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九〇八年，宝洁公司创始人詹姆斯·甘博的孙子西德尼·甘博来到中国旅行，被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度深深吸引，就像“被东方小虫咬过一样”，他从此再未从“症状”中恢复。带着沉迷般的情感，他前后三次旅居中国，开始研究和记录中国社会百态。他开展的卓有成就的社会学调查为学界熟知；但他记录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二年在中国部分经历见闻的民族志电影，却鲜有人关注。本文分北京生活、妙峰山朝圣以及河北定县平民教育运动三个部分介绍这一罕见的影像资料，让人重温民国时的日常生活及人们改善社会的努力。
一咬入魂：西德尼·甘博的民族志电影
文 ｜ 朱靖江
（《读书》2024年11期新刊）
对当代中国文化界而言，美国人西德尼·D.甘博（Sidney D. Gamble，1890-1968）已经不再是一个过于陌生的名字，这位曾经于一九〇八至一九三二年间四次旅居中国的社会学者、基督教士兼业余摄影师，在其生前与身后，出版了多部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学术著作，其中《北京的社会调查》（一九二一）、《中国家庭如何在北平生活》（一九三三）、《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一九五四）等，皆为中国城乡社会研究的开拓式作品。但真正令甘博回归公众视野的，还是他在中国拍摄的逾五千幅照片。甘博的摄影活动从时间维度上跨越了晚清、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与南京政府执政时期，在地域上则遍及中国江南、华南、华中、华北、西南等地，特别是他具备社会学调研的科班训练以及精湛的街拍摄影技术，令其大部分影像作品兼具学术洞察力与艺术表现力，鲜活地呈现出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文化样貌以及民众生活的丰富细节。
甘博（左）和同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身为学者、教士与图片摄影师的同时，甘博还是一位先行的纪录电影摄制者，他留存给后人的影像资料，除海量照片之外，还有逾二十盘十六毫米电影胶片，记录其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二年在中国的部分经历见闻。杜克大学图书馆亦对甘博的部分电影素材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与修复。这些动态影像较之单幅图片，信息更为丰富，叙事更为系统，保存了相对完整的时空场域与文化情境，特别是在中国纪录电影资料稀缺的二十世纪前半叶，甘博对北京民间生活、妙峰山朝圣以及河北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民族志电影记录，无疑具有极高的影像文献价值，这也是笔者对其主要的研究兴趣所在。
从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二年，甘博曾先后三次在中国旅居，其主要生活和工作地点是北京及其周边区域。大约在一九二六年前后，甘博获得了一部电影摄影机，他开始用电影的方式记录他在北京的见闻。他首先将镜头对准了紫禁城，就在一九二四年底，末代皇帝溥仪被发动北京政变的冯玉祥驱逐出宫，次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甘博应是见证这一历史变化的电影拍摄者之一。他从正阳门火车站沿中轴线向北，拍摄了天安门、午门、角楼、金水河等景观，以及天坛、景山、北海白塔等北京名胜古迹。但甘博的兴趣显然更在北京的市井生活当中，他拍摄熙熙攘攘的街头行人，在黄沙中拉车的人力车夫，泼水洒街或清理积水的劳工，集市上烤白薯的小贩，提笼遛鸟的闲汉，推着独轮车的游商，在小吃店门外闲聊的大爷，钉马掌、做陶器、织棉布、编篾篮、锯木料的手工匠人，两颊被一支长针刺穿的云游道人……近百年前北京的芸芸众生在黑白动态影像的记录下活色生香，显露出一种前现代社会的生机勃勃。
五四运动学生演讲，1919年
雍和宫神舞，1918—1919年
雍和宫跳神，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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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博拍摄的电影还记录了燕京大学草创时期的一些场景。一九二六年，燕大新校区的修建工程已进入尾声，甘博拍摄了基本竣工的女生宿舍，据校史记载，“初建时只有四座院子，被分别命名‘敬斋’‘业斋’‘乐斋’和‘群斋，取‘敬业乐群’之意”。在影片中，两名西方女士走出簇新的小院，门口挂着“男宾止步”的木牌。下一个镜头拍摄了静园草坪西侧的女生宿舍以及南、北二阁（时称“甘德阁”和“麦风阁”），还有工人在未完工的建筑地基挖土运砖。甘博还拍到了燕京大学师生在十字架的引领下，身穿学位服，鱼贯走出尚未拆除脚手架的主楼（时称施德楼，后更名为贝公楼），以及这所大学的灵魂人物：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对于六十五年后进入燕园读书的笔者而言，有幸目睹这方校园诞生时的纪录影像，虽然只是短短两分钟，依然有一种深切的幸福感，仿佛触摸到那个时代的一缕灵光。
燕京大学校园（今北大燕园）贝公楼西侧石兽
甘博在北京拍摄的电影素材，颇类似于二十世纪前半叶众多外国人来华旅行时拍摄的“观光影片”，大多是浮光掠影的游览记行和街头抓拍，缺乏系统有效的影像叙事。但对电影创作颇有天赋的甘博显然不满足于简单的纪事留念，他敏锐地意识到电影在社会文化表达领域的独特性，并努力运用视觉语言和字幕简介结合的方式，在尚处于默片时代的二十年代，开展学术性的影像民族志创作，其代表作是摄制于一九二七年的纪录片《妙峰山朝圣》（A Pilgrimage to Miao Feng Shan）。
从一九二四年第二次旅居北京，甘博即对位于北京城西北约五十公里的妙峰山以及每年四月举行的碧霞元君庙会活动产生了兴趣。根据其年谱记载，甘博先后于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七年三次前往妙峰山，共拍摄了约一百二十余幅照片以及一部展现民众朝圣过程的纪录片，但并没有留下文字报告。倒是曾于一九二五年与甘博共同考察妙峰山的李景汉先生，在《社会学杂志》发表了《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一文，算是为甘博的考察动机提供了学术佐证：“《北京社会调查》著者甘伯（博）先生在去年妙峰山香会将完的时候去游览过一次，对于所见所闻，极有兴味。他的好奇心与研究社会的热诚，使他今年决定再去一次，对于各方面情形有些调查。”从学术立场出发，李景汉进而主张：“研究社会学的人，对于社会各方面，都看为有相当研究调查的价值。我们若信大多数人应当享受大多数的幸福，与促进理想‘德莫克拉西’社会的实现，必须特别注意大多数群众的行为。妙峰山的香客每年至少有三四十万众，其中有数百里以外的人。‘朝顶进香’代表平民大多数对于宗教信仰的观念，是旧式最有益的一种娱乐。乡民群众观念薄弱，朝山为他们彼此接触最好的机会。茶棚里谈话，道路上游览，大大增长他们对异乡风土人情的知识。妙峰山的香会，前后成立的不下四五百个，现在存在的不下一百个，他们的组织规约、历史、区域，都有研究的价值，且能为将来种种农村合作的基础与训练。”作为甘博在华期间最主要的学术助手与合作伙伴，李景汉的观点也代表了甘博的学术主张和社会理念。
与此前在北京城区拍摄影片不同，甘博在妙峰山的电影摄制工作准备充分，意图明确，拍摄水准高超，素材内容丰富，特别是他在返回美国之后，亲自进行后期剪辑与字幕制作，使得《妙峰山朝圣》成为一部真正的民族志电影。杜克大学图书馆的数字档案库保存有甘博剪辑的原版默片《妙峰山朝圣》，时长约为二十二分钟。一九八九年，为筹备“两次革命中的中国——西德尼·D.甘博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摄影展”，版权方对原版电影进行了少量修改，片长缩减至约十六分钟，并邀请华人音乐家谭盾为影片配乐。该修订版影片虽然从视听角度而言更为流畅紧凑，但也牺牲了部分甘博特意展示的文化信息，如碧霞元君庙院中“焚香活动终夜不息”的火光夜景、“院墙上张贴的告示宣布香会已经抵达寺庙”的招贴空镜，以及“（表演者的）脸被涂抹黑色、黑白、红色、绿色”的脸谱近景等。若是做影像民族志的细致研究，仍应以甘博当年制作的原版影片为宜。
在影片开始时，甘博以字幕方式对这一华北民间信仰活动进行了简介：“（妙峰山）平时只是一个沉睡的，甚至被遗忘的圣地，直到每年农历四月，才因为朝圣活动而恢复生机。大约有五万朝圣者来到这里向圣母致敬，并祈求来年的健康与幸福。”影片记录了香客们从四面八方赶往妙峰山的行程，其中也包括甘博和他的几位美国友人。除了能雇用“爬山虎”（一种四人抬滑竿）的富裕人士，大多数朝圣者选择徒步登顶。如果肯花费一百个铜板（约十三美分），就能找到背夫，将你的行李一路背到碧霞元君庙门外。在影片中，行走在妙峰山古道上的香客队伍蜿蜒如长龙，他们翻山越岭，也会在小山村里歇脚，此外，沿途还有很多寺庙，可供香客礼拜与休息。根据甘博的统计，大约有上百个香会担任寺庙的助力，他们修补道路，也为香客们提供免费茶水、米粥和休息区，其他香会则修补茶杯、水壶，向寺庙贡献香烛、坐垫、拂尘，或者表演音乐、舞蹈、武术等娱神的节目。
甘博在《妙峰山朝圣》影片中展示了香会会众挑着插满小旗的木箱迤逦登山的场景。香会期间也是香客积德行善的好时机，很多乞丐坐等施舍，也有人化装成囚犯的样子，为修庙建寺等善举向香客们化缘，还有虔诚的还愿者在山路上十步一叩首，或者背负马镫，四肢爬行，以示当牛做马，消灾除厄。在娘娘庙的院子里，所有人都要点燃纸钱香烛，向主要的几尊娘娘神像跪拜。香会会首还焚烧黄纸符表，禀报诸神，他们已经完成了酬神的表演：如“狮子老会”的舞狮、“五虎棍会”的舞棍与舞剑，还有大刀、花枪、单刀等武术演练。当朝圣结束之后，心满意足的香客们头戴花朵、蝙蝠、蝴蝶、老虎等装饰品下山返乡——所谓“戴福回家”，几名美国香客也簪花而归，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即是落在头戴花帽、面带微笑的西德尼·甘博本人身上。
带枷锁和脚镣的男子，妙峰山，1924—1927年
舞狮子，妙峰山，1919年
戴花的男子，妙峰山，1924—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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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峰山朝圣》以鲜活生动的电影文本，第一次完整展示了妙峰山朝圣过程与民间香会的展演活动。甘博通过文字与影像结合的方式进行清晰的文化表述，兼具现象描述与学术思考，完成了一部超越时代的早期民族志电影，即便在世界影视人类学史上，也应被赋予更为显著的学术地位。此外，这部民族志影片也可与顾颉刚等学者在同一时期开展的妙峰山民俗研究相互印证，体现出甘博作为一名社会学者独具的学术视野与超前的电影表述能力。李景汉在《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的结论中慨叹：“回想我们的祖先对于他们当时社会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中，有许多没有记载流传，我们甚以为憾事。现在我们中国社会正在起重大变化的时候，我们当急起调查，不但供给我们自己研究社会的资料，就是我们的子孙将如何的感激我们！”
一九三一年，西德尼·甘博最后一次旅居中国，他选择的田野考察地是河北定县，以直接参与观察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校友，甘博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即与晏阳初有所接触，并参加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在北京举行的会议，在甘博一九二七年拍摄的一段家庭录像中，晏阳初还出现在他们的私人派对里。
晏阳初（左）一家和美国友人
从一九二九年起，晏阳初与甘博之间开始了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且一直持续到一九三八年。晏阳初致甘博的第一封信，详尽地介绍了“平教会”在定县的工作进展，特别是李景汉所做的大量而系统的调查工作，他乐观地认为“政府已把平教工作列为全国国民教育的一部分，那就说明它前途光明，并充满希望”。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晏阳初邀请甘博访华，“在定县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社区，您来时不要待在北平，就到定县办公，您在定县用半年时间就可以完成原来在旧体制下需要一年完成的任务”。甘博于一九三〇年寄赠“平教会”若干农业书籍，也得到晏阳初诚挚的感谢：“你真不愧为真正的商人！”一九三一年，晏阳初在获知甘博即将再次访华的消息后“惊喜交加”，并将“平教会”财政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提供给他，寻求他的资金支持。就在当年秋天，甘博来到定县，开展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工作。他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出版于一九五四年的著作《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甘博在序言中回顾了定县平民教育工作的始末：“一九二六年秋，一批中国学者来到定县，开始了学习、实验、测试和发展，长达十年之久。平教运动在定县开展之初，在基础教育项目之外增加了社会研究，由于有需求，在实验的时机成熟时，又逐步增加了农业、经济、政治、社会和卫生项目。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入侵中国前，运动成员不得不撤离定县，他们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十年，获得了全面的农村工作基础训练和经验。……我们的资料采集于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三年间，记述了在这些年里，一个行政区划内的居民的生活、工作、政治、学习、娱乐及信仰。”甘博在定县生活的半年时间，还拍摄了二百八十八幅照片，主要记录了定县的古建筑，如城门、鼓楼、东岳庙以及庙中多幅壁画、开元寺塔等，当地农业和传统手工业，也有“平教会”在当地组织的戏剧、教学和抗日游行活动等情景。
壁画，河北定县，1931—1932年（来源：old.shuge.org）
出乎笔者意料的是，甘博在定县拍摄的电影资料也最为丰富，其中部分影像内容为定县民众的市井生活，在县城街道两侧，可以看到商贩用传统的木升买卖粮食，篾匠在制作笼屉的锅盖，箍桶匠调整着每一片木板的弧度，小食摊主烙着热气腾腾的煎饼和烧饼，纺织工人用手摇木纺车纺线，在古老的织机上纺织土布。如果通读《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会发现甘博所拍摄的内容大多会在书中有文字表述与数字统计，如“土布大多是由女性织成的，因为百分之八十二从事织布业的人是女性，从十六、十七岁就开始学习织布，大概六个月后就能学会必要的技能，织出的布才可售卖”。甘博有意识地为他的社会经济学著作提供可视化的具象资料，尽管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他的这种努力似乎并无实效——这些影片在甘博生前很少被公开展示，但当代读者却有机会将目光透过书页，在他拍摄的定县影像中眺望一个渐行渐远的乡土中国。
甘博拍摄的电影中，有一部后期经过剪辑和字幕加工的纪录片，名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The Tingsien Experiment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ss Education Movement），这部时长约二十八分钟的影片详尽地介绍了“平教会”在定县开展的多种工作，却比甘博的另一部电影《妙峰山朝圣》更鲜为人知。影片开篇的字幕提供了主旨信息：“中国虽然以学者辈出著称，但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是文盲。汉字是一种难学的文字，一位名叫晏阳初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在法国为华工服务时，研究出一种教学方法，能够让普通的中国文盲每天用一小时识字，四个月后即可学会一千个汉字，足可以阅读简单的图书和报纸”；“在中国，这一教育方法的推动者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其首脑为国民政府前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一群年轻、高学历且能力出众的伙伴协助晏阳初解决让四亿人识字各个阶段的难题”。在上述字幕的间隙，甘博让晏阳初、朱其慧和“平教会”干事们出镜亮相。甘博进而指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生活在农村，平教会也因此侧重于乡村工作。一项特别的实验工作正在距北京一百英里的定县的六十五个村庄中实施。定县县城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古都之一，并且埋葬了一位古代帝王。”甘博随即展示了定县的城墙、城楼以及著名的开元寺塔等建筑，并感慨：“古老的荣光早已远去，如今城中土地很多都成了农田。”
打谷场，河北定县，1931—1932年（来源：old.shuge.org）
甘博的镜头来到了“平教会”在定县的第一个根据地：翟城村——村口门楼上方的“表里树声”匾额是该村的标志。甘博用影像语言勾勒出朴实无华的华北乡村图景：老乡驾牛车拉着木柴进村，推独轮车的小贩兜售物件，光腚娃娃靠墙玩耍，两名男子抬着一头猪赶路，伙计牵着驮满货物的毛驴，老妇人抱着儿孙走在田里，老汉们坐在地上闲聊……但这种“田野风光”的底色却是原始的农耕技术与如影随形的饥荒威胁。甘博拍摄了村民用传统的辘轳从深井中打水灌溉田地，以及一位“平教会”工程师研发的新型水车，通过畜力带动，不仅可以节省人工，还能够将引水效率提升百分之三十以上。甘博还跟拍了一场热闹的庙会集市，村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交易草叉、篮子、大车、木材等生产工具或日用品，也会在饭摊吃一碗饸饹面或卷一张大饼。集市也是“平教会”开展活动的好时机，“千字课学校”的学员们举起纸旗，游行劝学，教员们在乡村舞台上表演戏剧，更是让台下万头攒动，站无虚席。
“平教会”在翟城村的校舍奠基仪式，是这部纪录片的高潮段落。全村的士绅、村民、学生与晏阳初、甘博等人同坐在临时搭建的棚子外，听“平教会”的教员发表演讲。他们依次在奠基石上签名，行三鞠躬礼，并在鞭炮声中肃立注目。随后，上百名“平教会”成员与村庄乡贤共进午餐，讨论社区的管理事务。影片结束时，甘博在字幕中写道：“五色旗飘扬在中国北方，青天白日旗飘扬在中国南方，但平民教育运动在两个阵营中都将有一席之地。”
“平教会”校舍奠基仪式片段
从电影制作角度而言，《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民族志电影与教育宣传电影。甘博在摄影领域的天赋和训练，使他在运用电影摄影机抓拍日常生活时，具有敏锐的眼光和高超的驾驭能力，他拍摄的定县民间生活场景大都鲜活自然，朴素地再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华北乡村的社会风貌，他记录的定县农民辛苦劳作却一年难得温饱，更令观者唏嘘不已。作为平民教育运动的重要研究者与参与者，甘博也用这部影片讲述了一群中国知识分子扎根乡野，致力于启迪民智、改善社会的理想主义行动，不仅在当时扩大了“平教会”的国际影响，也让近百年之后的我辈学人高山仰止，愧对先贤。
与同时代很多外国摄影者冷漠、猎奇的视角不同，甘博确实是一位对中国人民怀有同情与善意的美国学者。在他的影片中，经常会看到一张张微笑的中国面孔，他们不吝向这位来自异国的老师表达尊重与情谊，用晏阳初的话说：“您是我们真正的‘同志’！”阅读甘博的学术著作与观看甘博的摄影和电影作品，有时会感到这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前者极尽社会调查与数据分析之严谨，似乎每一个字母都要有确凿的依据，坚守科学主义的底线；后者则满怀人文主义温情，用影像讲述活生生的人间百态，吐露他的趣味与情感，见证他对每一个人具体的爱。但多亏了这合二为一的灵魂，甘博用左手的计算器与右手的摄影机，为我们呈现出复杂多面却同等宝贵的中国社会文献。他曾在晚年致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校友的信中写道：“你还记得我曾悬挂在布莱尔楼二十二号窗户外的朝鲜风铃吗？它就像是我被一只东方小虫咬过后留下的症状——而这一咬的后遗症从来也没有真正康复。它将我带回到中国，带回到北京的普林斯顿中心，也让我完成了关于一座东方城市的社会调查。”
一咬入魂，一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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