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3年，僻处西陲的秦国，已经一统天下八年。
此时，在帝国的北方，蒙恬尽逐匈奴出河套，黄河以东、阴山以南置县三十有四，西起临洮、东迄辽东的万里长城，横亘边陲；南方的百越，在秦军的进攻下纷纷投降，大秦的版图上，多了南海、象和桂林三郡，灵渠去年已凿成，珠江和长江两大水系，从此得以连通，岭南与中原，交流日益活跃。
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嬴政，时年四十六，可谓人生的巅峰，志得意满的他，置酒于咸阳宫，与群臣宴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耳酣面热的臣属们，纷纷开启了吹捧模式。酒局嘛，从古到今，历来如此，何况彼时的C位，是自感“德兼三皇、功过五帝”的秦始皇？
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内心大悦的嬴政，还没来得及客套几句，出身齐地的博士淳于越就毫不客气地说：“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他一席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应该仿照古制实行分封，二是指责周青臣对皇帝的过错阿谀奉承，不是忠臣。
本来，满腹经纶、身为皇帝智囊团的博士们，就国事发表一下意见，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淳于越显然过于耿直了，居然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意思是从来没听说不学古制而能长久的。老实说，这有点过分了，好比人家公司才开张，就诅咒人家明年就倒闭。再说了，当面得罪朝廷重臣，还捎带着批评皇帝，人家不是忠臣，你自己就是忠臣吗？内心不爽的秦始皇召群臣议对，当朝宰相、郡县制的提出者李斯提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不但直斥淳于越为“愚儒”，还说“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为“焚书”。
与“焚书”并称的“坑儒”，发生在第二年。不过，两者并没有直接的继续关系，而是与嬴政的一个个人爱好相关。
从公元前219年到前215年，秦始皇连续到东海之滨、江淮流域和北边等地巡游，一方面是震慑东方六国，一方面是寻求传说中的仙人，期望得到长生不老之术。在求仙道路上，他对以卢生、韩终、徐福、侯生等为代表的方士，可谓言听计从。卢生说他周围有恶鬼与仙人相克，嬴政便听从其建议不时秘密出行，凡是泄露皇上出行地方的，即处死罪。徐福等人入海寻找仙山仙药、费时费力一无所获，便谎称海上有大鱼，阻挡了求仙的道路，嬴政便令出海的人携带捕鱼工具，自己还亲自用弓弩射杀了一条大鱼（可能是鲸鱼或鲨鱼）。可惜的是，这些方士们不但没有寻访到仙人来与皇帝相会，还一个个纷纷携款潜逃、溜之大吉（甚至传言徐福带去的三千童男女就是日本人的祖先）。不仅如此，都城咸阳，还有不少方士非议皇帝贪恋权势、专任狱吏、刚愎自用。
按秦法，方士们无法兑现谎言或所献仙药不灵，已是死罪，裹挟钱财、逃之夭夭更是让嬴政颜面尽失，眼下又肆意诽谤，盛怒之下的秦始皇，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下令搜捕方士和儒生，并亲自圈定460余人，活埋于咸阳，史书称之为“坑儒”。
自秦崛起后，东方诸国言必称“暴秦”，后世更将“焚书坑儒”作为铁证之一。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秦始皇下令所焚之书，是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和不属于博士馆私藏的《诗》、《书》等，并非一切书籍，目的是想统一思想和教化，防止人们借古讽今，做到“学出于吏”。其次，秦始皇所坑之儒，以方士为主，而且仅限于都城，很多当朝大儒，毫发未伤。如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秦时先后为待诏博士、博士，后来附项梁、随怀王、侍项羽、佐刘邦，制订了汉朝仪法。可见，广大儒生们，不但没有性命之忧，似乎人身自由，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障的。再次，先秦典籍大多是随着秦朝覆灭而亡的，秦始皇下令烧毁的，只是民间搜集上缴的，国家典藏的部分，依然保管妥善，直到项羽的一把大火，众多典籍，才和秦宫一起，付之一炬。刘邦本来是有机会挽救这些典籍的，可惜，先入关中、亭长出身争的他，无法理解典籍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意义，所以，只取走和保留了对行军打仗最重要的地图，导致无数先贤心血，转瞬成了霸王治下的一堆灰烬。最后，焚书坑儒，是从汉武帝时代起，逐步掌握话语权的儒生们，对嬴政的口诛笔伐。这种报复行为，恰好又迎合了汉王朝天命所归、取代暴虐前朝的正统说法，大大增强了刘家天下的合法性，自然被当政者们所乐见，从而广为传播。就其本质而言，“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目的都是一样的，即打造统一的愚民氛围，有利于中央高度集权的官僚统治，单就“焚书”和“坑儒”两件事来说，不过是毫无关联的两起偶然小事，与“暴秦”无关，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实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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