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周恩来受邀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回国前向赫鲁晓夫告别时，感叹地说道：“目前，我们国内还有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灾荒，这三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
赫鲁晓夫听后对周恩来钦佩不已，握着他的手重重拍了拍，随后目送周恩来离开了莫斯科。
1959年，全国的农业大减产，情况非常严重，毛主席也知晓此事，他决定让周恩来负责抓1959年的计划、生产和建设问题。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毛主席请周恩来谈论一下农业方面的情况，周恩来系统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明确指出这些年来由于高指标、高估产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如果农业指标提高了，影响的不仅仅是人民生活，更会对轻工业的原料产生重大影响，间接地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因此，它要比重工业更加重要。
情到深处，周恩来更是激动地说：“现在大家都反映吃不饱，我们就不安。主席昨天也讲了要转入主动，必须在今年的党代会上埋伏一笔，把指标降下来，我建议，不但要考虑今年的情况，还要为1962年着想，因此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无论是农业指标还是工业指标，都要把它降低，目的是让我们留有余地！”
对于周恩来的意见，大家都持赞同意见，毛主席也非常支持周恩来，下决心要调整计划指标，争取主动，克服困难。
然而，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许多重点建设项目因为苏联专家的撤出而陷入停滞，完全打乱了国民经济计划的原有安排，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全国粮食严重短缺。
由于部分地区虚报，1959年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达到了10000亿斤，但与实际有所出入，到1960年时，不少地区的农民也因为营养不足而出现浮肿病，甚至有饿死的情况产生。
1960年粮食短缺，影响到了对城市的粮食供应，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后来回忆说：“三年困难时期，城市人民因缺少粮食和副产品，普遍发生浮肿病，各地要粮食的电报像雪片飞来，堆满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使他难以应付。”
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对策和办法，使我国从极端的困境中走了出来。
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每周他都要约粮食部门的领导们谈话好几次，好做到心中有数。
曾担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后来回忆说：“总理找我们主要谈的就是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有的时候就是凌晨两三点喊我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的时候早一些，凌晨两三点钟就散了。”
周恩来在听取汇报时，总是拿着笔自己计算数字，一个省一个省的算，每一项都不敢遗漏。他要核算各地库存有多少，每天销售多少，可以调度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最快捷等等，这些问题他都要问得一清二楚。
周恩来还时常与各省的领导干部谈话，要他们顾全大局，支持国家统一调拨粮食，对确实有难处的省份，周恩来总是会力所能及地给予最大的帮助。
四川曾是产粮大省，在这之前一直是粮食调出省供给其他地方，但是1958年大炼钢耽搁了粮食收割，造成了本省粮食紧缺，周恩来紧急调拨粮食支援四川，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
想要统筹全国粮食，合理地对各地粮食调拨，必须要对各省粮食的真实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因此，周恩来设计了一份《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按期记录各省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由于这张表非常长，大家形象地称它为“哈达表”。
周恩来通过对这张表随时掌握动向，到各省去视察时，对这个省的粮食情况甚至要比省领导知道的还要详细，大家在他面前都有些自惭形秽。
周恩来还经常组织召开各级干部座谈会，核查粮食生产的真实情况，他支持粮食部提出的对全国农业生产队的粮食实行过秤入仓的办法，估产接近实际，对合理安排粮食购销的调整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在主持粮食调拨工作中，表现出了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当年在粮食部门工作过的一些负责人回忆：“周总理博闻善记，掌握着许多具体情况和信息数字，他要求我们讲真话、办实事。有一次，总理请李先念、陈国栋和杨少桥同志商量粮食调拨计划，谈到夜里十一点多，他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这个计划表今晚要弄好，一会儿你们让计划司司长来就可以，说完后，总理又忙于其他政务，等到计划司司长周伯萍在次日凌晨将这份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时，总理还在伏案工作，他仔细查看了这份材料，连每个附注都和周伯萍一起讨论后，才签字同意印发。”
还有一名工作人员回忆说：“1961年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总理和我们一起研究了部分省份的粮食调拨安排，排出表格，数字相加后发现有5000万斤的差额不能平衡，一时之间查不出原因，总理戴上老花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笔一笔地计算，过了一会儿，总理问我们：‘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加上5000万斤，你们加了没有？’大家这才明白了问题所在，原来是他们漏记了，加上这笔之后，一打算盘，收支平衡，这才松了口气。”
1960年底，随着情况日益严重，单靠国内粮食已无法解决问题，只能进口粮食，那段时间里，周恩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外贸部的负责人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船只航行等情况。
为了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总共有115次，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多达994处，可以说每一份报表都记录着周恩来的心血。
对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周恩来非常关心，他宁愿自己少吃一点，也要把粮食留给知识分子和工人，等到粮食紧张情况稍有缓解时，他立即提出，要从煤矿工人开始，对高空、高温、井下、水下等重体力劳动者给予粮食特殊补助。
在随后的大会中，他又提出要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十七级以上干部分别补助少量肉蛋和黄豆，以保证他们必要的营养和生活需要。
周恩来对工人和知识分子如此照顾，但对他自己却没有丝毫例外，他以身作则，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有一次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到国务院开会，到吃饭的时间点会议还没有开完，周恩来叫停会议后和大家一起吃饭，在餐桌上，陈国栋发现周总理的主食就是窝窝头、馒头，配着一点面汤，唯一的菜就是白菜熬豆腐。
还有一次，周恩来在自己家里和李先念、陈国栋、杨少桥等人讨论粮食问题，到中午时，邓大姐招呼大家吃饭，因为家里有人，特例做了个四菜一汤，但盘子也不大。
周恩来以身作则，毛主席也同样如此，1960年时，他连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在青黄不接的时节，毛主席更是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马齿菜当做一顿饭，或者就是一盘儿炒菠菜支撑一天，由于吃得太差，严重缺乏营养，他得了浮肿病。
周恩来一次次地劝说：“主席，吃口肉吧，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吃一口吧！”
毛主席听后坚定地摇了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嘛，大家都不吃，刚好嘛！”
宋庆龄知道此事后，特意从上海赶到了北京，送给毛主席一网兜螃蟹，说道：“这是螃蟹，不是肉。”
出于对宋庆龄的尊敬，毛主席还是收下了她的心意，可是等宋庆龄一走，毛主席就让工作人员将螃蟹转送给了警卫战士，说他们每天警卫需要补充营养，全然不顾自己已经大半年没吃肉了。
这几年时间里，毛主席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他逝世后，工作人员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少得可怜，只有廉价的牙粉，用秃了的牙刷，破旧不堪、多次缝补过的衣服和鞋袜，甚至连毛巾都打上了补丁，最让人感动的是一件缝补了74个补丁，已看不见本来颜色的睡衣。
毛主席多次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的标准是不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事就能多一发子弹，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1962年6月上旬，周恩来去东三省调研，他对有关工作人员交待，现在全国人民都勒紧裤腰带，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鱼肉、蛋类、肉食之类的东西不吃，肉制品也不行，群众有困难，当领导的更不能特殊对待。
周恩来抵达长春时，工作人员将周恩来的要求向地方管理员讲清楚了，但他们不听，邓颖超只好亲自出面，将管理员找来，亲笔写下山珍海味不准吃，肉、蛋、油炸东西不吃，一切按中央规定办伙食。
做饭的师傅看到这些要求后不敢置信地说道：“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厨师，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像总理这样这不准吃、那不准做的。”
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我们国家硬是靠着一股意志挺过了那段岁月。
1961年，周恩来到东北去出差，发现原本是产粮基地的东北粮食困难，人民群众生活艰难，他立即向苏联交涉，从远东借来了二十万吨粮食，解决了东北粮食的困境，后来这些粮食从进口粮中归还给了苏联。
1962年，河北省给周总理的报告中反映他们口粮中红薯干顶粮的比例有些大，周恩来在调查后，下令把红薯干调拨到了北京，适当搭配供应，他自己也在家中带头吃起了红薯干，还让各地来开会的干部也尝一尝红薯干的味道。
1961年5月31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对粮食问题进行讨论，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根据会议讨论内容，周恩来起草了《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
正是靠着这份文件，全国开始了三年调整时期的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调整了工农业以及城乡之间严重不协调的情况，稳定了全国特别是重灾区和大中城市的粮食供应，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段时期，周恩来对党纪问题非常重视，1960年10月，正是调运粮食最紧张的时候，青海省前脚给中央发电要求调进粮食，后脚就给中央送来了五万多斤鱼，周恩来得知后非常生气，狠狠训斥了下面的领导干部。
随后，他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此事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青海送给中央五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请你（李富春）起草通知，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全国通报，严格禁止，这是走后门的行为，不拿一个省开刀不行！”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又指定人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
1961年，淮安县委给周恩来和邓颖超送来了一些家乡的特产，周恩来为此有些不高兴，指示自己的秘书给淮安县委的同志写了一封信：“你县送给周恩来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与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
信寄出去后，周恩来还有些不放心，特意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又邮寄给他们，请他们仔细研究、严格执行。
1961年10月，周恩来应邀去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赫鲁晓夫告别，赫鲁晓夫挽留周恩来，让他多待几天。
周恩来面对挽留，真挚地说道：“目前，我们国内还有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灾荒，这三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
赫鲁晓夫无奈，只能目送周恩来离开。
1961年，全国在调粮过程中，运输能力不足，遇到了很多困难，经常出现调粮不及时的情况，此事向周恩来汇报后，他立即和外贸部门打招呼，迅速进口了1200多辆汽车交付给粮食部使用，从此，粮食部门成立了汽车总队，大大加强了中央机动运粮能力，在粮食供应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粮食工作制度的改革，周恩来非常重视，尤其是粮食年度的改革。当时粮食年度是从每年的七月一日到下一年度的六月底，当时夏收小麦在六月就开始入库，正好跨越了两个年度，对粮食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
周恩来了解情况后说，这个办法不合理，必须要改一下，要让当年生产的粮食当年就应该能用上，这是个原则问题。
周恩来组织开会反复研究，最终确定改为每年四月一日起到下一年度的三月底截止，这一制度直到现在还在沿用，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经过周恩来的不懈努力，粮食问题终于在1962年底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周恩来也长舒了一口气，他曾感慨地对一位外国来宾说道：“这三年来，我就没有休息过，1959年，我去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当时病了一场，回来后也没有休息，很难抽出时间，所以只能让我在家半天休息。”
粮食困难虽然过去，但周恩来高瞻远瞩，并不敢有丝毫松懈，他在1963年提出，农村要建立集体储备粮，经开会讨论，将国家储备粮列入到年度粮食收支计划中，从此，国家、集体的粮食储备逐年增加，为国家粮食储备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线。
此外，周恩来非常关心人口增产问题，因为这与粮食问题息息相关，在五十年代他就非常重视计划生育工作，但后来计划受到干扰，到1972年时，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千分之二十六的速度在增长，周恩来指示于1973年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到197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了千分之十二，成绩显著。
如今，敬爱的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快五十年了，他当年定下的粮食政策依然有很多还在实行，每当回想起他曾经废寝忘食、日夜操劳地为粮食问题奔波时，我都忍不住潸然泪下，老一辈的革命家那无私奉献的精神，哪怕隔绝了时空，也依然回荡在身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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