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台湾。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结束后，在一个饭局上，一位老者顾不得吃饭，不停地劝说蒋经国的儿媳蒋方智怡，希望她能同意开放蒋介石日记。
4个月后，第一批日记终于开放，老者受邀参加了开幕式。
这位老者，便是著名历史学家、被称“研究蒋介石日记第一人”的杨天石。
那一年，他已经70岁了。
北大“白专”典型
1936年，杨天石出生于江苏兴化戴家窑一个地主家庭，儿时，熟读四书五经、论语中庸。他天资聪颖，上学后一直名列前茅，早早显露出写作上的天赋。
尽管文理皆优，但杨天石还是放弃了当工程师、数学家的理想，决心当作家，当诗人。1955年，他如愿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不久，杨天石把兴趣转移到了研究唐诗上。为了收集唐人诗集，他一边上课，一边跑旧书摊淘书，一卷一卷的大部头，都是从头看到尾。
对于未来，他满怀期望，立志通过学术做一番事业，将来能够“在图书馆的卡片盒里留下一叠卡片”。
天真的杨天石，以为只要肯下功夫，就能按部就班实现理想，没想到，命运给了他当头一击。
1957年，一位室友突然被划成右派，杨天石怎么也想不通。
室友原是福建地下党，后来参加解放军，复员后考进北大，一个革命者，怎么会有问题呢？
耿直的他于是去找团支部书记提意见。书记的回复是：“你不能看表象，要看本质。”
没过多久，杨天石就被扣上了“严重右倾、丧失立场”的帽子。
少年心性总是轻狂，涉世未深的杨天石并不在意，讨论问题时仍旧大胆发言。
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他却反驳说：
“对于北大这样的学校，这一方针不太合适。从社会地位上看，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没有错，但从专业上看，北大应以培养高级科学研究和高等学校教学人才为主。”
一句话捅了娄子，在又红又专的年代，杨天石成了“白专道路”的典型，北大团委举办“杨天石个人主义思想展览”，他在全校范围内挨了批判。
政治是如此复杂，他从此谨慎起来，一头扎进图书馆，与李商隐、龚自珍做了异代知己。
摸索和钻研中，各种工具书的运用逐渐得心应手。一位图书管理员对他说：“小杨，我看出来了，你将来肯定留在北大。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像你这样用功！”
青年杨天石
岂料，事与愿违。
1960年，杨天石从北大毕业。分配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都没有他的份儿，他的毕业鉴定上赫然写着：“反右斗争中严重右倾，丧失立场，一贯和党的方针对立……”
尽管成绩优异，他还是因当初的“少不更事”被“秋后算账”。
等来的结果是，一个毕业于头等学府的天之骄子，被分配到郊区一所临时兴建的农业机械学校，给拖拉机手补习文化课。
既不甘心，也不服气，只能曲线救自己。杨天石制定了目标：以曾经撰写过的南社章节为基础，写一本南社研究的书，靠著作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
几平米的小屋里，一到夏天闷热无比，坐在书桌前，他穿着背心，一手摇着大蒲扇，一手不停地摘抄资料。
一年后，农机学校奉命下马，他被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教。
文学梦、科研梦仍在继续，中学语文教师不是杨天石的志向。1962年，《南社》终于完成后，出乎意料，他收到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信。
一个大出版家，竟然要接见刚出校门的年轻人，这让杨天石受宠若惊。
一个炎夏的午后，在一座极为简朴的小院里，他见到了金灿然。
身材不高，胖乎乎的脸，穿着圆领老头衫，灰色短裤，摇着一把蒲扇，坐在一个破旧的藤椅里，完全没有大人物的架子。
金灿然的肯定给了杨天石信心，从此，他真正走上了研究道路。
出版家金灿然
“一言难尽”与“命运安排”
研究作家，就要评价作家的思想，杨天石开始对思想史产生兴趣，读到著名思想家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时，其中的博大精深立刻吸引了他。
有一次逛书店，看到《中国思想通史》的最后一卷，杨天石顿时双眼放光，可是不菲的价格又让他犹豫了。
一个月工资很低，除了寄给父母一大部分，自己衣食都很难周全。
但最终，他还是用果腹的钱将书买下。扉页上，他郑重写下四个字：“购此自励。”
正是中国经济最困难时期，物质匮乏，杨天石经常处于饥饿中，饿极了时，只能把酱油冲在茶壶里喝。
一边喝着稀释酱油汤，一边读着《中国思想通史》，精神得到极大满足，“批批划划，越读越有兴味”。
《中国思想通史》，侯外庐主编
书读多了，形成自己的思想，自然想一吐为快。有一次，杨天石写了一篇小文，其中观点与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提出的看法完全相左。
年轻气盛的杨天石，“不知天高地厚”，还特意给文章加了副标题“与侯外庐等同志商榷”。
报社编辑拿给侯外庐过目时，对这篇“激烈唱反调”的文章，侯外庐说：“文章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可以发表。”
虽然不赞成杨天石的观点，但侯外庐仍然给了他表达的机会。
后来，杨天石才得知，对他这个挑战权威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侯外庐的评价是：“我断定他将来一定会有成就。”
这种容忍异见的大家风范令杨天石感动多年。
遗憾的是，因为年轻，他没有想到去亲自拜访，聆听教诲。
十年后第一次见面时，侯外庐已经瘫痪，坐在轮椅上，不能说话——史无前例的动乱时期，一次猛烈批斗引起脑溢血，从此再也没站起来。
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侯外庐
那一时期，杨天石幸运地走过来了。他教书兢兢业业，渊博的学识令学生们崇拜，同事们都称他“杨天才”。
不能搞学术研究，他就躲进房间，偷偷研究鲁迅。
恰在此时，中华书局想找人写一本《王阳明》，许多学者都不肯写，找到杨天石时，他欣然接受。
1972年，《王阳明》顺利出版，首印高达30万册，很快就在国内售罄，并被送到日本展览。
在那个研究成果无处发表的特殊年代，他在斗室里读书写作，从不间断。
研究走上正轨，杨天石想进研究所专心学术。然而，调动谈何容易。家庭成分不好，在北大时的“劣迹”又如影随形，有几个单位曾经想要他，可转来转去，档案又转回了学校。
1974年，命运迎来转机。得知他做过南社研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他一起编辑《中华民国资料丛稿》。
尽管没有报酬，也不调动人事关系，纯属“义工”，杨天石还是欣然应允。
因他勤奋又专业，调动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历经波折，1978年，在三尺讲台站了十八年之后，杨天石终于跨进了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门，成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
夙愿得偿，感慨万千。每当别人问起，学的是文学，为何会转而研究中国近代史？他的回答通常是两句，一句是“一言难尽”；另一句，则是“命运安排”。
被书包围的杨天石
两块“石头”碰面了
编写民国史时，杨天石得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曾说：“许多秘密现在不能讲，如果你们想了解的话，要在我死后看我的日记。”
直觉告诉他，蒋介石日记值得研究。
一次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时，杨天石无意中读到了蒋介石秘书毛思诚摘抄的蒋介石日记。
虽然日记起于1919年，止于1926年，非常有限，但杨天石还是结合众多资料，精心撰写了史学宏文《中山舰事件之谜》。
历史迷雾被层层拨开，文章发表后，胡乔木称赞是“不可多得”、具有“世界水平”的好文章，并在接见杨天石时鼓励他：“你的研究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
杨天石与蒋介石，这两块“石头”的碰面擦出了令学术界瞩目的火花。
后来，去台湾参加活动时，在台北“国史馆”，杨天石幸运地看到了摘自蒋介石日记的一批未刊著作，其中内容已经延伸至1942年。
欣喜之余，他不仅自己加速抄写，还花了6万台币，邀请一批台湾学生帮助他全部抄完。
在这批资料的基础上，2002年，《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版。作为几乎见过所有蒋介石日记手抄本的学者，杨天石成为公认的研究蒋介石的专家。
《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著
史学家需要冷静客观，没有新资料之前，杨天石也绝不轻易动笔，1942年以后的蒋介石日记，他一直在寻寻觅觅。
2005年，去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时，杨天石结识了蒋介石日记保管人、蒋经国的儿媳蒋方智怡。那时，蒋介石日记已暂存于美国胡佛研究院。
饭桌上，杨天石顾不得吃饭，不停地劝说蒋方智怡开放蒋氏日记，让全世界了解到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好消息很快传来。几个月后，蒋介石日记终于开放，杨天石以学者身份受邀参加了开幕式。看到日记原件，他如获至宝。
不能拍照，不能复印，他就每天第一个到胡佛档案馆去抄，直抄得手指磨出血泡，再磨出老茧。
两个月后到家，明显瘦了一圈，夫人心疼地问：“在档案馆你中午吃什么？”
“泡面啊。”70岁的杨天石轻描淡写。
一共53年的日记，历时四年，分批开放。每一次，杨天石都是如此。
抄回的手稿几尺高，在这些日记的基础上，《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系列陆续推出，在学术圈外，他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忠实拥趸。
随着著作多次获奖，杨天石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蒋介石日记第一人”。
不知不觉，与蒋介石日记结缘已经三十多年。
耄耋之年心犹壮，著作还在修订，蒋介石日记的研究还在继续，学术，是杨天石毕生的追求。只有隐在书海中，他才最踏实。哪一段话，在哪本书的第几页，他轻车熟路。
欣慰的是，在杨天石引领下，唯一的女儿杨雨青也走上了史学研究的道路。
后继有人，望着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藏书，他颇为自豪：“我的书将来一本都不会浪费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杨雨青
“岁尽冬残又望春，犹抛心力作文人。何曾秃笔关天下，聊为飞鸿记爪痕。”对自己的人生，杨天石这样概括。
而女儿的评价也颇为贴切：“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可以概括他的人生，那么父亲的名字也许恰如其名：天道酬勤，天生为学术而活，磐石一样，坚定不移。”
杨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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