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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为什么成不了另一个“珠三角”?

珠江三角洲,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区域,经历了历史的变迁与考验,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节节攀升,已经成为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有着“南海明珠”之称。

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经历了变迁与发展的还有位于越南境内的“红河三角洲”。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红河三角洲”地区曾长时间属于中国。古代中国对越南从直接统治到后来的藩属关系,而直到19世纪末,越南才从中国完全独立出去。

一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实力与国际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反观越南,其成长速度却不及中国。

同样为“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已成为世界上人口和面积第一的城市群,而“红河三角洲”相比之下便略显黯然。这样的对比不禁让人产生疑问:

如果“红河三角洲”在中国,是否有可能成为今日的另一个“珠江三角洲”?

1曾经的中国为何放弃越南?

历史上,越南第一次被纳入中国的郡县版图是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出兵平定了当时南越的叛乱,设置了九个郡县,将越南置于古代中国的直接统治之下。

广州与交趾,在同一时期作为“岭南四郡”被并入秦朝的版图。先秦时代,“红河三角洲”地区被称为交趾郡。至东汉时期,交趾正式更名为交州。

从汉朝至隋唐时期,共同置于中国的版图之下,接受着古代中国王朝的直接统治与管辖,在这段历史时期之中,广州与交州的命运轨迹几乎一致。

然而,南宋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之前,古代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都在北方。广州位于中国南部,周围多平原,在交通方式不发达的古代也较容易到达。

反观交州,虽处于冲积平原之上,但从中国出发到交州的路上却处处崇山峻岭。走海路风险太大,陆路又困难重重,这直接导致了当时的中国对交州地区的事实管辖不足。

事实上,历史上的交州也并不太平,只要一寻得机会,就总是要搞出点反叛事件,来反抗中原地区的统治。

公元973年,在交州地方“十二使君之乱”被平定之后,当时的宋朝政府放弃了对地方的直接统治,而是改以立异姓王的方式间接统治。

宋太祖赵匡胤册封平定叛乱的丁部领为交趾郡王,册封其子为安南都护。

自此,“红河三角洲”地区,也就是安南,正式获得了较为独立的地位,成为中原宋王朝的列藩之地。

起先,宋朝这样的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然而好景不长,前有李公蕴上台,越南李朝统治200余年;后有“宋越熙宁战争”,李朝竟大肆入侵中国。

在宋朝到元朝几百年间,安南地区一直寻觅时机入侵中原,且其所挑选的时间都是中原动荡之时,以至于中原王朝时常无暇顾及,中原对安南地区的统治也就越来越弱。

968年,越南成为独立的封建国家。明朝时期,中原地区曾多次与安南开战,却均以失败告终。无奈之下,明朝最终放弃了这块土地。自此开始,“红河三角洲”注定与中国无缘。

叛乱,几乎贯穿安南的整个历史。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局面,其原因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地方官员用人不当虽然现如今,“红河三角洲”地区已成为越南地区的经济中心,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讲,这里是寸草不生的蛮荒之地,天高皇帝远,若是一不小心被贬谪到此地,怕是今生都无法再看到都城的城墙。

况且,当时的官制是“流官制”,即同一官员不能长时间在同一地区任职。来到安南地区的要么是毫无经验的新手,要么是经贬谪而来,故“自中国而来交趾者,鲜有不辞其难,自交趾之去者亦鲜有以道其易”。

在地方官的不作为甚至苛待下,地方产生不满,甚至发生叛乱几乎是必然事件。

朝廷官员认为攻守无益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以及不发达的贸易,安南地区在朝廷官员乃至皇帝的眼中都是一块“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土地。若是地区太平倒无可厚非,而当安南地区并不太平之时,官员们也不会同意为了这样一片“鸟不拉屎”的地盘而消耗国库。

同时,宋朝的“文官体制”也间接导致了宋朝朝廷相对保守,在战略上缺乏前瞻性与承担风险的能力,以至于自上至下几乎无人赞成大规模武力压制安南地区。

地方独立意识觉醒对于当时的安南人民来说,地方官员的腐朽统治使得地区民不聊生,而安南的地理位置又“天高皇帝远”,起义造反成本极低,当地人民会如何选择不言自明。

自此以后,中国彻底失去了安南地区。

1945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这一年,越南正式独立,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同年,中华民族也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摆脱了外部势力的阴影。

这一年,中国与越南都迎来了历史的转折点,但两个“三角洲”,又会有着各自怎样的不同发展道路?

2两个“三角洲”的不同道路

近代以来,同为“落后”的亚洲国家,中国与越南都曾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受到剥削与压迫,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速度也受到牵制。在这一阶段,温饱尚成问题,更别提发展“三角洲”之异想天开了。

经历了长达十数年的政策与方法论探索,中国决定实行改革开放。1979年,广东被批准“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由此,以广州为中心的经济贸易特区开始悄然形成。

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过后,1994年,广东省政府批准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特区”。自此,珠三角地区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大。

再看越南的经济中心之一——“红河三角洲”地区。

“红河三角洲”作为越南北部最大的三角洲,囊括了河内、海防、越池、南定等重要城市与港口,其陆海空三种交通路径在越南也算得上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2010年,“红河三角洲”地区对越南整体GDP的贡献率高达24.7%。泛河内区域正在建设经济、贸易与文化中心,“红河三角洲”地区将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战略性突破。

然而,直到今天,“红河三角洲”依旧以第一产业——农业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重心,相较于中国的“珠江三角洲”而言,经济增速缓慢,现代化科技的发展也似乎动力不足。

对比两个在历史上曾经“同出一源”的“三角洲地区”如今不尽相同的发展轨迹,其背后的因果链条自然也是错综复杂。

我们都知道,“珠江三角洲”发展的契机源于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这一时代,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其独特的条件博得了“抢跑”的机会。

那么,如果“红河三角洲”地区从未离开中国,那么会不会也能够抓住时代的把手,成为另一个今日的“珠江三角洲”?

3“珠江三角洲”的成功是否可复制?

针对“珠江三角洲”模式是否可以被复制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进行分析:

陆上条件“珠江三角洲”的地势总体平坦,其中央部分是大片平原,其间夹杂部分丘陵与低矮的山地,且土质结构坚固,利于城市与公共交通的建设,能够承担较大的人口密度与大型建筑。

而“红河三角洲”则地势多山,崎岖起伏的地势使得此地区的交通不够便利。同时,“红河三角洲”地区的土质适合种植,却并不十分适宜大型设施建设。

海上条件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交流与贸易活动不断增加,随着日韩等国经济的崛起,我国利用地理上的临近优势,加强与日韩等亚洲发达国家的贸易成为大势所趋。

而从地理上来说,“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海上贸易从日韩出发,走海路经过台湾后对于贸易中转站的最佳选择。在“珠江三角洲”暂停整顿后,可以经过马六甲海峡前往世界各地。

而对于“红河三角洲”来说,其附近海域可辐射性极小,只能提供区域贸易红利,而对于全球航运来说,几乎算是“航海死路”。

城际联动“珠江三角洲”自身包含了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九大城市,且“大珠江三角洲”的概念还包括了我国港澳地区,地理红利极高。

作为我国的知名“侨乡”,“珠江三角洲”依托东南亚与港澳,具有天然的经济发展地缘与人缘优势。

相比之下,“红河三角洲”则在地理上处于一种相对较为边缘化的处境。地理上,“红河三角洲”与广西、云贵高原相邻,地理上的阻隔使得其远离我国的核心区域,对外贸易也同样十分困难。

自然条件“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部分位于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季节划分较为均匀,全年气温平稳舒适,降水量适中,十分宜居。且由于珠江的含沙量较低,“珠江三角洲”的岸线较为平稳,自然条件稳定。

而红河发源于我国云南,地势较高又途径多红色砂页岩底层,不仅年度流量忽大忽小极不均匀,且年输沙量高达1.3亿吨,海岸线的扩张极不稳定。

“红河三角洲”地区的大部分新增土地海拔都在三米以下,涝、盐碱等自然灾害时常发生,往往需要当地分出大量精力对此进行治理,一定程度上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制造了困难。

以上林林总总,将“红河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客观条件进行了对比,可以很明显地得出一个结论:即使“红河三角洲”今天仍在中国,似乎也很难成为另一个繁荣的“珠江三角洲”。

但是,这并不能意味着“红河三角洲”并没有强大的发展潜力。

虽然“红河三角洲”的自然条件对于高科技为主的经济发展而言并无太大的优势,但其有着得天独厚的土壤资源。越南应当将其善加利用,发展高科技型农业区域,也不失为一种绝佳的发展道路。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可以一并利用当地壮美的自然美景,开发旅游资源。

同时,“红河三角洲”的区位优势虽然不比“珠江三角洲”,但相比许多“平平无奇”的其他地区,也算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宝地。

地理上,“红河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之间的距离并不太远,对于“红河三角洲”的建设而言,与“珠江三角洲”联动,建立“中越北部湾”联通经济带,或许也是“红河三角洲”在新时代的发展思路。

其实,早在2017年,我国国务院就批准建立了“北部湾经济群”,这个城市群以广西为中心,依托海洋与港口资源,建设重点产业园区,发展航运事业,经济增长迅速。

“红河三角洲”地区毗邻广西,今天的越南,又是否会抓住这次机会,迎来新时代的合作发展?

千年前,“红河三角洲”与中国缘尽。千年后的今天,国际社会的经济交流越来越紧密的当下,“红河三角洲”与中国又会因经济发展而重逢吗?我们拭目以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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