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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让中国文人画家将自己的文艺才能作一排序，往往都不愿认可“画”列首位，徐渭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后来的金农则是“诗书画”依次排序，即使是家喻户晓的国画大师齐白石，也有自己的说法：“我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有意思的是，今人知晓他们，往往是因其画名，何以今人的认知多是单向度？而且与古人的自我确认有如此之错位呢？显然，一方面是现代的我们在铺天盖地的图像熏染中早已习惯过多地依赖视觉，而日益缺乏对于诗文意蕴的想象和体悟，另一方面古代文人画家秉持“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的艺术主张，以“文”作为“画”之统率，并在一种复合式、综合性的文艺修养中传情达意。再深而究之，“画”为小技，以此通“文”，方可达乎“道”，此道既是对于天地自然的体悟与把握，也是关乎个体之人的性情修为和人格锤炼，更是两者在交汇合一中生命力量的显现。只有明乎于此，我们方能理解“四艺”之全和诗文为首对于文人绘画的意义所在。
关于吴昌硕的艺术成就，其弟子王个簃曾有精论：“‘人谓先生书过于画，诗过于书，篆刻过于诗，德性尤过于篆刻，盖有五绝焉。’余则以为先生人品、艺品并驾，就其绘画、书法、篆刻、诗文亦在伯仲之间，均为近代之冠。”具体到各个艺术门类，吴昌硕也曾客观地自我评价为：“我是金石第一，书法第二，花卉第三，山水外行”。整体而言，吴氏的艺术道路是一条由印-书-诗-画，然后又四者融而为一的个性化之路，刻印确是其最大成就，但又因为强调“四艺”合一，四者相融互补，所以实难分高下。虽然其恃以出名的是画和印，被公认下功力最深的是书法，而他自己最看重的却是诗。
“诗文书画有真意”此句源自于其“咏镌印”诗，诗中阐述了古印传摹和自我作古、以求正变之间的关系，并力求达到“诗文书画”“深造”融通的理想追求。吴氏曾自言“我演秃笔作粗画，欲宣郁勃开心胸”，其画得笔墨力量于书，得虚实相生于印，也得境界于诗，完全写出了雄健古拙的金石味、奇浑郁勃的襟怀和慷慨抒情的诗意情调。如“破荷”、“苦铁”、“缶庐”等字号印文，形象朴陋、意味拙厚，在以丑为美中显示出至情至性；“芜园梅”、“饥看天”、“酸寒尉”等画题，诗意与画境情景交融、圆满结合；梅、兰、松、竹、石等传统意象在其诗画中均展现出逸气勃勃、雄浑秀整的生命气质。而这所有的一切都高度统合于诗文性情，其诗文多写个人兴衰遭际，以坎坷的生活内容和朴质的画面意象寄寓人生之感慨、折射时代之动荡，尤其是学韩愈、李贺高古奇丽一路最有自己特色，奇字硬语、立意兀傲、而又一往情深，融通了金石的瘦硬古拙与咏物传统的深挚激愤，确是“奇情喷薄出至性”。
兰花月影 吴昌硕 132.3x65cm 1899年 轴 国画 中国美术馆藏
试观《兰花月影》一作，自题诗句“叶萧萧，歌楚骚；鼓素琴，霜月高”，篆体朴厚，紧守画幅右上角，大石空浑，以孤垂之势显构图之奇险，下承兰叶，更助斜势，而兰叶的飘摇姿态又与霜月相呼，整个画面构图如其书法、篆刻常用的左低右高的对角取势，大起大落，虚实相生，气象峥嵘中不失大度宏放，而典型的楚辞意象又使画意在清空旷逸中散发出沉郁奇瑰的“湘骚遗意”。
结合吴氏的人生经历，虽有济世大志，早年却历经凄苦，形成孤傲、耿倔性情，加之时变与战乱，颇有生不逢时之感，又有科举、宦游、戍边的多次失意，种种造就其既有愤世嫉俗、郁勃不平之气，又兼具隐逸高旷、雄强自立的情怀大志。情志合一，化为奇气，贯穿“四艺”，而落实于花卉作品，则自然与楚辞的“香草美人”传统以及其现实人生紧密相关，并最终借上古艺术精神、金石笔墨写意书画出一个时代的雄健气魄。
( 邓 锋)
文档来源： 中国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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