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别署东洲居士，湖南道洲人。道光十六年进士。于经学、诗文、词章、金石、史地均有造诣。书工四体，自成一家，世皆重之，为清朝中后期最具影响的书法家之一。
两种何绍基临《张黑女志》辨
——兼论何氏早年师法北碑之真相
文/ 钱松
何绍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字子贞，号蝯叟，湖南道州人，清晚期书法家。何氏为晚清大儒阮元门下士，生平倡导北碑不遗馀力，自谓“余学书四十馀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因而欲从事晚清碑派书法之研究，不可置何氏书法而不论。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现今存世之何氏书法，大多系中年及晚年笔迹，其中，中年楷、行书浸淫唐代诸名家，尤其深得颜真卿、欧阳通之三昧，晚年则上迈秦汉，化篆、分入真、行，开“隶行书”之先河。
何氏以上取法轨迹，倒也大致与其书论相呼应，唯独师法北碑之情形，则始终未能在其书迹中找到充裕实证。据笔者所考， 何氏平生品题之北朝碑刻，唯有《张黑女志》一种，不仅如此，迄今所见何氏临习北碑之书迹，恐怕亦只有《张黑女志》临本。
▲《 张黑女墓志》（局部）
《张黑女志》刻于北魏普泰元年（五三一），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因张玄字黑女，清人避康熙帝玄烨讳，故习称《张黑女志》。何氏所得明拓剪裱本，号为孤本，今藏上海市博物馆，为明奚林和尚故物，何氏道光五年得于济南，遂终身奉为枕秘，并刻有“黑女庵主”、“黑女碑室”诸印，且屡有歌咏题跋，自云：“肄书搜尽北朝碑，楷法原从隶法遗。棐几名香供黑女，一生微尚几人知。”并云：
余既性耆北碑，故摹仿甚勤，而购藏亦富。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每一临写，必回腕高悬，通身力到，方能成字，约不及半，汗浃衣襦矣。因思古人作字，未必如此费力，直是掔力、笔锋天生自然，我从一二千年后策驽骀以蹑骐骥，虽十驾为徒劳耳，然不能自已矣。
可以想见，何氏当日临习《张黑女志》之墨迹，必不在少数，然而遗憾的是，这类临作罕有存世，远不及其晚年临习汉碑诸作存世之夥，而仅存之《张黑女志》临作，遂为书法史研究者所宝重，成为藉以管窥何氏北派书风不二之选。
据笔者所知，何氏《张黑女志》临本，目前仅有两件传世，今试作辨析。
一、《何子贞临黑女志墨迹》（民国石印本）
该件临作原迹不知所在，今仅有民国长沙华新石印局石印本存世，据后附谭延闿之跋，该件系湖南湘潭黎培敬旧藏，谭氏以为何绍基中年所临。沙孟海先生编撰之《中国书法史图录》亦收入此图版，此外，《书法》月刊自二○一○年第十期至二○一一年第九期，连载孙稼阜先生所撰《名家临名帖——何绍基、李瑞清临〈张玄墓志〉》，所引图版亦为此种。
以书法之形质而论，该作品可谓何氏所藏明拓本之忠实临写， 然而，笔者认为，此件实为伪作，兹举疑点数端：
▲上图何氏旧藏《张黑女志》明拓本首句
▲下图黎氏旧藏何临《张黑女志》首句
其一，明拓本正文，首句作“君讳玄字黑女”（上图），该件临作亦仍之。孰不知，清人书写中涉“玄”字之处，例当避讳，《张玄墓志》之改称《张黑女志》，正缘于此，何氏出身科第之家，焉能不察？今案诸何氏诗文集，无一“玄”字，其提及《张玄墓志》之处，亦均以《张黑女志》名之。
▲图三何氏旧藏《张黑女志》明拓本末句
▲图四黎氏旧藏何临《张黑女志》末句
其二，明拓本铭文末句“咸蹈松户，共寝泉门。追风永迈，式铭幽传”，“咸”字下部略有蛀蚀之痕（图三），该临作误书“咸”作“感”（图四）。何氏幼慧能文，于“咸”、“共”两字对文之意，何至懵懂无知？此外，明拓本“式”字，“弋”旁作“戈”形，该临作则径改作“弋”形。实则碑志中 “弋”旁书作“戈”之情形，并不鲜见，何氏既系临习，当忠实于原作字样，何以斤斤校其字形之得失？此外，落款“何绍基”之“基”字，也显怯弱。
上述数端疑点中，假若“弋”旁之误作“戈”形，事出书写者因时制宜，尚属可原，其误书“玄”、“感”则理无可解，更不可以偶然笔误释之。须知，此件临作形似程度之高，已迥非初习者所能梦想，而书写者能于所临内容如此熟谙，却于“玄”之当避讳、“感”之为讹字熟视无睹，岂非怪事！
据此， 可以认定该临作绝非何氏真迹，疑出后人伪托。
二、《何绍基临张黑女墓志铭》册
该册页曾为贵州黄平乐嘉芹旧藏。此临作与何氏旧藏明拓本相比，书意相去甚远，然而笔者认为，它反而较前件可靠，为何氏真迹。理由如次：
▲图五乐氏旧藏何临《张黑女志》首句
▲图六乐氏旧藏何临《张黑女志》末句
其一，明拓本首句“君讳玄字黑女”，此件“玄”字作空缺（图五）。
其二，明拓本末句“咸蹈松户，共寝泉门”句，此件“咸”字未误书作“感”。“式”字仍从“戈”旁（图六）。
据该件作品署款，知此册乃何氏为象宾作，象宾其人今虽已不可考，然而在何氏文献中并非仅见，何氏曾于道光十一年冬致弟之家书中，询及“象宾身子好否？”[10]则此人疑为何氏同乡。
要之，相较前件而言，该件墨迹至少是一件忠实抄录原拓之作，至于书风与原拓相去之遥，并不足以否定其真实性，试将此件临作与何氏书于道光十二、三年间之《泉山墓表》（图七）及同期代父何凌汉所书之《皇清晋封中宪大夫燮亭李公合葬墓志铭》（图八）作一比较，勿庸多言，三者实出于同一人之手，而该临作的书写年代，也可据定为道光十二、三年间。
▲图七何绍基书《泉山墓表》
▲图八何绍基代何凌汉书《皇清晋封中宪大夫燮亭李公合葬墓志铭》
以上发现颇让人意外，何氏一生标举北碑，而平生品评所及之北碑，唯有《张黑女志》一种， 然而何氏如此奉为枕秘，且引得后人这般津津乐道，勾连起关于何氏碑学观、回腕法诸多遐想之《张黑女志》，在何氏的临习中竟系典型的颜家样！而且，据何氏在该件临作后署款，谓：“余得此于泲南，中有明人跋语，已云不知搨自何时，宝置枕中不一日离也……象宾兄强以此册属临，乃不暇自文其醜，教之是幸，绍基并识。”显然，这种与原作的大相径庭，并非书史中常见之背临现象！然则我们能否将此视为何氏之意临，一如其晚年之师法汉碑？
须知，何氏晚年对汉碑之意临，是以其深厚精到的形似之功为基础的，举凡《张迁碑》、《礼器碑》、《石门颂》诸种，何氏皆曾临习逾百遍，加之晚年进入会通之际，所谓人书俱老，故而有清一代，论隶书之功，罕有出何氏之右者。不仅如此，何氏在隶书上的非凡成就，亦属时势使然，自清初以来，隶书之研习蔚成风气，已为碑学之先导，傅山、郑簠、金农、丁敬、邓石如、伊秉绶诸名家后先迭出，无疑从碑学审美及笔法技巧诸方面为何氏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借鉴。
反观何氏早年之师法北碑，正形相反。
何绍基之向慕北碑，始于嘉庆末、道光初。此时，虽然阮元已撰成了后来影响书坛的《南北书派论》等重要著作，但是尚未成为显学，况且阮氏并不以书家自任，亦无北碑技法的尝试，其书风仍属帖学一路，因而何氏虽服膺阮氏之论，却也只是出于两人在崇古思想上的契合，就技法而论并无师承。
稍后，包世臣出，包氏之书学可视为阮氏的发展，如果说阮氏重在为北派正名，开风气之先，包氏则试图通过笔法的研究，全面复兴碑派书法，所以，师法北碑之实践，当以包氏为发轫，与包氏同气的还有张琦。嘉、道间，包、张二子以书法相切磋，包氏自云：“嘉庆丁丑，余与翰凤同滞都下，以书相切磋，简札往返无虚日”、“己卯又与翰凤同客济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为《历下笔谈》。翰凤故攻书，改用此法以习北体，观者每谓与余书不辨，然余书尚缓，而翰凤尚竣，微立异同。”
何绍基之识两人，正在此际，何氏曾谓：“余甫逾弱冠，即识宛邻先生于京师，知其习北碑也。”何氏与包氏交往尤密，曾同为陈沆五簠会中人，据何氏自述：“君（陈沆）设五簋会，客惟五人：包慎伯、龚定庵及余常在坐，黄修存与子毅弟或偶一至，它人皆不得与。”又曾云：“张翰翁、包慎翁、龚定庵、魏默深、周子坚每为余言完翁（邓石如）摹古用功之深。”
在何氏与包、张二子的交往中，无疑会有北碑书法的切磋，然而遗憾的是， 何氏于包、张所论，似乎颇有扞格，如，道光初年，何氏在山东谒张氏论书，“先生以方劲直下为主，而余以笔锋杀纸为枢。” 对于包世臣这位昔年老友，何氏晚年则更不留情，谓：“包慎翁之写北碑，盖先于我二十年，功力既深，书名甚重于江南，从学者相矜以包派，余以‘横平竖直’四字绳之，知其于北碑未为得髓也。”
以上两段何氏对张、包二人的评价，系成名之后的夫子自道，颇有睥睨一世之概，与何氏师碑伊始之真实情形是否相符呢？平心而论，包、张二人之北碑实践，由今日观之，或许乏善可陈，已徒成陈迹，然而置之当日，筚路蓝缕之功自不待言。何况，彼时何氏年方弱冠，包、张俱已半百，无论是对书法的领悟，还是笔法技巧的熟谙，何氏均不足与二人相提并论， 何氏既舍二人之成法于不顾，欲闭门摸索，凌轹二人之上，恐难符其志。
▲图九何绍基等为霁园杂书册－何绍基书《鹖冠子·环流》
此外，书法取尚又不能不受科举之影响，嘉、道之间，科举书法仍以帖学为正轨，何父凌汉，为帖学书家，殿试时即因书法之佳而蒙嘉庆帝赏识，“先公廷对时，名在第四，睿庙谓笔墨飞舞，拔置第三，时方习褚公《乐毅论》。”既有如此成功之先例，何凌汉焉能放任其子沉湎北碑之临习，而于举业有碍？因此，仅管何氏于嘉、道之际言必称北碑，所交游之人亦无不以北碑相尚， 然而若质诸其师法之范围，仍不出帖学。
今见何绍基于道光三年为霁园所书册，出入颜、苏等帖学名家，（图九－图十一）皆灼然与其标举者相左。 其实，正是由于何氏在嘉、道之际书学初期的这种伪北碑式书学积累，才成就了道光中期，何氏中年以后以颜派书风为主体特色的大家地位。反之也可以说，假若将何氏早年书作与同期包世臣、张琦之书相较，则包、张之书仍不失为得北碑之形，何氏则口北碑而手晋唐，巧于帖而拙于碑，恐怕反倒应了他攻诘包氏的话，于北碑之形且不得，遑论得髓！
▲图十何绍基等为霁园杂书册－何绍基书郭璞《客傲》
▲图十一何绍基等为霁园杂书册－何绍基书《荀子·赋篇》
可见， 在探讨何氏书风的递变时，学界不可为何氏论书自述所迷，放大《张黑女志》乃至北碑对何氏书风的影响。
讨论这两件临本的意义在于，如果说此前由于图象资料的缺乏，使得我们在评述何氏早期师法北碑的实践时，不得不有所阙疑的话，则现在通过对何氏唯一品题过的《张黑女志》临本的研究，我们虽然尚不能完全揭开何氏遍师北碑的面纱，但也至少免于陷入一厢情愿的想象，而通过对何氏为象宾临《张黑女志》册的研究，何氏书学由早期向中期过渡中，其碑帖意蕴的消长倚伏之迹，亦隐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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