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19世纪，奥斯曼帝国对伊拉克统治的加强，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当时部落谢赫每月都可获得政府补贴，这份补贴通常包括谷物、食品，和授职袍，来自政府官方的授权与认可，进一步加强部落谢赫在部落中的威望。其次，部落谢赫可以利用他的声望与地位增强他相当有限的领导力。一些巴格达总督擅长通过发放补贴笼络部落。
为部落谢赫或部落名人发放津贴
阿拔斯·阿扎维提到欧麦尔帕夏（1858-1859），试图通过向部落名人发放补贴来控制该省。为在巴格达打消人们对征兵和抗拒，帕夏召集了部落谢赫及部落名人，并为他们发放了数额不菲的补贴，由部落谢赫牵头推动征兵政策的实施。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补贴的发放。因为在必要时巴格达总督也会将一些部落首领或他们的亲属当作人质关押在巴格达。
这项政策早在马穆鲁克统治时期就已实行，但使用并不频繁。不同部落的成员作为人质或是为了他们部落的利益居住在巴格达，除了随从和马匹，他们也会得到现金和实物报酬作为补贴。沙马尔部落谢赫纳赛尔曾被软禁在巴格达，也获得一定数额的月薪。
发放月薪和授职袍一般用于两种场景。第一，如上所述，发放给部落谢赫作为月薪便于管理部落；第二，在政府官员与部落名人之间有一个传统，即当政府官员如穆塔萨里夫更替的时候，部落名人要向新官员赠送礼物以示效忠，作为回报，官员要赠与他们授职袍。
到19世纪50年代，限制补贴部落的呼吁多次被提起，但因为这是行之有效安抚部落的方式，仍然存在了几十年。发放月薪和授职袍则常常在动乱时被采用，而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该政策的执行比较随意。
如果部落谢赫表现出对帝国的不忠甚至反叛时，他们首先会被撤掉官方对其的认可，再重新任命另一个部落谢赫竞争者，而他们的财产也会被没收充公，或者拍卖。如果帝国当时军事实力许可的话，也会直接发动军事冲突，惩罚部落谢赫。当部落拒绝缴纳税款，抢劫商队和村镇时，巴格达政府也会采取军事行动。
这也是导致1860年夏天政府与阿尔布·穆罕默德部落作战的主要原因。军事征服后，部落谢赫的财产常常被没收。
在1855~56年，拉希德帕夏卖掉了蒙塔菲克酋长纳西尔的600头骆驼，所得的钱被用于在幼发拉底河建造安全船。1863年3月，沙马尔部落被掠夺后，纳姆克帕夏从该部落拿走了大量财产，并将马匹交给省骑兵部队。
有时，从部落那里拿走的财产被记录为省国库的收入，有时，这种收入也会分配给省议会成员。还应该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第六军的士兵人数增加，这成为威慑伊拉克部落的一个因素。
帝国针对部落谢赫的政策，利用谢赫谋求私利的欲望，将谢赫纳入政府机构，作为政府官员，受政府制约。
看似政府授予它合法管理权力，实则消弭了部落成员对部落谢赫的信任，部落结构从其领袖部落谢赫开始动摇。
征收重税的部落政策
伊拉克部落拥有大量的财富。贝都因游牧部落饲有大群牲畜，包括骆驼、马；而且伊拉克南部的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且易于浇灌，种有大量小麦、大麦等作物。奥斯曼帝国哈里发凭收税多寡任命部落谢赫为地区总督，
也就是说，总督能否保留他的地位取决于他向哈里发缴纳的费用。
要保障这大笔的资金供应，势必要向部落征收各种名目的税，如对农业生产征税，法律上记载征收十分之一的农业生产税，但总督常常要征收总生产的五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二之多。除了这种有法律明文规定的税目外，奥斯曼帝国为达敛财的目的，还会诉诸其他征税方法。
比如，按照树木的数目征税，按照浇灌方式征税，按照该地区的农民征税，或者是由帝国派专员对某片土地的农作物收成进行估算，按照估算的结果进行收税，就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不公正，因为估算的结果并不一定符合实际。
拥有该土地的谢赫就要缴纳相应的税额，否则会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所以谢赫为足量缴纳税金，而强迫农民向其他地区的农民购买农作物。
在纳吉布帕夏任总督时，按照规定巴格达南部的欣迪耶地区上缴了17800里拉的税金，但他不满于此，第二年（1849年）以缴纳105000里拉为条件重新任命祖拜德部落谢赫瓦迪为新责任人。
除农业税外，奥斯曼帝国还向伊拉克部落征收房屋税。房屋税指的是，向每一个房子或是居住有一个家庭的帐篷征收50个库鲁什，并且如果一个房子内有超过2个家庭，则税金加倍。同时也对牲畜征收牲口税，每头骆驼或马或牛或水牛每年需缴纳半个马吉迪亚，每头羊或驴需缴纳12个库鲁什。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税种。
如向拥有动物如羊、牛、骆驼的农民征收高代税；对每头被屠宰的家畜征收的屠宰税；当货物从一个地区运到另一个地区时征收的交易税；在市场上销售货物的印花税；以及对所有进出口货物征收的关税；还有对自由职业者征收的职业税。
这些税金加起来将近八十种，加重了部落成员的重担，使他们产生了怨恨和造反的心理，对生产活动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面对巨额的税收迫使伊拉克农民想尽办法逃避税收，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奥斯曼帝国征收的税额确实数目巨大。
为逃避缴税，农民会用各种方式将部分农产品藏起来，试图欺瞒政府。
比如他们会修建一道墙壁，将一袋袋小麦或大麦藏进去，然后在墙外面用建筑材料如粘土或石膏作处理，这样与普通墙相比，除了它看起来更厚，并无其他异样。他们还会将粮食藏在房子的天花板里或是地底下。
突尼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指出游牧部落极为看重部落荣誉，而与政府合作，缴纳税金，表明部落接受屈辱，它就成了软弱的部落，也没有能力进行自卫。
对部落来说，承认政府的统治，顺从地缴税，不仅影响生产、生活，也是对部落荣誉的损害。奥斯曼帝国之所以向伊拉克部落征收这些沉重税额，一方面是满足奥斯曼帝国总督和其他官员对于敛财的欲望，并保证统治者可以慷慨大方地向奥斯曼素丹赠送厚礼。
同时也试图削弱部落的经济实力，使部落民为了生存而努力劳作，无暇反抗奥斯曼的占领。以征重税为手段，打击部落，摧毁军队力量，以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造成威胁。
征收拖欠的税款常常是部落与国家冲突的原因之一。
1863年，为反对担任瓦利的祖拜德谢赫征收更高税赋，辛迪亚部落爆发了一次起义。祖拜德谢赫作为迪瓦尼亚总督，当局授权他征收部落需缴纳的所有税款。当他在那一年成功榨取了比通常多六倍的税款时，该地区的部落为此发动起义并要求帝国解雇他。1870年在幼发拉底河中部的达格哈拉起义是农民起义反对增加税收勒索的另一个例子。
在幼发拉底河中部发生了许多起义，主要归因于19世纪50年代幼发拉底河河水流量的自然变化，造成的农业条件的恶化，以及河流从其原来位于欣迪耶河的河床改道进入欣迪耶运河，从而破坏了该地区东部的肥沃土地。
尽管这些生态原因导致生产产量下降，米德哈特·帕夏以及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仍坚持收取政府的所有税务，包括拖欠的款项，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民起义。
米德哈特帕夏的改革
米德哈特帕夏是一位卓越的改革家，在他担任巴格达帕夏短短几年间，以极大的热情在伊拉克推行社会、经济和行政改革。
他在伊拉克的事业得到高度赞扬，被认为是奥斯曼帝国向伊拉克委任的最伟大、最具声望的总督，取得了其他总督数个世纪都没有达成的成就。
米德哈特强调的是保障民生，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建立现代化的政府机构，不仅仅要加强政府对人民的控制，也要确保伊拉克不同民族之间的平等。在行政方面，他推广《行省法》，进行省级行政改革，也试图通过授予部落谢赫新政府机构的官职拉拢部落。
面对帝国与部落的冲突核心——土地问题，他尝试下放土地所有权，实行土地改革，鼓励游牧部落定居；也同时推广一系列使部落奥斯曼化的政策（教育、服兵役等）。定居部落政策可以说是奥斯曼帝国部落政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种方法与通过行政改革，将部落谢赫纳入省级政治机制，以及通过土地改革将游牧部落转为定居部落密切相关。
17、18世纪时，奥斯曼中央政府就强调，游牧或半游牧部落应该定居。
到19世纪50年代，奥斯曼帝国在伊拉克改革的目标就是实行部落定居政策。1842年，纳姆克帕夏统治巴格达之后，定居政策开始初步实施，但并未在广袤的部落地区推广，直到1869年米德哈特帕夏担任巴格达总督，着手在伊拉克推行坦齐马特改革。
总的来说，作为向定居生活的过渡，中央政府一开始将部落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山区牧场和冬季基地之间。后来，帝国政策要求将国家的某些部分分配给游牧部落以定居，建造房屋并形成新的村庄，甚至农业所需的工具也是由巴格达当地政府提供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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