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8日，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商讨决定：对一批弃恶从善，改造良好的战争罪犯、和反革命犯进行特赦，其中也包括国民党集团和伪满洲国的罪犯。
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就位列其中。
后来，溥仪在宴会上正在和周总理交代自己思想改造情况的时候，服务员对溥仪说外面有两位老人来找他，还给他带过来两封用红纸当封皮的信。溥仪接过来一看，竟然是向自己请安的红贴！
这边正在汇报思想改造状况呢，那边竟然有人向自己这个“旧皇帝”请安，
溥仪是怎样应对的呢？周总理又是怎样看待这件事呢？
第一次接见
1950年7月21日，苏联方面将关押了五年的溥仪遣送回国，在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两名解放军军官前来进行溥仪的接收工作。
两名军官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并没有向这位从皇帝沦为囚犯的人表示出任何的轻视和嘲讽，相反，他们还用非常和蔼的语气对溥仪说：“欢迎回到祖国，我们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执行你的接受工作。”
溥仪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太多的了解，对新中国也是非常陌生，“周恩来”是他听到的第一个新中国领导人的名字，也就默默记到心里。
溥仪被接到中国以后，继续关押，直到1959年，党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个释放改造良好战犯的文件，溥仪被宣布释放，安置到北京什刹海西岸的前井胡同里。
过了几天，一辆车停到溥仪的家门口，将溥仪接走送往中南海。
当溥仪进到中南海西花厅的时候，里面已经站满了人，里面包括与溥仪一同被特赦的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杨伯涛等十来个人。
当然，此时的溥仪并不认识他们。
不一会，周总理就带着陈毅、傅作义、章士钊等人走进了会客厅。
这也是溥仪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此刻的他还没有意识到，在自己从旧朝皇帝转换成一个国家公民的历程中，眼前这个人会给予自己多大的帮助。
在热烈的掌声过后，周总理示意大家落座，然后周总理就与这些人一个一个地交谈了起来。
这些人中，有的曾经是周恩来在军校的同学，有的是周恩来曾经的部下，唯独溥仪这个旧世界皇帝，和周总理没有一点关系。
但是周总理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就将溥仪冷落到一旁，而是亲切地和他交流谈话。
周总理先向溥仪介绍和自己一同过来接见的领导人，然后又和溥仪谈论起了满族的风俗习惯、服饰饮食什么的，就像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给人一种旧友重逢的感觉。
尽管溥仪在周总理的引导下，已经没有刚开始那么紧张了，但他深知自己曾经在伪满洲国给日本人做傀儡是多么错误的一件事，因此和总理的谈话中，总是在不经意间为过去的错误检讨。
自古以来，每个朝代的最后一位皇帝的下场都是非常凄惨的，如南唐后主李煜，溥仪也读过历史，自己是大清的最后一位皇帝，还曾经给日本人做事，所以他积极认错，希望能够得到宽恕。
周总理看着他战战兢兢的样子，温和地笑了笑，对他说：“你在过去已经检讨许多了，就不要再做检讨了，你有时间可以写一些自己的回忆录，也算是给祖国做贡献了。”
有了总理的安慰，溥仪也放心了许多，于是就向总理汇报自己现在正在整理一份自己回忆录，名字叫做《我的前半生》。
总理听到以后，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溥仪的一生也是充满传奇，他的回忆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然后，周总理又对首批特赦人员进行集中讲话，说对他们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发挥好带头模范作用，端正态度，积极进行思想改造，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周总理说：“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一点就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然后，周总理又将目光对向溥仪，问道：“溥仪先生，你也可以证明现在比你们过去搞得好吧？”
溥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是的，那过去跟现在，确实不能同日而语。清朝在西太后的时期，就开始向外国人卖国求荣了，搞得民不聊生”。
周总理接着说道：“国民党统治了二十年，也没搞出什么名堂，但是现在，六亿五千万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要是这样的国家不爱，那还爱什么？我们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不爱这样的国家还会爱谁呢？”
溥仪听到周总理的这番话，内心对当年为日本人做傀儡的事愧疚不已。
“溥仪先生？”周总理的呼唤将他拉回现实，“在清末的时候你才两三岁，那时候的事怪不得你，但是在伪满洲国的事，你是要负责的。”
周总理的评价很中肯，并没有将历史的过错都算在溥仪身上，溥仪听到以后非常感动，泪水哗哗往下流。
旧臣前来请安
1960年1月，北京市委统战部和北京市民政局在崇内旅馆举行了一个便宴，邀请第一批特赦人员一起交流交流近况，大家在一起畅所欲言，正谈的热闹的时候，旅馆的服务员却悄悄将溥仪叫了出来。
服务员对溥仪说，外面有两位老人来找他，然后将老人带来的信交给溥仪。
溥仪拿到手中一看，是两封用大红色当信封的信件，上面的落款是“前大清度支部主事孙忠亮”和“前大清翰林院编修陈云诰”，这哪里是信，这分明是向皇上请安的红贴！
溥仪气急败坏，当即对服务员喊道：“让他们滚！”
宴会上的人听到这边动静，也纷纷出来询问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溥仪会发这么大的火？
溥仪把手中的红贴拿给众人看，众人看了以后，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周总理心里想：果然人的思想是不容易改变的呀，这皇帝经过了改造都已经不想再做皇帝了，这臣子竟然还没有放下过去，还想当臣子？
于是周总理突然想到了：以前帮助溥仪进行思想改造，是将他关押起来的，带有强制性的，现在进行特赦了，他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呢？
周总理和溥仪进行多次面谈，将巩固思想这件事，放到明面上来讨论，鼓励溥仪自觉主动对这件事进行思考和研究。
周总理还对溥仪的身体状况、兴趣爱好等进行了解，希望能够为溥仪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以便于他能够更好融入社会。
溥仪在当皇帝的时候，对医术非常感兴趣，他曾经自学过很多的中医典籍，还让朱益藩为他讲解过中医中药理论，甚至在抚顺战犯所的时候，还参加过许多医疗临床实践。
溥仪就向周总理表示，希望能够当一个医生。
但周总理当场就讲这个想法否决了：你读了不少医术，但是你不要给人家治病。治好了没有事，治坏了就会有闲言碎语的，这样不好。
后来，周总理在中国科学院的北京植物园为溥仪找到了一份研究热带植物的工作。
给溥仪换工作
溥仪到了植物园工作以后，每天就是养养花草，记录记录数据，他对这份工作非常满意。
即使曾经的他，是一国之君，整个中国都是他的，但那时候的他并不快乐，也没有自由，但是现在的他无拘无束，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没有太后，没有大臣，有的是满鼻子的新鲜空气和眼前的盎然生机。
但是周总理并不认为这样草草安排就行了，他仍然想为这些新中国的特殊公民寻找出更适合的出路。
1960年12月15日，周总理将溥仪和溥杰两兄弟请到中南海的家中。
在会客厅里，秘书邀请二位先坐，为他们斟茶递烟，请他们稍等片刻。
不一会，总理身穿直挺挺的中山装，迈着大步走了进来，先是表达了自己有事来晚的歉意，又向兄弟二人亲切问候。
溥仪这个时候也没有第一次见周总理那般拘谨，而是就像自己家里一样说话自如。
一不小心，溥仪口中的烟呛了一下，总理就温和地劝溥仪，他身体本就不好，现在又买不到什么好烟，还是少吸点。
溥仪一边应允，一边咳嗽，同时还将手中的烟蒂在烟灰缸里用力拧了拧。
在听取了溥杰关于工作方面的想法以后，总理又问溥仪在植物园工作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感悟？
溥仪说自己对那里非常满意，既能和劳动者一同劳动，还能学到许多新知识，他觉得这份工作非常有意义。
总理听到以后也非常高兴，不停夸溥仪有进步，说：“先从事一点轻微的体力劳动并没有什么坏处，就先干着吧，当个过渡，时间也不用太长。”
后来在1961年的正月初四，中共中央统战部设宴邀请前后两批特赦人员，在宴会上，工作人员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对特赦人员进行安排：所有特赦人员先参与一年劳动，然后就可以调入文史资料的研究撰写工作之中。
对于首批释放的溥仪、杜聿明等七人，立即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资从每月60元提高到每月100元。
溥仪听到以后非常高兴，当场发表感言：党和政府在国家经济困难时刻，还给予他令人满意的安排和高于国家17级干部的优厚待遇，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他发自内心地表示感谢。
溥仪再婚
在1957年的时候，溥仪就和他的妻子“福贵人”正式离婚，后来在1960年周总理和溥仪及其家属谈话的时候，周总理就表示溥仪能够再娶一个。
周总理不失风趣地说：“你还得结婚啊！关于这事你让你七叔多费费心，给你张罗张罗！”
载涛听了以后，也是爽朗地笑了起来：“好，这次就让他也自由恋爱，婚姻自由！”
在溥仪16岁的时候，就在载涛的建议之下，娶了候选道轻东都尉荣源的女儿婉容。后来在1922年的时候，小朝廷举办大婚典礼也是由载涛负责;
1931年8月25日，溥仪的淑妃文绣从溥仪的身边逃了出来，为了顾及“皇帝”的颜面，载涛从中周旋，为二人办理了正式的离婚手续。
1942年8月13日，溥仪最喜欢的“祥贵人”谭玉龄因病去世，为了表达对这位妃子的思念和喜爱，溥仪亲自下令让载涛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现如今，周总理提出希望载涛还能够多费心溥仪的婚事，可以看出周总理也是做足了功课。
后来，在周振强的撮合下，溥仪与北京市朝阳区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相识，在谈了四个月的恋爱以后，二人在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的礼堂里举办了婚礼，主婚人当然还是溥仪的七叔载涛。
《我的前半生》
在周总理第一次得知溥仪要写《我的前半生》的时候，就对此非常重视，溥仪在这本回忆录中，提到了许多东西，足足有四十多万字。
后来总理在批阅的时候，由于还有其他政务在身也没办法一字一句细细看完，但是仅仅看了一半，就觉得这本书的价值非同寻常，后来将其分给一些有关的同志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在1960年周总理接待溥仪及其家属的时候，就多次对溥仪提出表扬，夸溥仪记性好，态度诚恳，写的东西关系有价值。
在周总理和中央的其他同志的意见和建议下，溥仪又对《我的前半生》进行校订和修改，知道1967年3月才正式出版。
《我的前半生》一经出版，海内外一片赞誉之声。
“如果溥仪不是处在北京政权下，他的著作也许永远不会出现，因为一个中国皇帝来写他的历史是没有先例的。”
“本书是难能可贵的文献，他是第一本中国君主的自传；这位君主的一生，始自爱新觉罗的封建王朝，其迄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国王和皇帝中，无人有过像他这样变化多端的经历。”
可惜的是，在1967年，溥仪因肾癌去世。
1971年的时候，周总理在会见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的时候，就热情地向他推荐溥仪的这本《我的前半生》。
从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出，溥仪的认识是提高了，如果不是因为肾癌，他可能会活得更久。
一个末代皇帝能有这样的觉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你是一位末代的皇帝，会做到他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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