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太宗李世民的形象认同
《步辇图》中唐太宗与臣属头戴黑色垂角噗头，身穿窄袖圆领袍服，下长过膝，腰间束带。这种窄袖圆领衫曾是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的常服款式，唐代以后融合成汉服，而后在五代、宋时完全衍变成为胡汉通用服饰。而中古时北方民族一般都被简称为“胡”，即指居于东北、西北以及中亚的内外诸少数民族。沈括所说“胡服”应该是北方民族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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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种胡服基本是唐代常服形制，也是宋代公服。虽然唐朝也承合正统，袭拟汉魏职官二十一等“正服”，但在唐朝服饰传统中，能够真正发挥国家权威彰宣、别明官员品阶功能，且最具有时代特色者，只有常服。
唐朝的衣冠制度是以隋制为基础，其建构始自高祖李渊建国初期的公元621年。
故宫南薰殿所藏历代帝后像中，唐太宗画像有三幅，皆是常服形象，其中一幅《唐太宗立像》曾传是唐阎立本所绘，今人多认为是宋人临摹唐本，或是出于明人手笔。
从《唐太宗立像》黄色常服上的团龙纹饰来看，此龙爪为五指，而唐代团龙纹中以三指爪最为流行多见，至于在帝王袍服上织绣龙纹最早见于宋宣和年间。另外，唐宋两朝虽然都采用圆领袍服，但唐代袍服圆领中不加衬领，而宋代则用衬领；唐多用窄袖，保留有北朝遗制，而宋则是普遍使用宽袖，对比明显。
据此判断《唐太宗立像》应是较晚时候的摹本，而另一幅题为《唐太宗纳谏图》（局部）中的太宗身穿赭红袍，画面上方题有：“徐仲和临阎立本画唐太宗纳谏图”，明显为后人摹本。参照南薰殿其余唐帝王画像，唐太宗常服形象已经成为诸多图画表现的共同特征，但服装色彩却有不同表现，多是赤色。
唐太宗就在天下偃兵时，改制便于武事的噗头为翼善冠，并且自己也亲自佩戴，但噗头依然流行发展。同样是由于崇尚武功，唐代官服也把武士军服元素改制到常服之中，并以此作为对于军事的怀念与新的开始。与常服配套的足服是由黑色皮料缝合而成的乌皮六合靴，即取“秦王扫六合”的统一吉祥之意。而如何通过车马仪仗和服饰等外显形式来表示对军事行动的重视，在历代史书《舆服志》中都有明确的表述。
事实上，隋朝时在服色上仍然尚黄但不禁黄，士庶均可服。而后，服黄色逐渐成为一个关乎政权统治是否合法，国家运势是否符合天命的重大问题。
可见，唐代服色贵黄与旗帜尚赤是为皇权合理建构的重要举动。
遵照唐朝天命，其五行属土，而土色黄
。皇帝衣着黄色成为规定的制度，而以黄色喻帝也固定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图符象征。所以
从唐代以后，赤黄（赭黄）色渐为皇家垄断
，成为帝王独享的专用服色，并被用于现实王权的争夺之中。建隆元年（960）正月，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过程中，
以“黄袍加身”成为不容怀疑的天命与帝王登基的象征，一直延续至清朝灭亡。
（二）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服饰特征
《步辇图》中吐蕃使臣禄东赞所穿是吐蕃流行的圆领直襟织锦长袍，腰系黑色窄腰带，上面悬挂有蹀躞等物件装饰，足蹬黑色长靴。这种窄袖直襟长袍款式与《步辇图》中唐朝袍服相比，更显修长，富于线条感，更适宜马上民族骑射与日常劳作所需。
另外，《步辇图》禄东赞袍服上装饰有多个联珠纹饰，中间细致勾画有鸟禽等动物，而与唐朝单色袍服明显不同。可见，《步辇图》的绘画者应该熟悉唐蕃服饰差异，或是亲眼所见，才能够准确描绘纹样细节，显现华夷服装的分别。
事实上，这种锦缎在唐代亚洲地区流行很广，从中亚到日本的法隆寺均发现了不少残片。青海海西都兰吐蕃墓出土的丝织品中的锦、绫、绢类，大多与产自中原地区的丝织品相同，也有产自中亚一代的含绶鸟锦。其图样与吐鲁番、都兰出土的萨珊波斯或粟特式联珠纹一致或者相类似。
吐蕃丝绸既主要来自唐朝皇帝的馈赠，也靠对外战争与贸易往来获得。唐朝输往吐蕃最重要的商品就是丝绸，由于唐蕃间丝绸贸易数量巨大，甚至有人谋划以次充好进行贸易。除此以外，西亚、天竺等国输入吐蕃物品中也有丝绸存在，但是吐蕃“俗重汉缯而贵瑟瑟”按：缯是丝织品的统称。据统计青海都兰吐蕃血渭一号大墓出土丝绸残片350件，共有130余种，其中112种为中原汉地织造，18种为西方中亚、西亚所织造。
从文献记载来看，尤其是在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后，更是“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唐代诗人王建《凉州行》诗中写道：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缫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吐蕃上下皆喜好穿丝织类衣服。
《步辇图》中吐蕃使臣禄东赞身穿吐蕃国服，表明其吐蕃使臣身份。
（三）唐廷官吏的身份与职掌
《步辇图》中人物穿着唐代流行常服、手持白色笏板等信息说明其唐代官吏身份与职能。唐代朝贡事务管理主要是由鸿胪寺和尚书省主客司负责，而中书省、门下省中也有机构参与，且职责分工明确。主客司是法令部门，而鸿胪寺则是事务部门。
也就是说，主客司主要负责指导鸿胪寺的外交工作，而鸿胪寺负责具体办理所交付的外交事务。主客司职能是法令指挥，鸿胪寺职责是执行法令。鸿胪寺为唐初沿袭隋制而立，主官是鸿胪寺卿，其下设置典客、司仪两署。当有蕃主及其使臣入朝，主要由鸿胪寺官员来迎引诣见到朝堂之上。
有研究者认为，《步辇图》中朱袍官员服色为绯，对应四、五品官职，具体当为唐中书省设置的通事舍人。中书通事舍人主要掌管朝见引纳、殿廷通奏等事，官职最高为从六品上，品位不高。
据《旧唐书》卷45《舆服志》记载，武德四年（621）八月敕文规定，三品以上色紫，五品以上色朱，而贞观四年（630）制，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为绯色。此官员身份为中书通事舍人，难以让人完全信服。
根据等级相应与阶位对等原则来看，在皇帝出现的场合之中，鸿胪寺最高官员应该在场。这种对等关系可从唐丧葬礼制中得到旁证，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作为唐太宗亲自委命的主婚使，早在贞观元年（627）就开始担任鸿胪寺卿职。李道宗是高祖李渊堂侄，与李世民同辈。
比照《步辇图》中太宗李世民面部光洁没有皱纹，而朱袍者容貌比太宗更显年长苍老。贞观十五年，李道宗时年62岁而李世民年龄43岁，符合图画所绘年龄上的差异。不同人物面相的精心描摹体现了画师善于观察和表现人物特点的深厚功力。鸿胪寺卿在隋初为正三品，炀帝改从三品，而唐因之，按理应当服紫。
然而，尽管唐朝立国之初就将官袍颜色制定得等级分明，但在具体操作中仍多有变通。比如唐朝廷曾明确指出“上得兼下，下不得拟上”另外，唐朝官服系统虽然是以“袍色”作为区分官阶的主要依据，但真正完成转型是在高宗上元元年（674）的定制。所以，《步辇图》中的朱（或绯）衣官员不能排除就是李道宗的可能，同时他也是关联唐蕃和亲与唐代初期政坛的重要人物。
此外，《步辇图》中红袍官员眼角皱纹深重，连鬓络腮胡，且须髯短硬浓密，有少数民族容貌特征。这既与李唐贵族的鲜卑血统相符合，也是唐朝廷多有少数民族与外国人现实情况的形象映射。
因为唐代朝廷好用蕃将，据两《唐书》统计，唐代委派安息、波斯、突厥、吐火罗、天竺、昭武九姓胡及其他异族等担任节度使的人数，竟然多达八十余人。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列369位宰相中，异族就有12姓23人。《步辇图》中的绯色官员身份颇为微妙，不能排除是有少数民族血统，或是唐廷供职的胡人。
研究者多认为《步辇图》中白衣者是唐代的译语直官，即“译语人”。唐中书省、鸿胪寺与军队等机构中都有译语人。李德裕曾经上奏朝廷，建议选择懂得蕃语的翻译者充任译语人，以便了解各国使唐专使在的京言论。唐代中期以前，唐人并不排斥学习外语，译语直官既有蕃人也有汉人担任。《步辇图》中的译语人身穿白袍，而这应是庶民服色，按照唐代官服制度并无地位可言。
然而，从服色与礼仪、方域来看，白色对应西方，而西方正是吐蕃所在地理方域。唐政府为蕃国君长举哀时，会在城外按其等级与功劳，面向其国所在方位进行祭拜。
由于唐朝深远的国际影响，贞观年间“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而重译多寡有无，既是衡量一个国家距中原王朝远近的标志，也是判断一个王朝能否成功来远、威德便于四海的标准。
唐李重润墓出土壁画中，就有穿不同颜色圆领窄袖官袍的文吏图像。而古代军队组织也根据方域不同，在兵卒号衣及旗帜颜色上显示出分别。
《步辇图》白衣官吏面容愁苦，地位卑微，似是家臣，又与唐代墓室壁画中的内官或门吏相似。唐代流放官、未进仕途者、部曲与奴婢等服也“色用黄白”。唐宋时期古人服饰不忌讳白色气隋展子虔《游春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画作中都有白衣人物出现，当然这也可以是未经染色的衣料本色。
（四）车舆出行与侍从女子
《步辇图》中环绕太宗的9女子皆是步辇仪仗随从表现，服装款式相同，皆为帔帛襦裙长裤。这种服装款式与唐代舞乐俑及壁画中的侍女舞姬都有相似之处。在晋阳地区考古发掘的北齐娄睿墓、徐显秀墓、隋虞弘墓壁画中，也能看到“四方杂服”图像。这种窄袖裙襦披帛早在初唐就已出现，不仅在中原地区流行，就是西域敦煌壁画也有所见。由此襦裙、袒领、半臂、帔帛、窄袖与宽袖并存也是唐代女子常见服装。
《步辇图》中不同色彩相间的条纹裙也称杂色（各种颜色）裙，这里的“杂”不是混合重叠，而是并置，是动词混杂之意。
汉代以来，“金石之声，歌舞之容，则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唐朝建立之初，高祖李渊遵循《乐记》中的“功成作乐”传统，不满足于沿袭隋乐，并在武德九年（626）开始重新制定与之相符的礼乐制度。李渊此举除炫耀文治武功外，主要意图是以规范音律重新制定度量衡标准。同律度量衡是建立古代政治秩序的基础。
太宗贞观十年（636）时，张文收修订礼乐标准的奏议未获皇帝准许，而遵照古制复制铸造的铜律、铜斛、铜秤、铜瓯、秤尺等被收藏太乐署中。唐代太乐署是负责音乐掌管及音乐人才培养的官方机构。太宗维系既有礼乐制度不更改的意义不局限于乐音表现本身，其实质关系着唐初期政策制度的稳定与延续，显示的是政治合法与权力统一的不争事实。
唐代舞乐作为卤簿仪仗、朝堂礼仪的重要形式与组成部分，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与使用要求。由于出行者的品秩等级、出行目的与仪仗场合不同，舞乐卤簿也会有所变化。《步辇图》中的唐太宗步辇后方，有两女子举扇，一女子擎盖，整体表现为皇帝出行场景。她们也因为执掌帝王出行的步辇仪仗，而成为车舆礼仪的重要体现，身份不同一般宫人。
在唐朝初期与周边民族政权结好时，也直接借助了“女妓”、“舞女”等的帮助。《步辇图》中女子表现随意，但身形相同，服饰统一，应该是按共同标准遴选的舞乐侍从。唐代舞蹈和音乐相配，盛行乐舞，而卤簿仪仗中也有乐舞相随。
隋唐舞曲有文、武之分，时至祖孝孙增损音律，分别将文舞更名为治康，武舞更名为凯安。唐太宗一方面强调以乐舞彰显自己的武功建国，另一方面也尤为注重乐曲舞蹈的文德安邦作用。比如当时就创作有七德舞，即秦王破阵乐，九宫舞等，并绘舞图以教乐工，在朝会庆贺、宴饮迎宾等场合都有演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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