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位的贞观年间
，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社会秩序稳定，国势强盛，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民族关系融洽，边境也较安宁，
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君臣论治
唐太宗在位期间，非常重视与大臣论古说今，探讨治国安邦之道。
特别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发生及隋朝的灭亡，给太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经常和辅臣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温彦博、马周等总结隋亡的历史教训，引以为戒。
并与群臣一道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
诏修魏、周、隋、梁、齐、陈六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除“辩兴亡”外，唐太宗君臣论治的范围很广，涉及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孝友、公平、俭约、务农、刑法等诸多方面，以求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些内容和议论多收入吴兢《贞观政要》一书中。
轻徭薄赋
唐太宗常说：人君好比是舟，百姓好比是水。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隋朝之所以覆亡，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
为避免“覆舟”之祸，唐太宗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
使得唐初的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
尤其是力役，不仅削减了大型公共工程，以减轻民众的劳役负担和赋税，而且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
太宗认为，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注意关注百姓疾苦，重视灾害的救济工作，或减免灾区租赋，或直接对灾民给予抚恤与赈济。
为减轻广大人民的负担，唐太宗“去奢省费”，注意节俭。同时精简机构，把中央官吏从两千余人减少到六百余人，“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还
并省了许多州县，节约了政府的开支。
唐太宗大力倡导发展农业生产。
他曾“亲耕籍田”，以示重农之意。为解决耕牛之不足，太宗通过与突厥等族的“互市”换回大量的马、牛，用以耕田。
还派使者用金帛赎回被突厥掳去的男女八万余人。又释放宫女三千多人回到民间，准予婚配，以增加农业生产人口。为保障农民有充足的生产时间，太宗还特别注意“不夺农时”。
他说：
“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认为人君唯有崇尚“简静”，不发兵戈，不兴土木，“不夺农时”与民休养生息，农业生产才能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事实证明，
唐太宗基本上是按照不违农时的基调去做的。
知人善任
唐太宗认为，“治安之本，唯在得人”。治理国家应当“广任贤良”，选拔各种人才。
因此，在用人方面，太宗坚持“任人唯贤”的标准。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
在搜罗和使用人才上
，太宗并不看重门第、出身、亲疏及仇敌关系，而是不拘一格，因才致用，从各阶层各集团搜罗人才，正可谓
“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
贞观时的一大批重臣如徐世绩、秦叔宝、程知节原为农民起义的将领；戴胄为王世充的郑州长史；魏征原为瓦岗军李密部下，后归于太子李建成，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马周、张亮出身寒微贫贱，均被太宗委以重任。
此外，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突厥将领，亦加以任用，充分体现了太宗用人不以华夷为隔的胸襟。
在选拔和举荐人才上
，太宗主张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而不可求全责备，乃至“以小瑕掩其功”。
为了解民情和政事得失，太宗经常召见五品以上京官，“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
他非常重视对地方官的任用和考核，认为地方官直接管理人民，与天下治乱有很大关系，所以严格奖惩制度。
兼听纳速
唐太宗还善于纳谏，“从谏如流”，虚心接受臣下的进谏和建议。
他在位的三十余年中，进谏的官员不下三十余人。大臣如魏征、王珪、刘泊、马周、褚遂良、张玄素等人，都敢于犯颜直谏。
魏征是当时有名的“净臣”，他经常冒犯太宗直言进谏，据理力争
，“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切中时弊。他曾对太宗说：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太宗认为很有道理。
于是在政事的处理上，广泛听取臣僚不同的意见，择善而从。
魏征去世后，太宗痛心地说，他失去了一面
“明得失”“防己过”
的镜子。为鼓励臣僚直言上谏，太宗还对进谏官员给予褒奖。
贞观四年，太宗诏令营建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谏称此举“役疮痍之人”，若不停止，将与隋朝“同归于乱”。太宗收回成命，并赐张玄素绢200匹。
太宗还注意发挥谏官的作用。
他规定，“宰相人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遇有失误时可及时纠正。
在太宗的倡导下，贞观时官员言谏之风蔚然盛行
。这使唐太宗纠正了不少错误意见和错事，防止了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使政治保持清明。
法令严明
唐太宗吸取了隋朝“生杀任情”的教训，还注意严明法令。
他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要求臣下严格依律法办事。如有官吏贪浊，或枉法受财及“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随其所犯，“置以重法”。
执法的严明公允，使得“官吏多自清谨”。
王公贵族、后妃外戚之家及地方的豪姓大族，“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这对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
除了上述修明政治和安定社会秩序的举措外，
唐太宗还注意布德怀柔，加强文化教育，改善民族关系。
这些措施使贞观初年人口稀少、生产凋敝、灾情严重、粮价腾贵、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况大为改观。
史载：“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图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人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
这些“古昔未有”的现象，正是“贞观之治”的具体反映。
贞观之治，
不仅是唐太宗君臣论治的结果，也是隋末农民起义推动的产物。
农民战争反徭役，反兵役的斗争，沉重打击和教训了封建统治阶级，使唐太宗不得不采取轻徭薄赋、严明法令及关注百姓疾苦的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隋末以来的社会危机，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促使人民发挥他们蕴藏的巨大的潜在力量，
从而创造了一个在中国中世纪历史上少见的文化灿烂、国力鼎盛富强的封建国家。
应当看到，封建史家对贞观“治世”有过分渲染和拔高的成分。
即以户口而论，隋大业二年有户890万，贞观之初不满300万，即使高宗永徽三年户口也不过380万。
贞观时期，人民的负担依然沉重，生活仍然艰苦，阶级矛盾还相当尖锐。而且，贞观时代的开明政治并不是始终如一的，特别是贞观后期的政治已经大不如前。
太宗曾说：“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集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
尽管唐太宗和“贞观之治”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唐太宗作为杰出封建政治家和“贞观之治”是中古社会“治世”的历史地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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