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卡门的提琴
编辑丨卡门的提琴
批判性需要：文化政治
当前教育领域受到的冲击，尤其是教育日益企业化和私有化的趋势，令美国的公民教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要实现这一目标，“重要的一步即是把文化概念政治化，这是公民教育理论的批判性需要。”
文化与政治不能分割开来，在“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看来“文化即政治”。
他们认为政治不能再被仅限于上层所能够拥有并参与的，“强调将文化作为普通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有效途径”，在文化政治中，文化和权力相互交叉，从而扩展了民主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可见，文化政治是塑造日常和制度政治的一种实质性而非次要的力量。因此，文化政治是把文化看作政治领域，把政治看作包含一系列权力关系的领域，而政治领域就是通过文化实践或文化产品而运作的，拓展了人们对什么是“政治”的理解。
吉鲁认为，对于文化政治的理解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自开启了新世纪，在理解政治和权力是如何调节并深刻影响社会日常生活和经济力量的这一问题中，文化问题成为核心。
文化政治一方面不仅可以“从符号资源和知识取代传统技能成为社会首要生产力的方式上看出来，而且还可以从文化作为确保统治阶级的权威和利益的主要教育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上看出来。”
举例而言，许多文化机构也是教育的一种形式，比如现在大热的短视频对青少年甚至儿童的教育影响不容小觑，一些好的或坏的价值观隐含其中，青少年或儿童无意识接受了这种教育影响，因此短视频作为一种流行文化也起着教育作用。
吉鲁认为，学校作为培养公民的教育工作的关键领域，试图通过教育让学生成为批判性公民，促使他们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以求改变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因此，教育要将日常生活与社会公共生活联系起来，在更大范围的社会作斗争，即教育被视为文化政治的一种形式。
赋权：对教师和学生角色的新诠释
公民教育根植于无数的关于政治、文化等社会议题之中，其概念十分复杂，又相当棘手，面对美国社会过去以及正在对公民教育的冲击，吉鲁认为教育不应该从其中最为复杂的议题中退缩，应该综合社会、政治的视角来发展一套聚焦于学校的公民教育理论。
这一理论需要学校教育关注当前的社会，将学习与社会行动相结合，以期在变革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其中，吉鲁尤为看重教师和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因此要通过赋权，让教师和学生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
吉鲁认为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能力，从而激发学生的公民勇气，敢于质疑并挑战美国社会中现有的不公正的现象和秩序，而不是让学生去适应现有的社会秩序。
赋权是指培养人的批判思维和批判行动的能力，这里的人既指教师也指学生。吉鲁认为,这种批判思维和批判行动的能力在个体和社会中具有双重展现。
公民教育能够实现自我赋权和社会赋权，这两种形式相互关联，在个人自身方面和社会方面都可以增强批判性思维和个人能动性，并为变革更广泛的社会提供可能性。
学校就是实现自我和社会赋权的教育场所，因而学校教育应该培养个体的理解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以及实践行动能力，并能为个体的行动负责。
在吉鲁看来，如今的美国，教育更多的是让师生去适应社会，为未来生活做准备，而非批判地质疑社会中的不平等，以期推动公正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通过赋权，吉鲁希望教师和学生以一种新的思维看待一切事物，对造成某种社会现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进行深刻的分析，从而准确认知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学校：培养批判的公民的公共领域
公民身份的形成需要一个公共领域，因此学校作为培养公民的关键教育场所必须被定位成公共领域，这是学校的应然定位。
然而吉鲁眼中的美国学校却成了商业中心和监狱管理中心。在这种压抑的教育气候下，学生们逐渐缺乏政治和公共生活意识，大学正逐渐成为企业劳动力的训练场。
对此，吉鲁认为，美国人在21世纪所面临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恢复、扩大和保护学校作为公共领域的地位。
在吉鲁看来，学校逐渐受市场支配，像其他企业一样接受管理，公平问题被置于次要地位，知识被迫成为一种被传播而不是被质疑的东西，无法帮助学生批判性的看待自身的公民角色。
但是，市场驱动的知识不应该成为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唯一话语，公民身份也不是完全私有化的概念，学校和工人训练场更不是一回事。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学校是不做任何批判地服务和复制现存社会，还是对社会秩序提出挑战，以便发展并推进民主的法则？”
吉鲁倾向于后者，对此他认为学校应该重新回归到其本质之中：成为培养批判性公民的教育场所，作为一个公共领域为公民而服务。
这些公民能够行使参与社会生活的公民权，有能力思考和探究知识生产和获取的条件。
公共领域是“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在公共领域之中公众能够“自由的对话和发表各自的意见……公民关注公共问题提出公共意见以及形成公众舆论，从而展开公民的公共行动。”
因此吉鲁认为必须把学校重新定义为公共领域，让师生在其中能够自由的表达意见，关注社会问题并理解分析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关系，只有在这个领域之中，教师才能发挥转化性知识分子的作用，学生才能被培养成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学校从公共生活中被迫剥离出来，用可测量、标准化的语言来定义教学，使教师在教育实践和日常生活中皆失去反思和行动的能力，使学生失去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剥夺了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的权力。
针对这些已经显现的问题，吉鲁批判，现在的教育很少考虑结合学生所处的背景而让知识具备让学生成为批判性参与的公民的意义。
但学校教育必须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他们所必需的知识、道德品格和见识，以便有效地维护他们的公民角色，结合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帮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培养其公民勇气。
其中，吉鲁尤为看重高等教育作为关键的公共领域而发挥的作用，即便是受到了企业文化的冲击，高等教育也应该是促进学生批判性反思探究、发挥公民权参与社会治理的机构之一，更应该是让学生为民主生活而奋斗的为数不多的场所之一。
吉鲁在《教育中的理论与抵抗》一书提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假设，即“学校能在教育学生批判性思考、勇于冒险、抵制那些形塑他们日常课堂生活的主导性压迫形式等过程中富有成效地发挥作用。”
他要求重建民主公共生活，以便将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原则扩展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学校教育在这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乌托邦式”的观点的核心是认识并理解学习知识和实现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使教育更具政治性，为学生获得一系列成为公民所需的关键知识和能力提供条件。
充分发挥个体在学校教育和社会参与中抵抗权威的能动性，发挥教师作为抵抗性知识分子的角色，而不是成为技术工匠或企业的附属品。
因此，吉鲁之所以呼吁把学校教育重新收回公共领域，是因为他坚信学校是一个能够将课堂学习和社会变革相联系的充满冲突与斗争的场所，吉鲁在其抵制理论中认为学校教育能够变革现有社会实现理想民主。
他提出面对压迫，个体并非是消极地服从或者适应，而是蕴含着抵制的潜能，教师和学生的能动性在反压迫中拥有巨大的能量，师生能够质疑并挑战现有的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为自己创建美好的未来。
总之，吉鲁关于学校作为公共领域的理念作为一种理想，指出了要培养积极的批判的公民应该具备的条件，也表明了批判公民的需要，这种公民渴望在不受压迫的条件下通过公共舆论、公共参与而理性看待权力。
但学校教育是否能培养出这样的公民对社会进行批判的变革，或许只是一种乌托邦理想也未可知。
值得一提的是，将学校教育重新收回公共领域并不是指把学生从更广泛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斗争中移除，也不是要求教育工作者把学术研究和社会问题分开，更不是把教育和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分开。
而是要求这些教育工作者们将学校教育的政治和更广泛范围的社会上的政治联系起来，教育者需要认识并揭示知识的建构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因此，为了理解和克服如今对公立学校和高等教育的攻击，教育者需要重新思考公民教育中文化、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并重新定义自己的公民角色。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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