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府库益虚”的情况下，汉武帝亟需要征调关东地区的粮食来弥补国用亏空。但是，仅就漕运沿线的河流地貌所见，“渭河是一条靠雨水补给的多沙性河流”，其下游曲折蜿蜒、水浅沙深，原本就影响短期内的运输效率；更何况，如果只是“岁不过数十万石”的规模，还能勉强维持，却并不一定能够适应大批量的漕船通行。这就使得解决运输问题变成当务之急，而漕运建设更是成为朝廷眼下关注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除却漕渠主线以外，在《水经注》中还有记载的“支渠”、“故渠”若干，这些渠道与漕渠主线相连接，一并构成了关中漕运的渠系网络。对此，前人已有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并初步整绘成图；但是，这些工作往往过于零散，尚未有形成专门论述，亦存在着诸多细节上的问题；故在此基础上，仍有必要去做进一步的整理和讨论。
据此而论，现将漕渠全线划分为长安诸渠、霸上支渠、渭中直渠和渭汭渠道共四段，试以作逐段说明。
1.长安诸渠
据“引渭穿渠起长安”一语，漕渠的引流设计应该是以渭水作为上源，发起于汉长安城，继而顺势东流，“并南山下”行径，横贯于关中平原之上；同时，为了能保证漕渠水量的充足，古人还有意将漕渠水道与汉长安城的城市供排水渠系相结合，从而在城外连接形成了一套复杂的渠系网络。如是说，根据引水来源的不同，又可以将长安诸渠做进一步细分。
(1)引渭“旧漕”
一般认为，水工徐伯所修漕渠的引水来源甚是广泛，但究其正源所指，却以文献记载的不同而存有争议。按理说，作为身处同一时期的历史见证者，司马迁原本在《史记·河渠书》中已有明确记载“引渭穿渠”一语，不应有误；但问题却是，郦道元注《水经》时仍另载“其渠自昆明池”，“为后世所沿袭，形成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对此，昌森已有专门纠正，认为“文献记载确凿，今人不能仅以《水经注》而否定汉漕渠水源主要来自渭河”。
可是，受限于既有的材料缺失，尚不能对汉渠引渭处做精确定位，仅有隋唐时期“旧漕”的的行径以供参考，故推论汉渠应当是从今咸阳钓台镇马家寨村以西的渭河岸边引水，辗转流入《长安县志》中所记载的“古渠”行径，“继而横渡沣河，这转向东流；
随后，按辛德勇所考证的渠道线路，“漕渠东行经滈池北、磁石门南，又在汉长安城西南角外由三桥下穿过唐开远门至咸阳大道(汉时则当通过揭水陂)，缘汉长安城南垣东行”，换而言之，这一段渠道大致就是汉长安城的护城河道，亦为今汉城湖的旧址。
(2)昆明池水、昆明故渠
循“旧漕”引渭水东行至汉长安城南，先纳入昆明池水，一并汇入到揭水陂中蓄清积势，再由沉水、昆明故渠依次补入水源。按“昆明池共有四个口……北口和东口宣泄水量，供应汉城内外”:“北口一支出为昆明池水，“池水北迳部京东、秦阿房宫西……其水又屈而迳其北，东北流注竭水陂”，而后“陂水北出，迳汉武帝建章宫东，于凤阙南，东注沉水”，供水于长安以西；
东口一支出为昆明故渠，“东迳河池陂北……又东合沉水，亦曰漕渠”，作为渠道之主线，“又东迳长安县南，东迳明堂南”，至城东南外，“故渠又东而北屈迳青门外，与沉水枝渠会”，由于“水质较清，其引入漕渠不仅可以较稳定地补充漕渠水量之不足，而且还能减少渠道的淤积，甚至冲刷渠道，为漕渠的持续通航带来了重要保证”，是漕渠水源的重要补充。
(3)沉水支渠、沉水支津
潘水属长安“八水”之一，汉时称“沉水”，北流经汉长安城西，分为支渠与支津。作为汉长安城的供水渠道，漕渠引渭水、昆明池水入沉，故城市供水主要由沉水支渠来引流。按《水经注》所载，“(枝)渠上承沉水于章门西”，架“飞渠引水入城，东为仓池，池在未央宫西”，然后“迳北通于桂宫，故渠出二宫之间，谓之明渠也”，从武库、长乐宫北东流。
所以说，古人很可能就是有意地想要引漕交沉于城南，进而以长安城作为中心，通连诸渠，构建网络，不仅十分巧妙地将漕渠与城市供排水系统相结合，还一并节省了城南、城东的护城河施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对有限水源的利用效率。
2.霸上支渠
经长安城引排水而出，诸渠向东汇流成为一条漕渠主线，至平望亭附近，又有一次分叉。按郦氏语，“(漕渠)故渠又北分为二渠：东迳虎圈南而东入霸，一水北合渭，今无水”，其中，“东入霸”一渠应该被作为漕渠主流，直至灞河西岸。值此霸上处，渭河“又东过霸陵县北”，而“霸水从县西北流注之”，遂于霸桥下游“左纳漕渠，绝霸右出焉”；随后，漕渠主流“东迳霸城北，又东迳子楚陵北……又东迳新丰县，右会故渠”。
值得一提的是，这条“故渠”的设计颇有特点，据《水经注》所载：“(故)渠上承霸水，东北迳霸城县故城南……又东北迳新丰县，右合漕渠。”对此，史念海先生已指出，“为了漕运的畅通，漕渠完全利用霸水的流量”，遂于霸桥以南霸水上游处另外开辟出一条渠道来引水，认为“这就是所谓的霸水故渠”；
而在此基础上，李令福则展开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并“认为这是西汉时人工兴修的运河支线，除引灞水以补充漕渠流量外，还可通行漕船”，若是以漕船东来，沿故渠向西出自于霸水上游，将有助于载重船只顺流“渡霸入漕”。按此说法，这条“霸水故渠”正是为了漕运往来所额外设计的一条分流支线，亦为古人在工程设计上的巧妙构思体现。
3.渭中直渠
继灞河以东，漕渠并行于秦岭与渭河之间，渠道较径直，除却南山谷口诸水注入，再未见有分出支流；很显然，这一段才是纤挽漕船的主航道，亦如郑当时谏言所称，与“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的描述相符，谓之曰“漕渠”。
按此：司马迁在《史记》即有分称“漕渠”、“直渠”，似乎并不是笔误抄漏，因历代“漕渠”多为泛指简称，故“直渠”应该是特指郑当时谏言所开之运渠；随后，正是由于昆明池开凿，引入新的水源，这才有长安附近的“故渠”、“支渠”若干，一并连接成为漕运水渠的网路，故并称为“漕渠”，亦如秦代“直道”之于“驰道”；
鉴于此，班固在《汉书》中专门标注“漕直渠”加以区别，诚可见“漕渠”与“直渠”所指实为不同。所以说，“直渠”是为组构西汉关中“漕渠”之躯干，以其渠道“径(直)”而名，承担着漕渠运输的主要功能。
如是说，以“直渠”运输“度可令三月罢”所见，也能与《史记·河渠书》中所载“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形成对应。引人注意的是，就在《汉书·沟温志》中亦有一段记载，称“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联系到两处“渭中”地名同时出现，似乎都是以“渭中”来泛指同一片区域。
事实上，这里恰是整个关中漕运的中转枢纽：向东即有漕船自渭汭而上，又北接洛渭漕渠通激邑，南行漕渠抵华仓，正当漕渭运输交汇之所在。据此推论，汉时“渭中”所指应该是在下邦、郑县与沈阳诸县之间，白渠入渭附近；在这里，直渠滨渭而行，依次迳郑县、武城北，沈阳南，径直东流。
有鉴于“渭河河道经常南北摆动，变化无常”，使古今河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总的趋势是河道愈来愈宽，水流越来越浅，沙洲不断涌现，曲流急剧发展”，再结合既有的文献考证来看，马正林先生认为历史上的渭河曾经在今渭南附近“侵占了汉唐漕渠的故道”。
4.渭汭入河
继“渭中”过后，渭河“又东过华阴县北”，河道迂曲，于船司空北“东入于河”。“如《尚书·禹贡》所云：“(河)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漕渠行径至“渭汭”以南，经由“二华夹槽”过京师仓，最终归流入河。
在这里，由于历史时期的河道摆动过于频繁，导致漕渠东口入流的问题多有讨论：对此，马正林先生依据地形进行推论，认为“西汉漕渠东口在华阴市东北三河口以西，尾入渭水”；但史念海先生却以为，漕渠最终还是应该尾入黄河，而“其入河处，当在今陕西潼关老城西吊桥附近”；“现今，李令福综合了地形考察与文献考证的工作，研究认为“漕渠应该越过三河口，在其东不远的潼关县西境注入黄河”，“这一观点应该与实际情况最为符合。
同时，为了保障“河渭漕挽”的运输衔接，汉朝还专门在此设置了船司空、京师仓(华仓)，分列于漕渠两侧。具体而论，船司空原本是一处专门负责营造船舶的县级政区，依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船司空，莽曰船利”，师古注：“本主船之官，遂以为县。”又《百官公卿表》载：宗正“属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注：“律，司空主水及罪人。
贾谊曰：‘输之司空，编之徙官’。”《汉书补注》引何焯注：“船既司空所主，兼有罚作船之徒役皆此县也。”值此漕渭汇河之处，正是为了修造漕船所用。相较而言，位居于漕渠南岸台塬之上的京师仓则是一处颇为重要的漕转仓庾，据考古发掘所见，其存储之数足以达到上百万石的规模，主要是为周转漕渠与河渭之间的运输所用。
总之，关中漕渠的开凿是属于当时最重要的国家工程之一，与同期工程“各历二三荐，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而漕渠渠道横贯于关中腹地，构建起了整个“河渭漕挽”运输系统的交通基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