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展的诗学概念的“女性诗歌”
冰马
[引用] 冰马.作为发展的诗学概念的女性诗歌[J].华中学术,2024,16(03):260-266.
摘要：“女性诗歌”源自唐晓渡对翟永明组诗《女人》的评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方面将其界定为具有本质属性的诗学概念。它既是一次诗学命名事件，又随女性诗歌创作实践的发展而生成其历史性特征，构成自身的演变史。作为发展的诗学概念，“女性诗歌”彰显出历史性事件和概念自身内在的张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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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女性诗歌”；唐晓渡；翟永明；动态构成；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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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池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19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诗歌的嬗变与发展研究”（2023GCC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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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冰 马，本名成立，男，湖北公安人，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经济师，博士。
唐晓渡1986年岁末撰写《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读翟永明的组诗<女人>》一文，开篇即言：“当我想就这部长达二十首的组诗说些什么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正在试图谈论所谓‘女性诗歌’。”[1]首次明确提出现代汉语诗歌史上“女性诗歌”这一具有特定所指和特殊价值的概念。
本文追溯唐晓渡对“女性诗歌”的初始界定，探讨这一概念其后在内涵和外延方面的演变。
一、“女性诗歌”：开启新的“女性神话”
时隔十年后，唐晓渡谈及前文时说，“这篇文章有一个黑格尔逻辑学式的开头”[2]。一般情况下，黑格尔逻辑学首先“确认概念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根据”[3]，并从概念出发去认识、阐释世界和现象，认为世界属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者同一的体系。按此逻辑，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唐晓渡所命名的“女性诗歌”概念的所指。
概念的生产兼具主观/客观二元属性：概念既是对世界（事物）作为客观存在进行的抽象“反映”，同时也具有对客观世界（事物）的主观阐释性及阐释的真理性。回溯“女性诗歌”命名的过程，是身为《诗刊》编辑的唐晓渡，在选稿和细读作品中，从《女人》组诗获取的理性认知的提炼。“当我试图把所谓‘女性诗歌’表述成一个孤立存在的、高高在上的运动主体时，我实际上也使它变成了一个新的‘喻体’。”[4]命名者更多的是从《女人》组诗—“女性诗歌”二者间关系角度，建立一种本体—喻体的修辞学关联，再以这一词组的语义，去涵纳文本的主题、题材、抒情方式、文体风格等各个层面。 简言之，“女性诗歌”概念，带有一切命名行为的主观意志，即通过发明一个概念，为翟永明及其后涌现的一批相同主旨写作的女诗人及其诗歌文本“归类”“标签”，不仅在文本的抒情形态方面，而且在诗人书写行为所传达的情感姿态、人文精神上。
与此同时，黑格尔逻辑学在将“此一概念”确立为“此一世界（事物）”之本体的基础上，又以其作为认识“此一”世界（事物）的出发点，去辨析、把握世界（事物）的运动与发展规律，构建事物的终极“形态”，并最终完成对对象的终极意义的阐释。“女性诗歌”概念不仅是命名者对客观文本对象的经验认知以及理性阐释，甚至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对规律性的揭示；或者说，是命名者基于对诗歌文本呈现的审美特质、精神指向的认知，发出的具有预言性的“通告”。“在一个远为深邃复杂的内部精神现实中”，唐晓渡说，“它更多地启示了一种新的诗歌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女人》将越来越表明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精神事件” [5]。从这里 可以体味到，“女性诗歌”概念也涵盖着把握女性诗歌“终极意义”的基本态度、方法。
重阅唐文可发现，作者命名“女性诗歌”概念时凸显出理论建构意识，初步建立了一套有关“女性诗歌”的原则和价值体系框架。首先，“‘女性诗歌’所涉及的也绝非单纯的性别问题”，而是“回到和深入女性自身，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获具的人性深度而建立起全面的自主自立意识”。[6]“女性诗歌”作为诗歌（文学）世界本体中“另一个主体”（the other subject）之“名”，存在着性别本体论和诗歌本体论双重维度的“名之实”。在性别本体论之维，由《女人》生成的“女性诗歌”，“不仅意味着对男性成见所长期遮蔽的别一世界的揭示，而且意味着已成的世界秩序被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的可能”[7]。命名者已认识到，“女性诗歌”不仅在书写作为“第二性”的欲望、经验和形象史，更重要的是，它正在开辟 “别一世界”的主体建构史和精神史，也开启了女性在精神上获取真正独立的艰难历程。从诗歌本体论之维， 翟永明凭借自我经验和语言天赋，以长篇组诗（共计20首）的结构和体裁形式、借鉴自白式抒情风格，完成了中国女性文学书写史上的一次历险。而唐文初步阐释出了诗人的书写主题和抒情风格转向。同 时，组诗文本的抒情形态及语言风格、意象系统的创造，可以看作多元性、丰富性、非理性下的“女性风格”（the style of women，伊丽格瑞语）中，一种自白式汉语诗歌的“元写作”，并具有建构“精神性别”（崔卫平语）的目的。唐晓渡认为，《女人》一反女性抒情诗范式，即“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某种男性设计的价值法则行事，从而表明自己不能摆脱现实和文化的历史性附庸地位” [8]，创造了史无前例的“黑夜的意识”，也就创造了中国女性的“黑夜史”，开启性别自我的建构和情感抒发的新风范。
唐文的类似描述，还只是试图将《女人》的文本症候抽象至“女性诗歌”的总体性风格。十年后，他对《女人》的风格重新做了一次“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
尽管有时在表达上过于夸张、粗放和咄咄逼人，并且有明显的借鉴痕迹……但作品本身呈现的是天、地、人、神错综交织的内在结构；体现着这一内在结构、在不同的层面和向度上充分展开、彼此冲突而又彼此容涵的复杂生命/审美经验；不可遏止地从这种经验的深处源源涌出，又反过来贯通、滋养着种种经验的巨大激情；以及节制这种具有不择而流倾向的巨大激情，把作品综合、凝聚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结构能力。[9]
他的这一论述，为此后的诗歌批评家、文学史家从审美本体论角度讨论、总结“女性诗歌”，提供了重要参照。
就认识论维度而言，“女性诗歌”为女性诗人群体做出了一种否定式或函数式界定，在外延方面进行了适度定性区分：“并不是女性诗人所写的诗歌便是‘女性诗歌’”[10]。此概念提出时，唐晓渡的视野尚未触及更多重量级的诗歌文本。他自谓的“黑格尔式逻辑学式”命名，亦可理解为其时尚未明确这一概念的全部内涵与外延。但是，唐文通篇作出过以下四方面的论述，大致明确了其于发生期阶段的本质性涵义：一是简要概括女性的传统书写迎合男性话语或者追逐“与自己本性并不契合的男性气质”[11]的历史形态，指出“女性诗歌”首先是女性对被男性成见长期遮蔽的别一世界这一“性经验史”（ the history of sexulity）的揭示，并以此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 二是指出它不仅通过书写解构一元化男权历史话语，更重要的是通过语言进行“重新创造”，建构一个二元性别各自独立、互相平等、互为丰富的新世界结构。这是“女性诗歌”的根本使命，也就是新的“女性的神话”。[12]三是肯定“女性诗歌”依据自身的书写过程和文本实体建立起真正的主体性。作为诗歌本体论层面的“性别主体”从此“露面”（outing），《女人》便是“露面”的标志。四是指出“女性诗歌作为一种世界现象所可能产生的内在沟通和普遍联系”，“每一个女诗人只能依据于她独特的生存状况和文化背景写作”[13]，因而，总体上必然是建构“她”的多元、丰富、“非‘一’性（NOT ONE）”[14]的风格形态。
二、文学史内外的“女性诗歌”的动态构成
随着唐文发表，诗歌界和诗歌批评界意识到，《女人》组诗作为“女性诗歌”的文本，的确是一种客观存在，且对女性书写潮形成了强大推力；同时也意识到了这一概念具有的对此类书写及其文本的“性别本体论”意义上的指认，以及对审美本体层面的内在体认。
此后，一批女性诗歌书写者相继围绕着《女人》率先转向的“女性主体性确立与建构”的写作方向，从个体经验、抒情语言、文体风格等各向度进行大胆探索、实验。“女性诗歌”书写的个别化形态，也迅速扩展为“集团化”的书写态势，其诗学文本呈现出多元、丰富、动态发展的气象。
及至2003年出版的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基本围绕翟永明、伊蕾、张烨、唐亚平、海男、冯晏、蓝蓝等七位诗人，对“女诗人的表现”作出概述。更为晚近的以“史”之名、 将当代诗歌发展形态的描述时间延伸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张桃洲《中国当代诗歌简史》，其第5章《“黑夜意识”和女性诗歌》所涉诗人，有王小妮、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林雪、陆忆敏、童蔚等七位诗人及其诗歌文本。[15]从总体文学史角度，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无论1999年第一版还是2007年修订版，在“新诗潮”一章涉及“女性诗歌”时，只列了“翟永明”这一“词条”；而在述及“新生代或‘第三代诗’”中的诗歌团体或群体时，则以专文对“女性诗歌”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提及翟永明、陆忆敏、唐亚平、伊蕾四人各自的代表作诗题，以及王小妮、张烨、海男三人。从文学（诗歌）史这一后设叙述可反证，“女性诗歌”及其诸多各具风格的代表性诗人的书写和文本，在1980 年代中后期已形成了独特的诗歌现象与诗人群体。文学史著在处理“女性诗歌”所具“‘创世纪’意义的拓植”[16]时，或如洪子诚将《女人》及其“序言”《黑夜的意识》，同陆忆敏《美国妇女杂志》的“标志性”并置；或如程光炜，仅将《女人》及其“序言”作为“女性诗歌”的开创性事件。程光炜从历史的和审美的两个维度概述了其一系列特征：一是大胆摒弃女性意识及其心理表现主题之外的意识形态主题；二是 质疑并挑战“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在创作中刻入鲜明的女性特征”，从而以诗歌书写建构“第二性”主体性；三是 作为时代的“另类诗歌”分支，她们一如同时期男性先锋诗人，“举起‘反传统’（实际是反朦胧诗）的旗帜，主张并实践‘自白式’的言说方式”；四是 她们确立性别意识的目标并非获取女性话语霸权，而是试图建立相对独立的“社群”，在文学史中为“女性文学”开辟自己的生存空间；五是 以诗的手段创造出女性诗歌意象和语言，书写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发出“自己的”声音；六是 女性诗歌文本更多“体现在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深入发现与揭示”。[17]程光炜归纳的前两点，契合唐晓渡评论文章中所提出的论点，其余几点则是对包括《女人》在内的更多文本的认知扩展。洪著并非当代诗歌专门史著，因此仅以翟永明及《女人》为“事件”和文本代表，对“女性诗歌”做出简明扼要，同时更具有流变性的两点概括：其一是 在第三代诗歌中，“对个人经验的深入捕捉，激情与神秘幻象的纠缠，语言与内心经历的呼应，当时诗歌写作难得的自我质询的尖锐，和对建构的非理性世界实行的控制，是这些作品的‘反宣泄’的显要特征”。其二 是概叙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女性诗歌”在题材与风格上的双重转向及其文学价值，“从侧重内心剖析转向对‘外部’生活、细节的陈述。词语色调，诗的结构、体式，也更灵活多样，增添了过去诗中较少见到的幽默、嘲讽、戏仿等‘喜剧’因素。它增强了窥视‘世界真相’的更多可能性，也增强了诗叙述上的张力。”[18]洪著 更强调将“女性诗歌”作为一个“发展的概念”[19]对待，更侧重于概念内涵的构成性描述。
程、洪等著对“女性诗歌”诞生时期的特征，从诗人及其群体的创作倾向、文本共性两方面所作总结、提炼，基本明确了1980年代“女性诗歌”概念的所指；他们的描述、概括均以《女人》为“元文本”。换言之，假如将“女性诗歌”发生期看作一个基因组或基因序列，《女人》就是这一序列/组中的基因参数和标本。
进入20世纪90 年代之后，原有女性诗人群体中除了少数几位，比如翟永明、王小妮、张烨等还在默默耕耘之外，一些更年轻的诗人加入其中。而且，随着时代语境变迁、传播媒介的颠覆性异动，不仅“女性诗歌”的代表性诗人及其群体发生了大范围的迁徙，其内涵与外延也出现很大的变化。比如，“诗江湖”群体与“下半身写作”，便是以沈浩波、李红旗、南人等为代表的男性诗人，和尹丽川、巫昂、巫女琴丝等女性诗人一道，以 Web网站与论坛及民间刊物为传播载体，共同实践所谓“贴肉”的书写宗旨，追求某种“肉体在场感”的抒情方式，弥合男性/女性诗歌书写空间与言说方式的差异化鸿沟，构建出具有流派特征的诗歌共同体。无论在主题、题材还是书写方式、文体探索等方面，这一共同体创造了一个具有男/女二元性别主体独立、却又和谐共存的当代“二人行”[20]世界。又如，2014年10月，余秀华完成了后来传播广泛的诗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21]。这两行诗句所表现的女性站位，所传达的男/女性之间谋求和谐性欲望的平等姿态，逆转了女性的被动姿势，将异性恋重塑为性差互补、阴阳平衡和权力平等的身份/地位关系。
崔卫平曾直呼“女性诗歌”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诗歌’”[22]，其相关主题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化，以及权力-话语体系的不断修改，得以螺旋式提升着女性意识与情感经验表达的话语空间。上述一系列诗歌文本的诞生，都对当时的社会语境形成极大的冲击，构成越界效应，拓展了“女性诗歌”的内涵与外延。
三、女性诗歌的改朝迭代
翟永明的《女人》组诗打开了女性与诗歌之间的新型关系空间，也通过唐文开启了“女性诗歌”的概念史，为其后的文学（诗歌）研究及历史叙述赋予了相应的观念、思想及审美范畴。可以说，在女性诗歌发展史上，《女人》构成了文本的开端事件，唐文则构成了一次中国化诗学建设的关键事件。
唐晓渡基于1980年代中期前后出现的女性书写标志性文本的理解和阐释，提炼出“女性诗歌”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完成了当代文学（诗歌）史的一次本土诗学建构行为。尽管在当时，这一行为本身尚缺乏更多、更有力的文本实证，以及更缜密、翔实的理论依据，但其中闪烁的批评家的理性反思精神却发人深思。
马克思有言：“不管怎么样，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Ereignis）：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在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熄灭之后，这具残骸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化合，构成新的物质。”[23]传统的女性诗歌书写，其总体形态与内在精神为《女人》所解构。翟永明的越界式书写，令女性诗歌的新典范得以问世，成为言说女性新的“此一世界”的开端和基础。“事件的奠基，产生了新的内容，也必须产生新的辞藻……只有指向现实的词语，才能将事件纳入世界历史之中……让自己呈现在历史的舞台上”。[24]《女人》催生了“女性诗歌”这一概念的临盆；而“女性诗歌”登陆诗学舞台，则昭示着女性诗歌创作史已成为诗学史的肌体组织。
经过四十年的创作实践，“女性诗歌”的性别本体、审美本体的内涵在不断演变：从最初的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到主体的情感和生命体验书写空间的拓展，再到女性性别意识不断更新，乃至超越性别意识而展开各种文体实验。而且，其书写主体也随时间的延伸而不断“改朝迭代”，以至老中青少各年龄层级书写群体杂糅，构成了代际缠绕的“线团”式女性诗歌社群。“她们”拥有不同的性别伦理观、价值观等。“女性诗歌”历经从诞生到被批评家不断建构、言说，以及文学（诗歌）史或诗潮史、诗学史的回顾、总结、归纳，已然被建构为一部颇具生命力的“历史”。诗歌文本及其事件不断被生产，带来对应概念的新阐释、新演绎。“女性诗歌”作为一个发展的诗学概念，彰显出历史性事件和概念自身内在的张力结构。
总之，“女性诗歌”既构成了对作为文学（诗歌）本事的一类创作行为和文本类型的明确指认，又构成了一种诗学意义上的内涵和外延的动态性指认。它既是批评家的一次“命名”事件，也不妨看作由诗歌创作实践引发的理论建构的后果性事件。“命名”是一次完成，具有历史意义，也会在新的现实中不断被一次次重启，以获得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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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不断重复的起点》，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53页。
[2] 唐晓渡：《谁是翟永明？》，翟永明：《称之为一切（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翟永明集）》，唐晓渡编，谢冕主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页。
[3] 白锡能：《论黑格尔逻辑学“概念论”的立意》，《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113～120页。
[4] 唐晓渡：《谁是翟永明？》，唐晓渡编：《称之为一切（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翟永明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页。
[5] 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唐晓渡：《不断重复的起点》，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57、59页。
[6] 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不断重复的起点》，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53、54页。
[7] 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不断重复的起点》，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54页。
[8] 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不断重复的起点》，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53页。
[9] 唐晓渡：《谁是翟永明？》，唐晓渡编：《称之为一切（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翟永明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7～8页。
[10] 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不断重复的起点》，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53页。
[11] 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不断重复的起点》，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53页。
[12] 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不断重复的起点》，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58页。
[13] 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不断重复的起点》，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14] “非‘一’性”，亦指女性风格的多元性 。伊丽格瑞说，“‘她’是自身里面的无限的另一个”，即指女性性感官的多元性、丰富性和差异性的生理性征，决定女性的表达风格具有非“同一/唯一”性。见[法]露丝·伊丽格瑞《非“一”之性》,《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马海良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
[15] 参阅张桃洲：《中国当代诗歌简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第209、18页。
[16] 谢冕：《中国女性诗歌文库·总序》，唐晓渡编：《称之为一切（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翟永明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页。
[17] 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99～304页。
[18]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3页。
[19] 禹燕：《女性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兼论什么是“女性文学”》，《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20] 参阅 [法]吕西·依利加雷：《二人行》，朱晓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21] 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当代作家》2015年第4期，第1页。
[22] 崔卫平：《编选者序》，《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
[24] 蓝江：《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事件转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事件问题蠡探》，《理论探讨》2021年第4期，第58～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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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16日 发布】
冰马论文/评论：
1.作为发展的诗学概念的“女性诗歌” （载《华中学术（第47辑）》2024年第3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PP260-266）
2. 陈敬容：抒情诗语体文体的创造性与翻译语体的历史影响 （载《原诗（第五辑）》，河南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PP313-337.）
2. 历史叙述与言说中的 1980年代女性诗歌及其反思 （载《江汉学术》2024年，43（04）:77-86.）
3.诗歌书写有效性视角下词与物关系的建立 —— —以汪抒诗集《初夏的鲸和少女》为例 （载《河池学院学报》2024（2））
4.“时代”的辩证——评胡游组诗《悲伤也需要代劳》 (载《文学天地-湘江诗歌》2024（2））
5.
冰马学术||贾平凹《山本》《暂坐》的性别伦理叙事策略对读 (载《河池学院学报》2023（4））
6. 冰马学术||人何以自处？——从人工智能到“人工情能”之思 （载《天府新论》 （CSSCI扩展版）2023（5）））
7.冰马学术||历史人物传记的主观性、客观性与表现力 （载《传记文学》2023（05））
8. 孤独中坚守、前行的女性诗歌——谨以此文献给当代女性诗歌诞生四十周年 （载《诗歌月刊》2023（03））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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