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唤起吾人注意，有关以色列的“契约”里的崇拜形式，在北以色列的主要圣所示剑与耶路撒冷之间存在着具有特征性的对立，这是迈尔的功劳。
根据《约书亚记》，示剑的契约具有一种祭祀会食的性格，亦即一种共饮共食、与神“交契”（Koinonia)的性格，就像一则古老的关于西奈契约的北以色列的故事所报道的，七十个长老出席为耶和华餐桌的客人，如同反过来，耶和华也前来做客，参加祭祀伙伴们的牺牲会食。
在犹大所传袭的礼拜式则与此相当不同。这在有关西底家治下的契约里有着详尽的报道，而且也在关于神与亚伯拉罕的契约的宗教传说里被视为前提般地妥当。供作牺牲的走兽被撕裂，誓约者诸如王、祭司或个别情况下的氏族长老或全体兵丁（“am)，一一从中穿行而过。在那则宗教传说里，耶和华便在夜里这么做。因此，在此并无那种圣礼式的与神交契发生。撕裂牲兽的场景也出现在另一个典礼里。
意欲召唤以色列参与圣战或对抗外族或不法誓约团员的英雄或先知，撕裂一只走兽并将肉块传遍全国。这被视为一种有义务响应耶和华号召而出征的警告。此种形式只被报道过两次，而且正好都是关于北方部族：以法莲与便雅悯。换言之，撕裂兽类的这种形式若可被认为是与犹大的契约形式有着某种关系的话，那么可以想见的，此种形式在北方也应该不是不为人所知的。果真如此，我们可以作此设想：在示剑的定居民众间常见的与神交契的形式，是与和平的神建立关系的古代迦南人的形式，相对于此，同盟战神耶和华所固有的对军事的同盟关系有所助益的另一种形式，则是山区里并不那么定居的农民与牧羊人原有的乡土形式。
此种设想之所以非常有可能，乃是因为肢解牲兽应该是古老的狂迷信仰里撕裂牲兽的一种仪式痕迹非洲的贝都因人是撕裂一头阉过的羔羊；而且此一现象也见之于山区与草原的民族，譬如伊朗人似乎是经由琐罗亚斯德或许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影响下才根除了此种习俗。而且，如此推断想必不错：犹大诸部族曾对原始的，例如在狄俄倪索斯祭仪里也可见到的肉食狂迷发动有计划的斗争而将之铲除。后来在礼仪上严禁血肉吃食的命令或许正意味着此一斗争之路的一个阶段，而后来“不可吃动物的灵魂”的动机，则是保留了昔日泛灵论想法的痕迹。因为，就像我们时而所见的，上述的禁令看来原先并不施用于战场上的军队。
其发展过程应当是这样的：血肉之食原先只有在平常时期是被禁止的，除了保留给战神的肉食狂迷之外；后来在我们所熟悉的非军事化的过程和根除狂迷的影响下，才变成无论何时都被禁止的。但这只不过是个不确定的假设罢了。最后，在传承里还出现建立契约关系的第三种形式：以牺牲的血喷洒耶和华共同体，同时也喷洒祭坛。这是以祭司的助力为前提，因为只有祭司才能做这个举动。由于此一形式被插入长老与耶和华同桌共食的那个非常古老的故事里这个食桌共同体在此是缔结契约的结果，而不是宗教性交契的建立所以可能也是古老的，并且以此例来说，起源于南方。不过这也无法确定。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只在于：在历史时代，南方诸部族并不知晓一种与神建立神圣交契的典礼。以此，我们来到了一个重要的论点上，这不但决定了南方纯粹的耶和华信仰相对于北以色列与巴力及相关的农耕祭仪相融合，两者间的决定性对立，也是契约形式本身更加形式上的对立的外在表征。和多半的古代农耕祭仪一样，巴力崇拜终究是而且一直都是狂迷的，特别是酒精的与性的狂迷。
针对巴力崇拜的这种狂迷的、纵酒的特别是性的狂迷的性格，以及受到此种崇拜所影响的宗教性，纯粹的耶和华信仰的代表者发动了激烈的斗争。利甲族针对葡萄酒的斗争，绝不光只是为了保守旧有的草原习惯，而是特别针对定居民众的纵酒狂迷的斗争。尤其是耶和华信仰的仪式与耶和华信仰的伦理对于性、生活所抱持的态度，乃是此种深刻对立的明证。通过对性的这种斗争，性领域的全面规制在犹太教里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印记。破坏他人婚姻乃是死罪的这种宗教禁忌，当然也不过是和受到先知或祭司所规制的所有宗教里一再出现的事项相互一致而已，不同的只是惩罚的方式特别严厉。
婚姻作为生儿育女的手段与作为经济上保障为人之母者的手段，这种看法自然算不上是以色列所特有的，而是普遍所见的。与狂迷之道和狂迷忘我的这种对立，也决定了南方对于出自这两种形态的忘我达人的态度。施行集体忘我的古代拿比，基本上毫无疑问的是个北以色列的现象，部分源于腓尼基的，部分源于迦南的巴力崇拜。《撒迦利亚书》仍理所当然地认为，假先知就是农夫，他们所谓的自我残伤不外是妓、女的指甲所造成的。为狂迷的群众祭典服务的卡理斯玛忘我达人，无论何处都集结成行会或学派。
以利沙的拿比学派和更早期拿比学派只不过是和此种一般现象一致而已。拿比忘我所源出的狂迷之道，如我们所见的，尤其是一种一心同感的丰饶的狂迷。这类事情，游牧民和半游牧民是一无所知的。如果他们真的对肉食狂迷曾有所知，那也是战士狂迷的一部分。的确，最古早的以色列，而且毋宁是北以色列，便知晓拿细人的战士禁欲与狂战士的战士忘我。同样的，令集体进入忘我状态的古老的拿比，如我们所见的，至少部分也是军事先知。不过，以下三点是昭然若揭的。首先，相对于巴力的祭典狂迷，拿细耳人的战争忘我确实有酒禁的规定。其次，底波拉时代的古典战争预言，与拿比相反的是个人的战争预言。
最后，令人注意的是，底波拉之歌谈到以色列所皈依的“其他神祇”。这可能不过是意指地方神，也就是巴力。数百年之后，我们再次看到以利亚的个人预言之对抗同样的“其他神祇”与狂迷的集体忘我。随同耶户上战车的先知，是个利甲人，亦即纵酒狂迷的敌对者。此种斗争总是一再地由南方出身者或至少主要是畜牧团体出身者来发动主导。典型的个人先知以利亚，巴力忘我的死敌，便是出生于基列，并且是个典型的游牧者。集体忘我专家以利沙，根据传说，是个农夫。相当一段时间之后，从对抗北方祭祀方式起家的首位先知阿摩司，也是出自提哥亚的牧羊人。
以此，得出以下结论：在迦南的狂迷与忘我的影响下，集体忘我的拿比与非理性、感情性的巫术形式，来自北方；理性的利未人的律法集与理性的伦理的使命预言，来自并不知晓农耕地区狂迷之道的南方。此种预言深知，狂迷之道的这种毫无羞耻对耶和华而言是极可厌之事，并且，对古老的契约之神而言，比起履行其古老的命令，祭典与牺牲一般说来毫无意义可言。换言之，南北的这种分歧，显然打从迁入迦南地开始便隐隐地贯穿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
结语
随着敌对狂迷的两大势力－利未人与灾祸预言者－的思维世界愈来愈趋于理性的性格，此种分歧也变得尖锐起来。这至少部分而言是知识阶层的文艺文化日益增生滋长的结果。因此，我们有必要清楚分说，这两种彼此根本不同的宗教性－利未人与灾祸先知的基本要素在相互或隐或显的角力当中，如何在古代以色列的文士阶层内部里发挥出影响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