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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
，
萧芸
将自己写的
意见信
寄给政府已经有一年了。
因为这封信，萧芸总害怕会有公安部门打电话追查意见信的问题，或是便衣警察来萧芸所在的单位调查写信人的事。
萧芸写的那封信关系到当时的政治，而
这样的话题在当时特别敏感
，被判个
“反革命”
也是极有可能的。
但离寄信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年，或许那封意见信并没有引起任何干部的重视，
石沉大海
了。萧芸就这样想着，
心生侥幸之余又不由得失望。
那封信凝聚了太多人有苦说不出的辛酸与血泪，只是
请求国家能回赠给他们的最基础的待遇保障，以及1980年回城后的一份尊重、一个肯定。
为此好几十位同志专门找到萧芸，请求她写一篇申述信递交中央，那一双双期盼又小心翼翼的眼神望着萧芸，对她讲述起
回城后生活的种种困难。
最后信写好了，一个个却又担忧害怕起来，不敢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字，结果
只有写信的萧芸心一横，在末尾处署下了自己的名字。
于是一封最初的联名信变成了萧芸个人的意见信，
面临的风险也由萧芸个人承担，
这样的牺牲精神让在场的几十位同志投来感激且钦佩的目光，他们纷纷握住萧芸的手承诺：
“你要是因此出了什么意外，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家人。”
萧芸沉默地点点头，一颗心也因为同志们的许诺提到了嗓子眼。随着萧芸将这封信的寄出，萧芸的家人也不自然地恐惧起来。
家里唯一的女儿才6岁，父母在老家还需要照顾。
萧芸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告诉丈夫如果出事了就立刻离婚与自己离婚，
不能让家里受到自己的牵连。
可以说，萧芸为了这封信做好了
牺牲一切
的打算，信里所反应的
回城知青困苦的生存现状
，即便是被逮捕她也要
将这些事报告给政府。
萧芸对此事的信念，并不是她对那几十位同志困难生活的同情，他们之所以会独独找萧芸来写这封信，是因为
萧芸也是他们中的一份子。
年轻时的萧芸响应国家号召，主动从城里调到最贫穷落后的大山里。
她是她那届知青里面最优秀的人之一。
落在大山里的青春
1968年12月12日
，《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关于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的指示。
毛泽东在报道中强调：“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由工农兵给他们（知识青年）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才是欢迎的。”
从此，全国掀起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
事实上，小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在
1950年代后期
就开始了。
下乡的知识青年是抱着最美好的愿景主动到贫困的农村去发展的。
那些热血的知青
在毛泽东的感召下，怀着建设农村、发展农村的美好理想，自愿从经济最发达的直辖市到条件艰苦的西部农村去锻炼。
其中就包括了萧芸。
1965年，年轻的萧芸在先进事例与中央宣传的号召下，主动跟随着知青们下乡到湖南的农村锻炼。
他们在条件艰苦的铁路公路沿线上安营扎寨，
萧芸是当时一众知青中年纪最小的姑娘
，才15岁。
随着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无数城市里的知识青年被发配到更加贫困落后的农村。
萧芸工作两年的知青茶场被解散，组织也要将她重新分配。
要知道，
并不是所有青年都是自愿下乡的。
很大一部分知青在初高中毕业后不愿意和他们的父母分离，不愿意放弃较为舒适的城市生活到乡下去受苦。
但萧芸却主动向上级请示，愿意将自己分配到条件最艰苦的偏远山村里落户。
萧芸虽然年纪小，不能像男孩子那样干重活，但她优秀的文书能力在农村工作时就展现了出来:
在湘潭地区乡下插队时，萧芸曾担任连队秘书，
负责撰写反映知青生活、思想情况的报告。
下乡期间她多次在乡下给中央写信，
明确反对在学生青年中盛行的错误思想。
她在条件艰苦的乡下艰苦奋斗了好几年，除了三年一次的探亲便再也没有回过家、回过城市里。
在农村，萧芸认识了同样从城里调到乡下的丈夫李开彦。
这两位年轻的知青是在大队支书的介绍下相识的。
李开彦是来自南昌航校的学生，毕业后在国家的要求下被分配到乡下锻炼。
他是大队支部书记的弟弟，比萧芸大两岁。
在兄长的介绍下认识了萧芸，她对很是满意。
萧芸也相中了李开彦，她独自在艰苦的农村也需要一个人来保护自己。于是
两人相识后便在贫困落后的乡下里交往了两年。
由于两人工作的地方相隔太远，乡下交通不便，萧芸与李开彦
一年到头才能见两面。
但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结婚，在农村里安了家，并生了位漂亮的女儿。
女儿出生后，萧芸感到自己的一生就要在农村里度过了。
她有理由这样想，15岁时她就离开物资优沃的城市来到农村工作。因为国家的号召与呼吁，
她把她最美的年华献给了插秧时的黑土地里，与日复一日地劳作中。
在身边人对此表示不公时，萧芸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对，知识分子本就要和广大的底层农工联合起来，于是她主动去往最艰苦的乡下。
萧芸最终在农村工作、结婚、生子。
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章条例，
文件上白字黑字的背后是无数像萧芸这样，在农村建设半辈子的青年。
他们像萧芸一样在年轻时来到落后的农村，最后在繁忙的劳作中渐渐上了年纪。
当这些知识青年终于可以离开农村回到城市时，
他们已经从年轻的小孩变成了父母亲或丈夫妻子，背负起养育整个家庭的重任。
随着女儿的长大，家里沉重的开支与孩子的教育需求让萧芸
多次向有关部门写信，请求解决她的回城问题，但最后都石沉大海。
直到全国的知青大返城风潮波及到了萧芸所在的地区，萧芸的回城问题这才有了解决的突破口。
1979年夏，萧芸收到了当地公安局寄来的文件，上面同意将萧芸与她女儿的户口从农村转为城市。
萧芸这才终于可以带着孩子从条件落后的乡下里搬出来，一家人在晚上握着那张公安寄来的表格，喜极而泣。
萧芸在农村十四多年的知青生活终于在她的人生中落下帷幕，但当时代的舞台剧再一次上演时，
萧芸需要面对的，便是返城后更困难的生活。
暗淡的前程
1978年，中国的政治形势与政治格局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此时，邓小平用拨乱反正的眼光与胆略，清晰而明确地发出了解决知青问题的第一道指令：
“现在搞上山下乡不是长期的办法，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去开辟新的经济领域，以此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邓小平的这段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讲话，自上而下层层传播，引起了及其强烈的社会反应。
往后，远在云南乡村工作的一位上海知青撰写了
《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
，这封公开信有974人联名签署，信上直白地表达：
“我们要回家！”
于是历经知青上山下乡的十年运动后，知青大返城的风潮从云南开始蔓延到全国各大地区，
这都得益于邓小平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英明之举。
萧芸便是受益的广大知青之一，
她带着女儿从偏僻的大山里出来，来到就近的城市等待招工。
上了年纪又拖家带口的萧芸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
她来到了丈夫所在的机械厂里，在里面的幼儿园里当了一名教师。
她终于离开了农村，但一切又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感到失望与困顿的不只是萧芸一家，其他纷纷回城的知青们也这样想。
他们离开了生活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农村，来到不再熟悉的城市试图摆脱贫困生活，
但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好转。
许多知青在城市的工资、住房、福利待遇都是最差的。
其他像萧芸这样拖家带口，但身无所长的知青，一家八九口人挤在阴暗又狭小的旧房子里生活，工作是城市最糟糕的工作，得到工资也最低。
他们在农村的劳作与贡献并没有被当时的社会肯定，在许多没有下乡的城市人眼里
是“三等公民”，是城市里安家立业的困难户。
这样的评价是让那些积极响应过党号召的知青感到极其不公平。如果只是社会不良的评论，那么在大家为生存奔波、无暇顾及的日子里都是可以忍受的。
最让广大的返城知青无法理解的是，就业的工龄问题。
返城知青参加工作后，除了从兵团与农场回来的知青可以从下乡之日起计算工龄，
其他下乡插队出来的知青工龄只能从零开始。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只能被分配到城市最差的工作岗位，拿最少的工资。
因为工龄被无条件清零，在城市里看病、住房、调级、子女入托等等方方面面都被极大地限制、压缩，
许多人越来越感到不公平。
感到不公平是正当的，下乡插队的知青在农村面对的是最艰苦、最贫困的环境。
那时是国家的大政方针，
萧芸这样的知青积极响应，相对不积极地也咬着牙跟着国家的号召去了最落后的大山里。
结果当初在大城市里软磨硬泡、赖着不走的少数人反而被分配在安逸的城市里参加工作。
当那些在农村受苦的人终于能回到城市时，却被告知工龄只能从零开始。
而逃避责任的少数人却因为积累了十几年的工龄，享受到了极好的社会待遇，转而瞧不起那些大返城的插队知青。
从农村里出来的知青都是
30岁开外的中老年人，绝大多数都已成家立业有了好几个小孩，年迈的父母也需要他们的赡养，生活负担之重是难以想象的。
若是工龄从零算起，早已不再年轻，不再身体力壮的他们无论从时间，还是家庭方面考虑都是再也消耗不起的。
这便是让广大知青看不到光明的前路，十年动乱遗留下的社会问题在他们付出后，却又要让他们为此买单。
在大家陷入经济窘境时，一些1979年返城的老知青开始思考解决的办法，他们又联合了十几位处境相同的知青商讨。
最后在某人的提议下，敲响了萧芸家的门。
《知青福音书》
当萧芸把门打开时，几十位过去在乡下共事的知青战友对萧芸的请求，让萧芸犯了难。
“萧芸，你有见识，也写过信。你代表我们再写一封，请求上级把我们下乡的农龄改成工龄。要是闯祸了，害你坐了牢，你的孩子和家人我们大伙一定会照看好的。”
几十位知青在萧芸家的那几间平房内议论纷纷，年纪尚小的女儿被他们挨个抱在怀里，亲和地问小姑娘叫什么，几岁了，识不识字，识几个。
房间内严肃悲伤的氛围，也因为几句对萧芸女儿的关心，多了几分平常日子里的难得的欢欣。
但在被大家围绕着的萧芸却满面愁容，她看着女儿天真的面容怎样也开心不起来
，面对同志们的请求萧芸也何尝不想帮忙，但面临的后果也足以颠覆她的家庭。
几位老知青分享起了返城后在城市里的遭遇，工作的困难，家庭的责任等等。
这些问题也同样困扰着萧芸，因此她也狠不下心来拒绝。
最后在萧芸深思熟虑后，用了好几个月反复修改，写下了那封替广大知青控诉不公的信件——
《知青福音书》
。
这封信在后来被放进了8368号档案卷宗里妥善保存，但在生死未卜的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它会为大家带来多大的转变。
萧芸也没有意识到，
她写下这封信后就立刻向单位请假，专门回了趟老家探望父母，在家里提前帮父母打好了2000斤煤饼。
在父母察觉到不对反复追问时，萧芸只是无奈的笑笑，宽慰了几句没有告知父母关于信的事。
随后萧芸
把家里自己穿的所有毛衣毛裤全拆了，将拆下来的毛线给年幼的女儿织了好几件过冬的毛衣。
6岁的女儿看着母亲在夜里一针一线地赶工，有时见她红着眼又悄悄擦掉眼泪，一声不吭地织到清晨。
家里唯一知道这份信的是丈夫李开彦
，他急匆匆从工厂里赶回家得知其他几位知青对妻子的请求是无比反对的，
但萧芸的坚持让李开彦没有办法，只好妥协。
信写好后萧芸第一个拿给丈夫看，她对丈夫坚定地说：
“如果我出事了，你马上到民政局提离婚，不能让这件事牵连到家里。然后再找一位顾家心善的女子结婚，必须让女儿有个完整的家。”
准备好一切后，萧芸找上了当时请求她的几十位知青同志，但他们都因为家庭与生活的压力放弃了署名。
早已下定决心的萧芸也不再这件事上坚持，
她潇潇洒洒在信末处写下了自己所在的单位、自己的名字，上交给了当地的干部。
随后，萧芸继续往日般的工作与生活，两点一线，度过了几年的时间。
她等待着中央的答复，关于知青工龄政策的改变，或是牢狱之灾。
但在那几年这份信没有一点回应，
没有回应对萧芸来说比牢狱之灾还要可怕。
直到1983年，萧芸所在单位的厂信访办主任突然通知她到办公司一趟，萧芸在路上模模糊糊地到自己等待的福祸终于要揭晓了。
随着萧芸的敲门，办公室内的一声请进，让萧芸的心悬了起来，她担忧地看着从位置上站起快步走向她的主任，
主任接下来的话语彻底打消了萧芸的疑云：
“省委办公厅来了电话，让我们转告给你：胡耀邦总书记在看了你的信后对知青待遇作了批示，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着手调查知青的工龄问题了。”
信访办主任又上下仔细打量了这位优秀的妇女，感叹道：
“萧芸，你真的是做了件了不起的大事！”
不久后，知青的农龄成功转为工龄，知青们在工作、评级、分房等方面都得到了种种的便利与好处。
但萧芸在媒体舆论上的风向却饱受争议,相关报道的夸大捏造让人们对萧芸的事迹保持怀疑态度，比如受益知青的人数远没有8000万。
可是来自国家的重视，确实让萧芸与无数知青在农田里摸爬滚打的艰苦岁月都得到了社会上、政策上的肯定。
那些在返城后以为前途就此暗淡的知青们，也终于在政策的帮扶与照顾下，重新点亮了被动荡岁月洗劫过的人生。
过后10年、20年、30年，那些将自己青春奉献给山区农村建设的知青们可以自豪地对后人说：
“当年在北大荒，我们曾忘我地战斗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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