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掀起“过秦”之风，认为秦朝灭亡是由于未能用仁孝治国，致使人心溃散，反叛四起，所以应加强社会仁孝教化。
刘邦大封刘氏诸侯王后，建立起“家天下”。按汉初制度，诸侯王内政独立。刘邦唯恐其尾大不掉，所以强调“天下同姓为一家”，希望以“孝”团结刘氏诸侯王，从而厘清君臣关系，使诸侯王安守本分，共同辅佐天子以享富贵。
刘邦夺得天下后，头等大事就是要保证刘家天下长治久安，于是汉廷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秦亡汉兴的大讨论。
但是汉朝君臣大多出身草莽，刘邦为泗水亭长，萧何为沛主吏橡，曹参为狱橡，张苍是秦朝御史，张良是韩国没落贵族。除此之外，其他的开国元勋如樊哙、周勃、刘敬、陈平、王陵、夏侯婴等皆为贩夫走卒。
攻城略地对他们来说自然不成问题，但是对于如何“守成”却一筹莫展，这一时代重任就落到了陆贾等一批汉儒身上。
秦朝“焚书”之后，民间不允许私藏《诗》《书》百家语，刘邦等人对《诗》《书》一无所知，不知道它们对治国理政的妙用，甚至看不起儒生。
刘邦早年路经陈留，狂生郦食其希望刘邦身边骑士代为引见，骑士道：“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郦生入见刘邦时，刘邦坐在床上让两女子为他洗脚接见郦生，以示对郦生的不敬。
在听见郦生对时局的一番深刻见解后，方对郦生肃然起敬，但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儒生在刘邦心中的形象。
汉朝建立后，群臣并没有体现出对刘邦这位皇帝的尊敬，反而“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见此无可奈何。叔孙通道：“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向刘邦建议订立朝仪，大讲礼乐制度。
汉七年，长乐宫成，这套由叔孙通订立的朝仪第一次展示在汉朝君臣面前，“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刘邦此时发出油然的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儒学、儒者第一次在汉朝大放异彩，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这奠定了儒者、儒学在汉朝的地位。
汉初另一位儒者陆贾则从理论上论证了重视儒家仁孝礼义的重要性，第一次让汉朝的君臣从理论上开始接受儒学。
谈到秦朝灭亡，陆贾认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顿仆跌伤之祸，何者？所任者非也。故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贼者亡。”
秦弃德治而覆灭，故治理天下要行德治，广施仁义，用“忠”“孝”行教化。所以陆贾时常在刘邦面前大讲《诗》《书》，希望用儒家的孝道仁义治国，其目的就是使“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
陆贾的主张包含大量仁孝礼义治国的思想，如：“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
陆贾认为，要想使天下长治久安，就应该实行“顺守”之术，所谓“顺守”，就是要利用民心，与民休息，让普通民众主动拥护汉家统治。
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提倡仁孝教化，使长幼有别、尊卑有序，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都要符合仁孝礼义之道。
陆贾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仁孝礼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所以刘邦在治理天下时也不得不以秦亡为鉴，吸取儒生们的治国理念，儒家的孝道也成为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参考。
但是当时有关仁孝礼义治国的讨论只在中央朝廷进行，并未在广大民众之间掀起涟漪。又因为汉朝初立，刘邦君臣忙于政治制度建设，陆贾的仁孝治国说辞并未完全纳入实践之中，然而这却“奠定了以后汉家‘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基础”。
刘邦建立起的家天下成为了刘氏私产，如何让刘氏子孙共同享有天下，刘邦于是实行大分封。皇帝与子侄有血缘关系，要让刘氏一族共享富贵就应该行分封，分封制正是维护刘氏“家天下”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是刘邦践行父慈子孝理念的一个重要表征。
秦王扫六合后，如何使天下“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成为始皇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春秋战国数百年分裂史昭示着分封制的弊端，而郡县制则是春秋晚期以来各国相继采用的地方制度，秦自商鞅变法后在地方上普遍推行县制，秦国的强大与此不无关联。
为巩固秦朝统治，地方行政制度的确立被提上日程，究竟采取郡县制还是分封制，秦朝君臣进行着两次大讨论，最终郡县制得到始皇支持，从此再无人敢公开非议郡县制。由于未实行分封导致中央过于集权，羸氏宗室都无法参与中枢决策，始皇死后，赵高窃权，杀二世，秦朝亡。
鉴于此，刘邦大封子侄为王，在制度设计上对分封制予以确立，以此建立起刘氏“家天下”。“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可见分封诸侯王是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的结果，以避免中央权力被权臣所窃取。
刘邦是靠关中吏民支持才能在关中立足的。反秦大战中，关东六国复起，希望恢复旧国，而对于原秦地六国贵族却无意染指。如项羽占领咸阳后屠城，杀子婴，烧秦宫，有人认为关中地势险要，应该建都关中，称霸天下。项羽思归心切，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繡夜行，谁知之者”，被人耻笑为“楚人沐猴而冠”。
刘邦在东方没有根基，要成大事，做一个秦始皇式的大丈夫，只有以关中为根据地。故刘邦初入秦地之时，在部下的劝说下对关中地区秋毫不犯，保持着严明的军纪，为了消除关中吏民的恐惧心理与隔阂，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保护了关中吏民的利益，得到了关中吏民的支持，他们的态度由恐惧转变为拥护，“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定都于关中，这除了刘敬所说的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以及“资甚美膏腴”的因素外，更在于关东为原来六国贵族地区，不可控因素很多。
但是，关东地区稳定与否直接影响汉朝政权的稳定，交由谁来管理成为刘邦关东地区政策的核心，若交由外姓治理，又不大放心。“指望功臣们主动维护刘家利益是不可能的。他们只会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利益，从胜利果实中多分得一杯羹”。
要想巩固汉家天下就必须将关东地区交由自己的子侄管理，所以刘邦大封同姓王，希望依靠刘氏诸侯王力量拱卫京师，“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
中央辖区仅为东郡、河内、河南、河东、南阳、颍川以及江陵以西至蜀地，陇西至云中，再加上京兆等地，共计十五郡。
分封制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了，这一是刘邦出于对外臣的不信任，希望诸侯王协助汉朝中央对关东地区实行统治，以维护刘家天下；二是自己作为刘氏之祖，应该让刘氏子孙共享荣华富贵，这也是父慈子孝的表现。
分封制意味着诸侯王国的独立性很强，这些诸侯王“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易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虽然刘邦在世尚能控制住局面，子侄也不敢对刘邦显示不臣之心。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与诸侯王世系逐渐相去甚远，就无法保证刘氏诸侯王一直效忠于后代皇帝，诸侯王羽翼丰满之后，大规模反叛是极有可能之事。如何维护刘氏“家天下”的稳定，维护皇帝与刘氏诸侯王之间的尊卑等级关系，使汉朝避免周朝那样土崩瓦解，成为刘邦此刻亟需解决的问题。
刘邦在击破英布反叛之后，路经家乡沛县，击筑为歌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以至高无上的威严加身回到家乡，风光无限，但是如何能得到守住刘氏“家天下”的勇士呢？这充分说明了刘邦此时内心的茫然。
“四方”所指区域就是包括关中等天子直辖区以及关东诸侯王国的汉朝统治区，刘邦希望能得到为汉朝守四方疆土之士，维护汉朝统治的稳定。
当时有内忧和外患威胁着“四方”的稳定，外患指匈奴，但是匈奴为祸北边，属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他们所掠夺的只是财富，并非土地。所以，综合来看，刘邦担心更多的还是内忧。
高祖十一年刘邦将三郡五十三城分封给刘濞之后，召刘濞入见。史载：“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己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
刘邦从面相上看出刘濞对朝廷不忠，五十年后汉朝东南方会有谋反之事发生，这东南方实质上就是指吴国一带，于是刘邦“心独悔”，但已经对吴王分封了，无法收回成命，于是强调“天下同姓为一家”。既然是一家，就按照家庭伦理维护家庭秩序，使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按照宗法制度原则维护宗长权威，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力，希望诸侯王能自觉遵守，尊祖敬宗，安守诸侯王的本分而“慎无反”。
刘邦所倡导的“孝”是为协调诸侯王关系，和汉家一般意义上的“孝”有本质区别，控制上层是巩固统治的关键。
刘邦倡导孝道，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刘氏宗室内部问题，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如尊其父为太上皇，在社会基层重置三老，注重对下层百姓的教化，强调孝道，凡此等等。
高祖的姬妾唐山夫人曾作诗夸赞其孝：“王侯秉德，其邻翼翼。显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抚安四极。”高祖倡孝直接影响到惠文诸帝，为汉后世倡孝张本。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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