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点清政府就和英国互设大使馆，建立邦交了。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方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到外国去。此中缘故是很复杂的，其一是因为相隔甚远，交通也极为不便，西方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候可没有苏伊士运河，必须绕道非洲南部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需要三个月。所以两边的商业规模也不大，西方到中国来买的不外乎是一些丝绸茶叶瓷器之类的，而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买他们的东西，因此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此种情形下，建立邦交也是大可不必的。
其二是因为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天朝上国”，“尊王攘夷”的观念严重，西方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不来我们不勉强，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的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在此种境况下，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
那个时候的通商制度也是极特别的，西方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处，明末清初时，他们也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各处，后来一因着实不方便，二因清廷法令禁止，就形成了所谓的一口通商制度。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官员。所有的广州官吏的命令由十三行转达，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十三行转达。
那时的外国人在广州也是不大自由的，夏秋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就必须到澳门过冬。他们不能带兵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
外国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但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便只好忍耐。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态度就有了变化，那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多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手工业都慢慢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同时英国也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有印度做发展的根据地，再往东发展就容易多了。
中国队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当时，欧洲人把乾隆当作一个贤明的君主看待，他们认为在华通商所遇到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所作的，倘若有法能让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
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满八十岁的一年，如若英国趁机派来使贺寿，那就能得到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于是英国乃派马嘎尔尼侯（LordMacartney）为全权特使来华。
英政府给马嘎尔尼的训令是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但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也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国政府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她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的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大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我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的踏进大世界的生活，现在的光景或大有不同，我们或许早就步入了发达国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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