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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民政府反对英国的政策，突出表现在支持印度和亚洲各国的独立上。
从抗日的需要出发，蒋介石希望亚洲各国都能积极抗战。为了鼓舞亚洲人民的抗日，蒋介石希望英国战后给予印度独立，并允许韩国、泰国以及越南等国战后独立。
蒋介石的这些主张，刺激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引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
但在蒋介石的活动中，最让英国人头疼的，是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
1、蒋介石访印缘起
印度以甘地和尼赫鲁为首的印度国大党,不仅反对日本的侵略，而且更反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但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英印政府没有征求印度人民的意见，就向日本宣战。这种不尊重印度人民的做法，引起了印度人民的反对。
但是甘地与尼赫鲁的做法，使蒋介石对印度抗日的前景深感忧虑。
蒋介石认为，印度抗日与否，关系到中国的抗日大局。
1940年秋蒋介石在重庆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会谈时，就曾谈道：
日军在东南亚势如破竹的攻势，将会对尼泊尔、不丹、锡金和中国西藏造成骨牌效应，并使中国西南严重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
1942年初，印度激进民族主义分子在博斯的领导下，公开与日军合作并对抗英国殖民统治。博斯等人当时手中曾握有一支“印度国民军”,接受日本的军事武装援助，并且在沦陷后的新加坡和仰光等地，替日本政府扮演维持当地秩序和政治宣传的积极角色。
1942年前，印度在抗日问题上不与英国合作，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即印度要求借抗日之机，摆脱英国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
而英国政府则以抗战为借口，拒绝了印度人民的要求。为长久霸占印度，英印当局玩弄“分而治之”的老把戏，挑动印度教和穆斯林教世仇，以阻挠印度独立。
印度的独立，将使英国失去战后在远东重建英国殖民地的基地，并会引起连锁反应。蒋介石对此看得很清楚。他从反英角度出发，同情印度人民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
这种情况，使蒋介石非常不安。他希望鼓励印度抗日，从而巩固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安全，保证西方援助中国抗日运输线的畅通。为此，他期望美国介入，促成印度局势的转变。
1942年1月初，蒋便请罗斯福总统转达丘吉尔，要确保印度及南洋西方的各殖民地积极参加抗日，而不要为日本所煽惑，甚至于发生叛乱，“否则，各殖民地最后必被敌国利用倒戈，此比军事计划更应注重也”。
蒋介石多次要求宋子文提请罗斯福总统注意印度问题。但是罗斯福对此并不在意。
2、蒋介石要求印度独立的诉求
1942年8月，英印矛盾激化。印度国大党人发起不合作运动，英国逮捕甘地等国大党领导人。
蒋介石对英印当局的做法非常不满，他说：
“甘地、尼赫鲁被捕入狱，英国昏庸异甚。”
蒋介石认为事态严重，于是急电罗斯福，指出:
印度局势如此发展，“势将成为同盟国在远东之极大挫败，而予全盘战局以极险恶之影响…而同盟国在此战争中所公认之目标，将不再为世人所重视，其揭示之主义，亦将失精神上之意义”。
蒋介石主张释放甘地等人，鼓励印度人民抗战。他在电文中指出:
“同盟国应不惜任何代价，将保证各种族自由、正义之诚意，以实际行动昭告于世界”。他再次希望美国出面干预英国的做法，从而改变印度局势。
罗斯福将蒋介石的信件转给了丘吉尔，但丘吉尔断然拒绝盟国干涉英印事务。
蒋介石认为美国的努力还不够，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时，蒋介石向他表示了他对美国的失望：
“远东10万万人民视美国为其领导，为其黑暗中惟一之明灯”，但美国的态度很使人失望，“其最使印人失望者，其争取平等与自由之奋斗，竟未能得美国人民同情之响应”。
蒋介石希望美国保证战后三年内印度获得独立，“在此三年期中，作移交政权的准备”，以避免混乱。这样，美国在印度的财产与投资亦会得到保障。
威尔基赞同蒋介石的观点，双方相谈甚为融洽。
对此，蒋介石曾有记载，他说：
“彼对英国帝国主义深为嫌恶，以为其非由东方撤退，则东方各民族无法独立，甚洽余怀也。”
不久，宋美龄赴美访问。蒋介石要求宋美龄在与罗斯福谈话时指出：
“印度如果一日不能独立，则世界和平与人类平等仍不能实现，故印度在战后必须使之独立，但可有一过渡时期与办法，勿使英国失却体面，缅甸亦然。南洋各民族应明言训政年限，二十年内扶助其独立。”
蒋介石不仅希望美国出面，改变印度的局势，而且自己也想方设法，希望改变印度的局势。
在1942年底，重庆国民政府获得了各种机密情报，证实了由日本所扶植，由印度、中国西藏的亲日反英分子与周边团体所组成的“第五纵队”，已经深入中国的藏南与印北边境。
这些情报认为，印度政局如果持续不稳，将致英国殖民统治的垮台。如果那样，恐将影响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动向，而一旦拉萨方面决定改与日本合作，则中国西南大后方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其安危将受到严重威胁。
因此蒋介石决心要访问印度，劝说尼赫鲁以大局为重，与英国团结抗日。同时，他要求英国许诺战后给予印度独立。
3、英国为何对蒋访印如临大敌？
为此目的，蒋介石希望访问印度，说服印度国大党领袖，如甘地和尼赫鲁等人，参加同盟国阵营抗日，而不要为日本所分化利用。
蒋介石当时不但向英国政府要求，前往甘地故乡、同时也是印度国大党大本营的瓦尔达访问，而且为了赢得国大党人士的好感和支持，蒋介石还要求英属印度政府不要安排他下榻印度总督豪华气派的官邸，而是安排他进驻一般的平民旅社。
他还希望印度总督欢迎他的官式排场，能够愈简单朴素愈好。
最近学术界有研究成果表明：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访问印度的要求，伦敦决策高层普遍表示欢迎，认为这将有助于扭转中国人民对于英国先前‘亲日’的负面印象，同时也可以让蒋介石有机会体验到英国对华的友好态度。”
但是丘吉尔却反对蒋介石的访印，据说：
“丘吉尔本人对于蒋介石夫妇提出的诸项请求，特别是前往瓦尔达与甘地会谈，以及婉谢英印政府的住宿安排，私下却感到十分不悦；在蒋介石一行准备启程飞往印度的前夕，丘吉尔亲笔拟了一封措辞与口吻甚为突兀的信函，除了希望蒋介石一行接受英印政府的住宿安排之外，还要蒋好好思考，一旦他执意前往瓦尔达会晤甘地等国大党人士，对中英两个战时盟邦的合作关系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丘吉尔还特别提醒蒋介石，印度国大党的不合作主义对英殖民母国与战时中国所带来的麻烦和危害是相等的”。
然而丘吉尔的这封信，被印度总督林里资哥等人给扣了下来，没有转呈蒋介石。
林里资哥给英国政府报告说：
“这封措辞强硬的信函，如果交给了蒋介石，将会给蒋介石造成极为不良的印象。而如果不让蒋介石一行在印度会见国大党人士，将会使蒋介石产生‘被玩弄了’的感觉。
因此，他建议改为由他本人代表首相与战时内阁，向蒋介石口头传达丘吉尔的劝告。”
印度总督的报告，使丘吉尔十分恼火。他一方面质问林里资哥，蒋介石凭什么认为若见不到甘地，就会觉得有被英国政府所“玩弄”的感觉？
他严厉斥责说：
“林里资哥已在浑然不觉当中，使蒋介石成为英属印度政府与印度国大党之间争执的最后‘仲裁者’。”他认为这种做法太危险，“将是大英帝国最为不幸的事情”。
虽然丘吉尔最后在信中勉强同意，不再追究印度总督与驻华大使擅作主张的责任，也不再把他的信转交让蒋介石。但他下令，英印政府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蒋介石前往印度会晤甘地。他想禁止蒋介石访问印度。
但是蒋介石的这次访问，经由美国空军安排，美军在印度有基地训练中国和美国军队，所以英印当局无法禁止蒋介石访问。
4、蒋介石的访印行程
1942年2月4日至2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开始访问印度。在印度期间，他发表讲话，指出英国政府应当立即给印度人民自由，由印度国大党领导建立自治政府。
蒋介石在德里期间，还是会见了尼赫鲁。蒋又到加尔各答与甘地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蒋介石表示了他对印度独立运动无条件的支持。
甘地深受鼓舞，向蒋介石全面介绍了他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表示一定要继续领导印度人民进行斗争，直到赢得最后胜利。
在蒋介石访问的最后一天，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加尔各答电台读了一份书面讲话。
在这份讲话稿中，蒋介石向全印人民表达了他对印度人民渴望自由的同情，并向印度人民提出两点建议：
首先，英国应尽快给予印度人民“真正的政治权力”；
其次，印度人民在争取自由的同时要积极参加抗日战争。
用蒋介石的话说是“印度人民争取自由之努力，不应与彼等正全心全意参加之世界范围内反对‘侵略战线’之斗争相冲突”。他的讲话，在印度引起了强烈反响。
蒋介石支持印度反对英国的斗争并不以此为限。他返回中国后，立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信，向罗斯福建议，要美国向英国施加压力。
他提出由美、中两国来担保印度的独立。开始，罗斯福对此建议十分感兴趣。
但是当罗斯福向丘吉尔提出这一问题时，却遭到了丘吉尔激烈的反对。
面对顽固的丘吉尔，罗斯福放弃了这一想法。访印归来，蒋介石非常失望，他批评英国当局说：
“惟英人则顽固不化，非到黄河心不死，殊为可叹，此事非联合中美两国共同对英劝告，使其速下决心不可也。”
蒋介石认为：
“英印关系破裂乃为大局与我东亚最不幸之事，英国政策顽拙，宁为敌占而不愿归还印民，其用心不正，惟有自害自受而已。”
5、英国当局的辩护
英印当局对蒋介石的访问更是十分恼火，作为对蒋介石访印的回答，以及为了向全世界表明英国坚持维护在印度的统治地位的决心，英印政府再次逮捕了甘地和尼赫鲁。
这种做法引起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抗议，英国政府又不得不向重庆国民政府解释，以求得到重庆国民政府的谅解。这件工作，主要由薛穆来完成。
从3月份到7月份，英国新任驻华大使薛穆受英国政府之命，向中国政府解释英国在印度问题上的立场。8月之后，又为英国逮捕印度国大领袖辩护。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他说逮捕国大领袖是完全合理的，非常必要的。
因为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是导致印度抗日崩溃的一个阴谋。他诡辩说，把甘地和尼赫鲁逮捕，完全是为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而决非只保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他说如果日前的英印政府突然倒台，势必导致全印之混乱并影响抗日。
薛穆还企图证明，逮捕甘地和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是得到印度人民支持的。他强调说，逮捕甘地等人，是得到印度参事会全体成员完全同意的。当然这种解释并不能令蒋介石满意。
因为该委员会的成员中有7个印度人。但只有4个英国人。蒋介石根本不同意薛穆的上述解释，他认为这是强词夺理。
蒋介石认为，怎能希望参事会这样一个英印政府机构，做出反对英印政府的决定呢？
蒋介石不仅提出了怀疑，还进一步指出，即使英国给予印度独立后在印度引起混乱，那也绝不意味着印度就会向日本投降。
印度人民绝不会“前门驱虎”而“后门引狼入室”。蒋介石强调，印度人民绝无在赶走英帝国主义之后，又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理。因此，他认为薛穆的说法毫无道理。
蒋介石指出英国逮捕国大党领袖的动机，完全旨在保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蒋介石申明，他在印度问题上的立场，绝对不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而是从原则立场出发，从同情印度人民渴望自由的理想出发。
但是英国继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而蒋介石出于各种考虑，也尽量避免与英国发生正面冲突。
在一次与薛穆的会谈中，蒋介石委婉地说，希望在同情印度人民要求独立这一点上，英国与中国一样不要发生分歧。
但是薛穆却说：“国民会议之领袖已在有意无意之间为日本工具矣。”
蒋介石立即驳斥：
“余不信彼等皆受敌人之利用。即以尼赫鲁为例，本绝无使彼动摇之可能。”
薛穆再讲一步说：
“此言固确，然国民会议领袖发动之罢工等风潮，扰乱治安，并阻碍政府之种种业务，徜不制止，必造成不堪设想之后果。”
而蒋介石则曰：
“目前现象实为拘禁国民议会领袖后自然之反响。我人如仔细分析印度人民之心理，则就目前为止，此项运动尚为纯粹之民族运动，绝未受日本之影响。”
但是薛穆仍然坚持说：
“本人亦无指此项运动受日本影响之意，惟国民会议之措施，却有助于日本。”
薛穆费尽心机竭力为英国拒绝给印度独立而辩护。
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旨在争取民族独立，而太平洋战争虽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并不排斥印度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
太平洋战争的反侵略性质，必将促进亚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在他们的斗争下，无论是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还是荷兰在亚洲的殖民统治，都将被推翻。
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已被战后的历史证明。薛穆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当然听不进这些话，他千方百计为逮捕甘地和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辩护。
他说国大党领导的罢工破坏了生产，因而也就破坏了抗日，所以必须逮捕。
6、英国政府找到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由于英国坚持不给印度独立，也不承诺战后给印度独立，并以逮捕国大党领导人来镇压国大党运动。因此中英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
蒋介石于是再次提请美国人调解。他说：
“余意惟有美国出面调解之一途。美国迄今尚未公开表示其立场。倘能邀请美国出面为调人，印人或不致反对。我联合国实应促成此举。”
但这一想法立即遭到薛穆的反对。他说美国的卷入也即是第三者的卷入，只会使事件复杂化，因为不可能会有三方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
薛穆之所以反对美国调解，是因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英、美既有合作又有争夺。
在许多问题上美国都反对英国，特别是在殖民地问题上美国企图排斥英国，因而标榜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以图控制和影响整个亚洲。
在薛穆反对美国干涉的情况下，蒋介石又向英国政府直接提出了忠告。
他向薛穆说：
“盖余以为英国用妥协之精神、准予印度全部之自由与独立，余信三十年内印人必不能完全脱离英国之范围，而英国在印之势力实际仍可继续存在，盖印人欲于短时间内，使英国在印之政治、经济、工业势力全部撤离，实为绝对不可能之事实。故余以为，英国尽可以恢弘大度之姿态换取印度人民之好感，实无迫其铤而走险掀起革命波潮之必要，若使印度不得不用革命方式取得自由时，则英人在印之势力自然崩溃，不能继续存在。”
但薛穆认为上述话不可思议，他完全不清楚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觉得根本无法去改变蒋介石在印度问题上的立场。
正当英国束手无策的时候，薛穆送报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却使英国政府有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这份备忘录是由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布思拜所写。布思拜提道：
“从法律上说，国民党并不对其邻国是否从列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感兴趣，也不关心印度少数民族的利益。正如他们根本不尊重本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一样。”
于是英国政府决定用中国共产党这张牌，去打蒋介石。应当指出，英国并不关心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只是欲以此为炮弹打击蒋介石而已。
1942年8月18日，英国外交部指示薛穆，要求薛告诉蒋介石：
“目前中国政府关于印度问题的行为，是明显与去年英国政府在国共斗争最为激烈时采取的态度相反。当时英国对国共斗争不仅没介入，也没公开评述。”
丘吉尔首相也于8月26日送给重庆国民政府一封信。丘吉尔强调，不干涉盟国的内部事务，是盟国关系间最明智的准则，“英国一直尽力尊重中国政府处理内政的权利。当国共斗争最为激烈时，英国能够自我克制，对国共间的分歧不予评论”。
蒋介石把丘吉尔给他的这封信看成一个巨大威胁。
因为对蒋介石来说，他真正的敌人不是日本侵略者，也不是外国殖民主义者，而是中国共产党。他看得很清楚，日本侵略者会被盟军打败，外国殖民者迟早也得退出中国，唯独中国共产党是他实现法西斯独裁的障碍。
如果西方不支持他的独裁事业，蒋介石就会寝食难安。因此，为了取得英国的支持以进行他的独裁事业，蒋介石立即决定在印度问题上让步。
他于是抛弃了所谓的“原则”立场，向英国妥协。
9月23日，蒋介石告诉薛穆，他已决心不再管印度独立与否的事情，此后也不会再说什么了。薛立即向英国外交部做了汇报，说蒋介石已把此事放下。这样，英国政府才放下心来。
此事虽以蒋介石的妥协而告结束，但蒋介石的反英态度，加深了以丘吉尔为首的一大批英国官员对蒋介石的反感和不满。
这在中英关系的发展上罩上了阴影。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对华政策仍然充满殖民主义色彩，因此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反对。
这就使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英关系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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