在出版发行之后寄给自己一份。
1939年3月5日的清晨，王映霞突然收到了一本从香港邮寄过来的《大风》杂志，里面刊登了郁达夫的诗歌作品《毁家诗纪》。
看完了《毁家诗纪》中的内容，令王映霞非常震惊，
这里面记录了郁达夫创作的19首诗歌，诗歌中讲述了王映霞曾经出轨的种种行为。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郁达夫竟然把妻子的丑闻全部公之于众，无疑是更加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我们常说，爱恨就在一瞬之间，曾经爱得有多疯狂，如今恨得就有多彻底，王映霞下定了决心要跟郁达夫离婚。
直到1940年8月，郁达夫和王映霞正式宣告和平分手，分别在新加坡、香港和重庆三个地方的报纸上刊登了离婚信息。
这一对曾经令多少人羡慕的才子佳人，最终还是以离婚的结局而告终。
2000年，
此时已经92岁高龄的王映霞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
“我所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我与郁达夫最大的差别就是性格不同。”
婚姻之后的郁达夫，经常以文艺作家的诗酒风情来对待爱情，但他却忽略了爱情和婚姻自古以来永恒不变的一个真谛，那就是：“
再美的爱情，也是需要精心呵护的；再幸福的婚姻，也是需要不断经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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