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是我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报纸，它创办于1902年，至今已经整整120周年。
《大公报》的创办者，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也就是英达的曾祖父。
英敛之姓英，名华，字敛之。是满洲正红旗人。自幼家贫，后靠自我奋斗而改变了命运，成为著名的文人学者和《大公报》、“辅仁大学”的创办者。
英敛之22岁时信奉了天主教，并与皇族爱新觉罗淑仲结婚。这两个重要的抉择，对他改变命运和日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1901年春天，在云南蒙自法国领事馆任职的英敛之回到天津，一位叫柴天宠的天主教朋友和他商议，准备集股办一个报馆，请英敛之主持。
英敛之正在无聊之际，立即应允并积极进行筹备，进展十分顺利。
到第二年夏天，《大公报》在天津法租界正式诞生。
英敛之作为《大公报》的主要创办人，自任总理、撰述、编辑等职务，总揽言论和经营全权。
《大公报》诞生以后，依靠外国势力和教会的支持，依仗地处租借地的优势，以“敢言”而著称于世，宣传君主立宪，要求慈禧撤帘归政，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
但是，英敛之当初答应办报，是因为理想破灭，穷极无聊，为寻得一个职业，解决温饱问题。
由于英敛之兴趣本不在办报，而且袁世凯阴谋称帝时，又曾对《大公报》进行抨击打压，报馆经营状况很不好。
因此英敛之主政十年之后，便把《大公报》卖给了其中的一个股东——王郅隆。
王郅隆原是天津的一个“混混”，后来自己经营妓院，与安徽督军倪嗣冲相识并成为好友。
王郅隆在军需生意和盐业生意中发了财，成为暴发户，也成为《大公报》的大股东之一。
英敛之离开《大公报》之后，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专心研习教义，热衷办学，创办“公教大学”（后改为“辅仁大学”），成为北方著名的天主教领袖。
王郅隆接手《大公报》时，已经是1916年，此时英敛之已经退居北京，不问报馆政事了。此次转卖，是全部产权和管理权。
《大公报》自王郅隆接手后，进入它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由于王郅隆与安徽军阀倪嗣冲的关系，他又结识了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
徐树铮作为“安福俱乐部”的组织者，被称为“安福系”，以拥护段祺瑞政府为主要任务。
王是“安福系”的重要成员之一，而徐树铮就是他的后台。
王郅隆接办《大公报》后，《大公报》就成了“安福系”的机关报。在社会上的口碑反而日渐衰微。
1925年，随着“安福系”的垮台，王郅隆的地震死亡，《大公报》也奄奄一息，停刊关门了。
王郅隆死后，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接办“新记公司”《大公报》，并于1926年9月1日复刊，由此进入《大公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这一阶段是《大公报》在旧中国时期发展较好、影响较大的一个重要阶段。
吴、张、胡三人是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和朋友。
他们在一次散步中，偶然发现在日租界旭街（今天津市和平路）上有一个大门紧闭的老报馆。灵感上来，决定把它买下来，重振旗鼓。
他们商定，由吴鼎昌出资5万元（据说这5万元还有其他股东），购买《大公报》的招牌、财产、房子。
由张季鸾、胡政之全力办报，三年内不得在外兼职，吴鼎昌负责他们俩的生活费用。
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
由此，新《大公报》以整齐的管理阵容和焕然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吴、张、胡三人接办《大公报》以来，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字方针。
秉承言论独立，不盲从，不接受任何方面收买的原则。
他们三个人分工明确，互不干涉，配合默契，各显所长。
吴鼎昌的钱，张季鸾的笔，胡政之的管理，出神入化地把《大公报》从奄奄一息状态中挽救过来，成为一份内容丰富多彩、版面新颖别致、令人耳目一新的大报。
因此，在《大公报》的发展史上，吴、张、胡被人们称为报馆的“三巨头”，对《大公报》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鼎昌毕业于日本高等商业学校，1910年回国后，考取“经济特科”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并进入金融业，曾任民国农商部次长等职。
他想办报，是因为政治失意，寂寞无聊，一则可以抓一个舆论工具，为自己重新登上政治舞台作为阶梯，二则看准了办报的经济利益。
吴鼎昌虽然是社长，但他不懂办报。因此只管出钱，很少干预报馆的行政工作，这样一来反而与张、胡形成了良好的配合关系。
张季鸾是山西人，1888年出生。1905年赴日留学,1911年归国，开始从事报业工作。
先是在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工作，后委派到北京创办《民立报》。
1917年任《中华新报》主笔，兼上海《新闻报》驻京特派记者。成为著名的编辑、记者和社会评论家。
张季鸾笔锋犀利，敢于直言，对社会政治腐败和丑陋或隐晦抨击，或肆意讽刺，文章很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多年，是《大公报》受到社会欢迎的重要原因。
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奖章，这是新闻界一个很高的荣誉，此前只有日本《朝日新闻》曾获此奖。
张季鸾出席新闻界为此召开的庆祝大会之后，不久就病逝了，死时只有53岁。
胡政之是《大公报》行政事务的大管家。他生于1889年，是三个人中最年轻的。
胡政之1906年赴日留学，进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学习。
1911年归国后曾做过法院推事、教师、秘书长等职务，曾代表《大公报》参加过1918年的巴黎和会。
由于胡政之曾经在王郅隆主办的《大公报》担任过经理和总编辑，所以旧《大公报》营业部和工厂的职工，大多都是胡政之的老部下。
因此，胡政之一旦开始筹备新《大公报》，那些有经验的旧部很快就被他召集起来，包括派驻各地的记者和一整套写作班子。
胡政之有人、有经验、有管理才能，是个出色的经营者和实干家。
据当时在《大公报》工作的人回忆，胡政之“表情严肃，但不难接近”，“任何问题都可以当机立断，绝不模棱两可，拖泥带水”。
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各有特色，各有所长，把《大公报》办得风生水起，成为旧中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
以上是《大公报》在旧中国时期历史沿革的三个阶段。
其中1926年以后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接办主政的《大公报》，是旧中国时期《大公报》发展的辉煌阶段。
《大公报》吴、张、胡“三巨头”在中国新闻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抛开他们的政治立场来说，他们对中国报业的贡献是众所周知、功不可没的。
建国以后，《大公报》几经改组，名称也曾有变化。成为主要报道财经消息的一家全国性报纸。
而香港《大公报》则继续在香港出版发行。
2016年，香港《大公报》与香港《文汇报》合并，组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开始了新时期又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形成了“立足香港、面向全球华人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
如今，《大公报》已经走过了120年的路程，风风雨雨，时盛时衰。
它见证了10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也记录了不同时代的生活景象、民众心声。
120年来，它留下的难以计数的文字，是中国新闻史，乃至中华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和宝贵财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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