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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初期，美国预算的支出部分反映着经济萧条的严重后果。
为整顿公共事业，发放失业救济第二次世界金和支援农业，
要支出全部款额的四分之一以上，预算的8％的资金要用来交付日益增多的国债利息。
到这时，军费开支已大增，占支出的44.3％。
战争末期，直接的军费开支已占了全部预算资金的四分之三。
卫生保健、教育和住宅建设的拨款微乎其微。（每一项目占全部支出的0.5％）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
用于军事目的的支出略有下降，但和平时期的
军费支出仍然是预算的最大和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
在计算军费支出的比重时，
只计算给国防部的预算拨款是不够的。
许多其它预算的项目在不同程度上都与军备相联系或是反映着战争的遗迹。
比如在1974年财政年度，
给予军事部门的达786亿美元的预算拨款远未能反映出军费加在美国经济上的真正负担，必须要考虑到美国财政项目与军事支出有联系的其它项目。
譬如，为在战争期间所欠下的债务所偿付的利息就属于这些项目。
支付给残废军人和他们的家属的抚恤金也占了预算拨款的很大一笔数目。
在“国际关系”项目下支出的大部分资金都是与军备和对外的军事扩张政策有着明显的关联。
《对外援助》计划即包括在内。
战后年间（1946—1974年）“援助”总额相等于1721亿美元。
1974年此项开支为89亿美元，其中50亿美元为军事援助。
很大一笔数额用来支持以色列、智利和南朝鲜政权。
在参加军事行动和军备竞赛异常激烈的时期，预算中这些支出就自然增加。
如越南战争爆发后，直接的军费开支由1966年财政年度的568亿美元增加到1969年的812亿美元。
据官方估计，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的支出总额达1110亿美元。美国的军费支出占了“
北大西洋公约
”参加国的支出的大部分，即在不同年份占2/3—3/4。
许多头脑清醒的学者，
国会议员和社会人士都主张大力削减军费开支，但却遭到军界人物和作为五角大楼的盟友——接受军事订货的军工综合体的老板们的竭力反对。
五角大楼的发言人
强调增加军事拨款的理由是物价上涨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军备竞赛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是与军用产品价格上涨紧相随的。
但
最新式的飞机、火箭和坦克的价格却不是与一般商品价格平行上升
，而是远远超过后者，这使得垄断资本赚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
联邦预算的非军事项目也有着重大改革，在这里首先引起注意的是
在经济和社会事业方面的各种财政项目的投资增加了。
联邦预算中
对刺激经济发展和生产的拨款数量和比重在不断上升
。美国政府对于科学研究和实验设计制作等方面给予了特殊的重视。
垄断阶层的掠夺政策不愿为建造净化设施投资。美国的空气和水源的污染程度达到极其严重的地步，政府不得不拿出更多的钱来防止环境污染。
联邦预算的结构还反映出社会福利的支出有了增长。
在1960—1974年期间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支出从13亿美元增长到116亿美元，卫生保健从11亿美元增加到221亿美元，社会救济与社会保险从176亿美元增加到843亿美元。
这些支出的增加当然首先是与美国社会的深刻的矛盾、经济和政治危机以及阶级矛盾的激化分不开。
五十年代中期，
美国政府的膨胀的军费支出和片面、畸形的预算方针受到社会团体、政界人士和社会活动家的猛烈抨击。
国家财政问题专家皮·马斯特列米叙述说，假如将所有的各级行政预算都算在内，那么六十年代初美国社会福利的支出额与国民收入的比例（5.8％）占世界上最后的位置之一。
而美国的军事拨款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则是超过其它资本主义国家。
为提供新的劳动力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而进行的社会技术革命对增加社会福利投资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从现在起除了对科学技术和实验设计制作方面的投资外，对于“
人力资本
”即对提高劳动者的专业和文化水平方面实行的投资付予愈来愈大的意义。
把它看作是提高劳动过程的质量和集约化程度的一个必须条件。正是这些情况才促使了联邦政府更加注意到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险等部门的需要。
尽管拨款有所增加，但这些部门的危机非但未能克服甚至更加深化，
如战后以来一直感到不足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经费。
由于
物价的直摇上升而更感恐慌
，甚至连一些驰名国外的老牌大学和学府在近年来也遭遇到资金的严重困难甚至濒于绝境。
这些学校不得不减少招生数量，关闭某些系科甚至提高学费等。
国家的医疗和保健投资总额由1960年的259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2％）增加到1974年的1042亿美元（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7％
）。
但全部支出的60%是靠私人收入抵付的。诚然，在最近几年情况有了某些好转：
在补偿医疗费用的支出中，国家项目所占比重从1960年的24.7％提高到1974年的39.6％。
六十年代中期，尼克松政府迫于社会的压力实行了
《麦吉开尔》和《麦吉开德》
计划，扩大了享受由政府拨款的医疗补助人数。
但是大部分居民仍然是得不到正常的医疗。
特别是居住在美国的少数民族——黑人、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情况更糟。
根据1973年的计算，黑人比白人的平均寿命短6.5年，黑人的死亡率也很高（每一千人有30.4人死亡，而白人为17.5人）。
医疗费和药价上升很快。
1945—1974年期间，零售价格涨了1.73倍，而医疗费用价格增长了2.6倍之多。这方面增加的拨款实质上只能是用来抵补由通货膨胀所上升的物价部分。
联邦预算中养老金和补助金的支出额也有所增加。
但应当指出，
这些支出主要是靠劳动人民，顶多是
中小企业
主所缴纳的社会专用基金费来抵补的（即所谓社会保险基金）
。
1960年至1974年由这些基金中支付的款项由200亿美元增加到910亿美元。
为了保持这一增长的数字，不断地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税收。
根据当时官方材料，
千百万美国人民仍处于贫困状态，他们的收入在官方所承认的“贫困线”以下。
可是垄断资本家却认为社会福利的支出已经超过了被允许的限度而要求对其中的许多项目加以削减。
总之，联邦预算的支出结构虽然有了某些变化，但其总的目标是不会变的。
也就是首先要满足大资产阶级的需要。
垄断阶层可以允许资金的一定限度的再分配
，以便提高劳动强度和缓和一些阶级矛盾，但如此的改革毕竟是非常有限的。
每当与垄断资本家获取最大利润这一根本利益相冲突时，改革就立刻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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