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至9月间，10万北伐军从湖南横扫而过，10万北洋军在湘境大溃败，三湘大地一时变成战场。到处是遗弃的枪械，零散的溃兵，这正给当地农民提供了活动的舞台。
当年曾国藩在湖南办湘军，省内百姓就有尚武的传统。中共湘区委员会与唐生智达成合作后，就向各县派了农民运动特派员，发动农民起来支援北伐军。在北伐开始时，农会还在秘密状态之中，会员不过30万人，却已显示出很大的力量。
作为北伐先锋的第四军进入湘南后，中共湘区委员会派来的农会干部就给部队带路，同时组织了运输队帮助抬担架、送给养。这样，出师到陌生地区的北伐军如鱼得水，连续迁回到北军后方，很快取得了作战胜利。
国民革命军北伐
6月下旬至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6万余人集中到湘中前线，北洋军阀部队则有10万人前来阻击。在此关键性的决战中，农民支援北伐军对夺取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双方在前线交火后没几天，北军就感到后方供应补给不上，因为当地没有铁路、公路运输，主要靠平时拉夫挑担运粮运弹，这时农会组织农民纷纷坚壁粮食，并躲避拉夫。那些欠饷已久的雇佣兵一旦吃不上饭，立即军心大乱。
北伐军则情况相反。在南岭方面虽然不通铁路、公路，却有省港大罢工的工人组织的运输队翻山越岭挑运粮食弹药，到了湖南境内，又有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的数万农民来接力运输。这样，北军兵力虽多，却很快支持不住，混乱地向长沙败退。
在北伐军向长沙进攻时，中共湘区区委又发动农会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军后方等任务，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了作战。
在湖南工农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7月11日占领长沙，8月19日占领平江。
8月19日北伐军攻占平江后，广州《民国日报》就曾报道：“此次北伐胜利夺得平江，其力量全在农民”。
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于8月间也到达衡阳，换乘火车前往长沙。此人此时心怀鬼胎，在路上他亲眼目睹了铁路两侧有成千上万的湖南农民踊跃支前，并明白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时，心中的滋味如何别人虽不知道，可是他嘴上却称赞道：“将来革命成功，湖南当推第一。”
尽管这时蒋介石已经发动过“三二〇事变”，在自己的第一军中驱逐了共产党员，看到北伐途中共产党领导工农运动有这样大的力量，对他自己夺取地盘有重大的帮助作用，于是他又托人向中共中央传话说：“欢迎CP回来工作。”
当然，这是别有所图，不过因为这时北伐军将领们还需要中共领导的湖南农运的帮助，所以还一时容忍了这个运动的发展。
由于一时取得合法地位，湖南农民运动在北伐进军中得到了迅速发展。1926年11月底，湖南有54个县已有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达120万，到了1927年1月，湖南农民协会会员增加到200万人。
当时是每家登记一人入会的，按此推算，至少有1000万农民已经在农会领导下，占了全省农民的一半，就此在湖南农村中掀起了一场历史上空前的革命大风暴。
农民有了组织，首先就要掌握政治权利。过去，各乡、各镇都是那些有头有脸的绅士们说了算，农民只有完粮纳税听差的份，这时各地农会却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切权力归农会”！
由于农民势大，过去地方的土皇帝都、团总们，大都吓得躲起来不敢管事，团防局一类地方民团武装一时也大都趋于瘫痪。这样，乡村里的多数民事问题，包括公婆吵架，都要到乡里农会裁决，农民协会一时成了县以下唯一的政权机关。
此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报告称：“在湖南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农民已完全获得胜利，一切乡村政治都归到农民手里。”
过去乡里是豪绅和团总们说了算，如今却是农会的委员们说了算。在有钱人看来，这些委员过去都是些“痞子”，可是如今他们掌握了农会、妇女会、党部，都有各种各样的委员头衔，真成了“委员世界”。有些地主讽刺说：“如今出去屙泡尿，都碰上了委员！”
县以上的单位，农会也发挥了作用。例如在湘中、湘东各县，县里的公事都取决于县长和以农会为主体的群众团体联席会议的决定。在湘潭县马家河有几个劣绅曾勾结起来，收买打手，冲击农会并绑架了几名农会干部。
农会
马家河区农会立即组织了一两万名会员进驻了这些劣绅的宅院，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并打开他们的谷仓，把粮食分给农民。这些劣绅们吓得不得不又是赔礼又是认罪，并用红绸扎轿，将绑架的农会干部送了回来。
农民协会掌了权，开始还没有提出平分土地的要求，却积极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
在农会势力强盛的地方，不仅旧债要减息，甚至连本也不能追还。其实，减租本是国民党孙中山提出的口号，国民党自己却从不实施，这时却由共产党人来实行。
农民们起来，自然要向过去压迫他们的人开战。过去在乡里横行的土豪们，此时逃的逃、躲的躲，跑不掉的就被农民捉了去戴高帽子游乡。农民们粗黑的手，如今加在过去田主的头上，他们不时地加以阵阵喝斥声——“土豪劣绅，可认得我们！”
对那些豪绅地主，除了戴高帽子，再就是罚款。还有“杀猪出谷”一项惩罚措施，就是大队贫苦农民闯进他家去，把他家的猪鸡杀了大吃一阵，还拿走其粮食。
那时的湖南农村，到处是游街游乡戴高帽子的场面。自曾国藩建湘军以后，湖南人出外从军当官的特别多，如湘军中就出了三品以上的官员达5万人。所谓三品官，相当于州府级任级，按照现在的标准就相当于地区级干部。这些人在外为官，回乡为绅，所以湖南官僚地主的数量在近代居全国第一。
这些人及其后代仗着家中有功名，一向摆谱，很要面子。此时一个个被过去看不起的泥腿杆子抓去游街，还常常给涂黑了脸，逼着自己敲锣喊“我是土豪劣绅”。如此这般，对这些人真是奇耻大辱。游过一次乡的，往往都再也无颜见人，躲在家中，威风扫地。
对过去血债累累的大恶霸，农民协会就自己或报请上面拿他开刀。
1926年12月22日，湖南省各界民众团体向省党部、省政府请愿，要求用革命手段肃清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翌年1月4日成立由共产党人谢觉哉、易礼容等为主要成员的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
谢觉哉
28日，省党部通过了《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一些大的土豪恶霸就此被枪毙，或被农民自行处决。
农会为了解决荒月贫农缺粮和粮价暴涨的问题，还建立了平粜局或平粜委员会，规定本乡谷米外运，必须有区、县农会命令，并在码头、车站等交通枢纽设立了检查站，严禁地主将谷米运往他乡搞粮食投机以牟取暴利。
另外，不少地方还组织了“民食委员会”，实行粮食平粜，以乡为单位调查谷米数量，按人口和年龄分配粮食。过去贵州鸦片经过湖南运送，是本地一大财政税收来源，这时农会下令禁止。
因这种措施与部分北伐军部队征税、征军粮发生矛盾，省农会下令“暂缓禁运”，才算缓和了矛盾。
在农民运动兴起后，为了自卫，各地农会普遍成立了农民自卫军。自卫军成立以后，有的拣了战乱时留下的枪支，有的夺取地主武装团防局的枪支，不过总的来看，绝大多数农军装备的还是梭镖。
据估计，1926年年底湖南农民自卫军数量已经发展到10万人，不过都属于民兵性质，在乡不脱产，平时也无军事训练。
尽管这些农军还称不上是军队，手里拿的基本上是冷兵器，毕竟是掌握武装的开端。不过因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认识的局限，对农村武装认为只是自卫性质，未想到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所以还没有强调农军的训练和增加枪支问题，一些领导人常常以表面上的庞大数量而自满自足。
在热兵器时代，光凭人的数量而不讲武器的质量，其实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后来“马日事变”的教训，就证明了这些。
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其实最早尝试于浙江衙前，大规模地开展于广东海陆丰，而湖南农民运动又将它推向了高潮。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又影响了湖北、江西等地。
被称为“湖南农王”的毛泽东，这时虽然人在广州，但中共中央还是重视他过去的农运经验，于1926年11月上旬委任他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共中央又决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指导北伐军占领下的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几省的农民运动。
刚刚就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立即乘船从广州赶到上海，又从那里到了南昌，与当地的国民革命军要人和中共派出的政工人员林伯渠、李富春等人商谈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并进行筹资活动。有了经费后，才于12月初到达武汉，一面在汉口建立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一面筹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时的毛泽东，主要理想还是如同青年时期一样，当名教员。其实此一愿望终生未变。
1970年他在接见美国作家斯诺时，就认为应去掉“四个伟大”中的三个称号，最终只保留一个“Teacher”的称号。
教员讲好课，必须有丰富的实际知识。为了更好地指导各省的农运，也向自己的农讲所学生传授实际知识，毛泽东经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同意，有了1926年12月中旬出发的湖南之行。
在毛泽东赴湖南之时，长沙城内的面貌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在那些古旧的街道上，往日那些被称为“恶狗”的穿黑制服的警察已经很少见，倒是穿着工人装扎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背枪在街上往来巡逻。
工人替代了旧警察，这是当时湖南工运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北伐之初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湖南工人运动也如暴风骤雨，势不可挡。
1926年夏天两广北伐军和唐生智部在湘中击溃北洋军阀部队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就决定乘机组织工人武装。几年前，毛泽东等人已在织机工人、泥木工人中间组织了工会，正好可以发动。
市民这时也怕溃兵乘乱入城抢劫，许多人也愿意出钱支持工人组织队伍“自保”。于是，长沙南面的炮声响起后，市内就建立了一支千余人的工人保安队，并用夺来和拣来的北洋军溃兵枪支武装起来。
7月10日，北伐军距城还有几十里时，城南的北洋军叶开鑫部就向城内撤退。依过去军阀混战的旧例，城市在兵乱时为怕抢劫，要由商会出面向入城和离城的军阀部队行贿。
这时的情况却不同，上千名工人保安队拿着枪支占领街道各路口，遇到零散的溃兵就把他们缴械，遇到大部队就摆出战斗队形，阻止通过并准备迎战。满城贴的大标语都是“迎接北伐军！”“打倒军阀！驱逐北军！”
撤入长沙城的叶开鑫原先还想守一下，看见城内形势大变，更为惊慌，于是当夜就率兵弃城北逃。城内丢下的大量军需品，都被工人保安队缴获。
7月11日，唐生智部下第三师李品仙部在群众夹道欢迎中进入长沙。5天后，实际上由中共湘区委员会主持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了5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北伐军。
唐生智
大会上红旗招展，口号震天，唐生智和李宗仁的代表胡宗铎都站在主席台上，在发言中对长沙民众表示了感谢之情。那个第七军第二路指挥胡宗铎在发言中还这样说：“叶部之跑，不是打跑的，是民众在其后防，故意恐吓赶走的！”
这些军队将领此时对工人武装好话倒是说了不少，可是却借口维持治安之需，派兵从各保安队和群众武装中收枪。
中共组织的长沙保安队缴获的大部分枪支，就这样被收走了，只剩下二百余支旧枪，根本没有机枪一类自动火器。
不久，保安队改名为工人纠察队，成为一支为数一千余人的常备的工人武装。
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活动，主要就靠这支武装保护，可惜这支纠察队的力量从军事上讲还是很弱的。
随后，中共湖南区委在省内其他城市也组织起工人纠察队，归各地工会指挥。湖南省工会规定工人纠察队的任务是：“巩固工会，保障工人利益，培植武装自卫之精神。”同时，还成立了一支女工纠察队。不过这些新成立的纠察队，人数不多，又都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
除工人纠察队外，湖南省工会吸收12至16岁的男女青年工人、学徒及工人子女参加，成立了劳动童子团。这些少年没有家口之累，斗争起来更无所畏惧，往往能在运动中打先锋。不过他们除了木棍之外，也几乎没有别的武器。
应该说，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认识到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搞民众运动是第一位重要的。在长沙市内，民众运动的确得到大发展，中共在湖南的党组织也进一步壮大，北伐开始时湖南有一千六百多名共产党员，占中国共产党全部党员的十分之一。
3个月后，到8月间党员增加到2600多人，数量在全国仅次于广东。
共产党组织力量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使在赵恒惕统治时期遭到镇压的湖南省工农群众运动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和新化锡矿山矿工会先后恢复。
安源煤矿虽位于江西萍乡境内，却由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当初是全国模范的工人运动区，到1924年末曾经发展了三百多名党员，占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有“小莫斯科”之称。
安源煤矿旧址
1925年军阀派兵前去镇压，工会被解散，一些骨干被杀或逃亡他乡，工人在罢工期间得到的权利全被剥夺。
不过，这里还有几十个党员隐蔽起来，并保持了秘密支部。当北伐军接近萍乡时，这里的共产党组织发动工人奋起驱逐北军败兵，乘机夺取了几十支枪，并就此掌握了维持矿上治安的矿警队。
可以说，除了长沙的武装工人纠察队之外，这是中共湘区委员会控制的规模处于第二位的工人武装。
8月中旬，北伐军继续向北进军，长沙各业工人组成近万人的运输队，随军北进。
平江、岳州等地的农民和粵汉铁路的工人也积极配合作战，敌军未撤时破坏铁路，北伐军到达后又马上修复铁路。由于国民党军事将领这时用得着工人支援，所以对工会也采取了允许其发展的态度。
得到这个合法地位后，8月间中共领导的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改为省总工会，实际上取得了全省工运的领导地位，各地的工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参加工会的人数激增。广大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也纷纷建立工会。不仅大、中城市建立了统一的工会，而且大部分县也陆续成立了县工会。
湖南省各地工会成立后，马上组织工人改善生活，争取权利。到12月中旬这4个月里，湖南工会就组织人参加政治运动230多次，参加人数33万人之多。
当时主要是靠工会的力量与资本家进行说理斗争，要求提高待遇、提高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
因工会人多势大，工人们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都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城市普通市民也进行了要求减少房东的房租的斗争。一时间，市内的房产主大都不敢催收房费，就是有住户去交，得到的也常常是客气的回答：“不忙，要是没钱，晚些时交也不打紧。”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说当时湖南的工人运动与农运一样也是轰轰烈烈的，然而其根基也是不稳固的。这里最关键的弱点，在于没有强大武力来保护群众运动，如同在沙基上建高塔，一时地面发生震动就会倒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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