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面之术就是封建帝王治国治民的权术，今人一提起南面之术，仿佛总与阴谋之类的事情形影不离，其实平心而论，古代帝王的某些举措，在识人用人与调配国力上，也不失为一门艺术，有其一定的认识价值。
康乾盛世的出现，与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帝王的南面之术中的选人用人，更是分不开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圣祖南巡过南京明故宫，作《过金陵论》，总结明亡之教训说：“万历以后，政事渐弛，宦寺、朋党交相构陷。门户日分而士气浇漓。赋敛日繁，而民心散。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良可悲夫！”
康熙的这一总结是中肯的，他以明亡为鉴，治理天下以延揽人才为务，同时也是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乙未，下诏开博学鸿词制科，强调“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以备顾问”。这次考试所取陈维崧、朱彝尊、施闰章、毛奇龄等人，都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当然也有如顾炎武、李颙等坚持明遗民操守的学者不赴试，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康熙笼络汉族人才目的的实现，特别是让有故国之思的汉族学者到“明史馆”中去修《明史》，更是棋高一着。
康熙设立南书房，选翰林文才人品兼优者入值，代拟谕旨，讲求学业，或备顾问，有意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阁的部分职权，又抬高了一些文人的地位，并使君权得到加强，可谓一箭三雕之举。至于拜谒孔庙，祭扫明孝陵，也都是康熙笼络人心之举，是其南面之术的表现。
对于汉族知识分子，康熙也有其凶狠的一面。戴名世《南山集》案就是他发动的一场冤案，其目的也无非是杀一儆百。其他如庄廷《明史》案的株连、两次科场案的矫枉过正，无不显示出康熙南面之术残酷性的一面。
封建统治者崇尚人治，轻蔑立法。强调“治人”，只能依靠帝王的“慧眼”。康熙寻求“治人”之术是树立清官吏样板，以奖掖清官廉吏的方法，对抗人治社会必然产生的腐败。由于个人精力有限，康熙先从督抚等封疆大吏抓起，认为这些地方大僚如果能以廉洁自律，下面的州府县官就不会为害一方。
通过表彰清官反腐倡廉，这是康熙的用心。在康熙一朝，有几位著名的清官传扬后世，如张伯行、于成龙、彭鹏、施世纶、汤斌、赵申乔、李光地等等，不一而足。对于清官的标准，康熙也并非求全责备，而是有一定的宽容度的，其结果是康熙一朝有不少流芳百世的清官廉吏，但也有许多遗臭万年的贪官污吏，特别是康熙后期，贪风几乎不可收拾。
作为最高统治者，康熙勇于决断，这是其南面之术的重要内容。康熙十二年（1673)，围绕吴三桂撤藩问题，众说纷纭，康熙力排众议，认为“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在与三藩8年的对峙中，康熙大胆起用汉人，破格提拔张勇、赵良栋等汉将，显示了他政治、军事手段的高超，终于平定了这场叛乱。康熙时年28岁，年轻有为。在收复台湾时，康熙则大胆起用降将施琅，用人不疑，终于使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康熙曾说：“有治人，无治法，但真能任事者亦难得。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这一思想决定了他识人用人的方略。
康熙“御门听政”勤奋，屡屡出外巡视，包括六次南巡、三次东巡、一次西巡以及多次出塞等，不辞劳苦，这对他了解下情、整顿吏治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其南面之术也是建立在这一勤政的基础之上的。
雍正的南面之术以严猛苛察为要，不同于乃父的治术。密折制度在他手中完善，成了他监督臣属与臣工间互相监督的手段。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的实行，从制度上抑制了上涨的贪风，是偏向于“治法”的举措。然而从本质上讲，雍正所遵行的仍然是“有治人，无治法”的路子，讲求“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但他一改康熙宽容之风，而施以明察之法，这就不是仅清廉勤事即可称好官的时代了。
雍正七年(1729)十月初七日，广西巡抚金鉷上奏折，雍正朱批：“朕之观人，实另有一番至理，非人之以外像而可卜度者。若不能诚其意，竭其忠，致其敬，极其公，若在聪明作用、学问本领、迎合卜度边模拟，希朕如此信重，则误矣。”在王国栋的奏折上朱批：“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谓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若无包罗通省之襟怀，统驭群僚之器量，即为不称厥职。”
雍正所赏识的官吏是干练且能收实效的人，而不是那虚张声势或只搞“花架子”的人。鄂尔泰是雍正的宠臣之一，属满员，极其能干，雍正十年(1732)二月，雍正下旨，直接让大学士鄂尔泰节制云、贵、广西三省。鄂尔泰不负重望，运筹调度，剿抚兼施，让
“苗人怀德畏威，抒诚内向，疆域开拓，边境辑宁。数年以来功绩，实非寻常可比”
。雍正授鄂尔泰一等伯爵，世袭罔替。
李卫也是雍正的宠臣，以善究治盗案受到雍正赏识，不几年即署刑部尚书，调直隶总督。又以他遇事敢言，不顾情面，因而被雍正誉为“督抚楷模”。另一位宠臣田文镜，以治下严厉著称，官至河南山东总督兼北河总督，也被雍正誉为“巡抚中第一”。
除上述者外，张廷玉则是雍正宠信的中央大臣，雍正甫一即位，即入值南书房，以“公慎”受到雍正的赏识，不几年即进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后又充军机大臣。雍正临终时，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受顾命，“遗诏以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命他日配享太庙”。
对于自己的敌对势力或可能产生威胁的人，雍正绝不手软。他先后用极残酷的手段除掉了与自己争帝位的几个兄弟，又将曾拥戴自己的大臣年羹尧与隆科多先后置于死地。这些都显示了雍正治术的刻薄狠毒。
为劝谕化导地方风俗，雍正还别出心裁地先后在浙江、福建、广东、湖南等省差遣观风整俗使，于山西设巡察，于陕西设宣谕化导使等。虽属权宜之计，却是这位善于出奇制胜的帝王的神来之笔，丰富了其南面之术。
乾隆的南面之术，不出康熙与雍正二帝的范围。其即位之初，有意与乃父作为反其道而行之，向臣下传达出一种胸有成竹的信心，也算是治术之一。《啸亭杂录》中记载了乾隆的作法：
“纯皇帝即位时，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之语。
乾隆的作为承雍正苛察严猛之后，符合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之理，本无可讳言。但“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贵为天子，当然不愿一顶“不孝”的帽子扣在头上。偏偏有一位不知有些事只能干、不许说的奥妙的四川巡抚王士俊，密折陈时政：“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传之天下，甚骇听闻。”这一下子惹恼了乾隆，声称自己作为乃“泣奉遗诏，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本无违父命。于是这位不知深浅的王士俊差点儿因此掉了脑袋。
乾隆前期颇思有所作为，整顿吏治也雷厉风行。但随着贪官污吏越整越多，已呈现出制度性的危机时，乾隆也就无可奈何了。加之他本人之奢侈大大超过了乃祖、乃父，大贪污犯和珅也受到了他的大力保护，吏治每况愈下，康乾盛世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在封建社会中，无论帝王南面之术如何高明乃至花样翻新、出人意料，也终究逃不出独裁专制所带来的制度性危机。于是一切“丰功伟绩”在后人看来，也不过昙花一现而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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