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海省博物馆）
精
品
馆
藏
青
海
唐索允铜钟
唐代
高1.40米，口径 1.05米
铜制，铸造。钟钮已损。钟肩位置平缓下滑，稍成弧形。钟体轮廓外敞平滑，造型为敞开的抛物线形，犹如一把没有完全撑开的伞。钟腰至钟口位置直径逐渐增加，但增幅平缓，钟口逐渐外敞，组成６个波曲，形似荷叶，俗称“荷叶口”，又称“浅波口”。钟体装饰图案分为三层，上层即钟钮基部，铸双瓣莲花纹，外饰云雷纹。中下两层的图案均为短祥云纹。铭文、年号俱已磨损，无法辨识，唯钟腹铸有四行反写阳文，计二十三字:“沙州都督索允奉为法界众生及七代先亡敬造神钟一口”。此钟形体较大，造型敦厚古朴，铸造匀称、精美。
张维在《陇右金石录·唐》卷二载:“余奉使西征，渡河登陇，所见古钟皆沉埋于野田蔓草中。”“其最古在甘州山丹县城内雷坛寺索允钟，今存 。阳文在钟腹，无年月，其文云：‘沙州都督索允……敬造神钟一口’，共二十三字，笔势雄伟，唐初刻也”。《甘肃新通志稿》：“山丹有巨钟，在雷坛。旧称 ‘神钟’ ，似铜非铜，似铁非铁，形若缸而有耳有环。高四尺四寸 ，口径三尺二寸，内三寸上铸‘沙州都督索允奉……敬造神钟一口’。铭文及书人年号俱磨灭不可识。”此钟逢朔望(每月初一、十五)不扣自鸣，人称“神钟”，“神钟自鸣”成为山丹八景之一。
叶昌炽担任甘肃担任学政，按试诸生、考核教官，于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至凉州、酒泉等地按学，夜宿山丹县城时在雷坛庙得“自敦煌移来 ”的索允钟，并委托山丹县令巢凤冈(号岐村 )：“馨闻钟声访至雷坛，见巨钟一，铸工甚古 ，外无铭文，其腹镌字‘沙州都督索允奉为 …… 先亡敬铸神钟一口。’字如酒杯 ，阳文反刻 。此钟至晚唐初刻 ，或竟在六朝五凉时。索允，史乘当有考 。庙祝云 ：‘自敦煌移来’，以‘沙州’字证之 ，非讏也。即属巢大令拓十本” 由此可推测此铜钟有可能最初铸于敦煌后移至山丹。
△索允铜钟局部图
对这口钟的考证关键在索允其人，铭文明确沙州都督为了信佛的众生和他的七代先亡而铸了此钟。P·T·1089《吐蕃官吏申请状》记载鼠年之夏(820年)，陇州会议“任命索播公为总大收税官，因其都督门第，后受重用，授予相当大藏之位，予以相应待遇奖赏”。“因其都督门第”明确索氏在敦煌担任都督之事，索都督在汉文文书中也有出现，P·T·2807 《愿文》 ：“故都督索公，愿步摇金莲，神游宝界。遏慈舟于定水，永竭昏河。挥惠剑于稠林，长祛忧纲。所在亲族，咸报良缘，远近，俱沾胜益”。此文表示索都督为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索允为其姓名，在位期间铸造一口铜钟不足为奇。敦煌研究院研究人员根据中唐始有的短祥云纹装饰和波口钟的特征，参照《愿文》多次出现“都督索公”之语，认为此钟可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之遗物。相传明代出土于甘肃省张掖地区山丹县钟鸣巷，道士移于雷坛供养。1937年，马步青移钟至武威 ，1943年转运青海省西宁。S.1438背《书仪》载索都督写给其兄长的书信：“孟秋尚热，惟二哥动止友福，允不自死灭，苟延视息，一从辞违，向十余载 ，荣枯所适。关山万重，集会何日。……动静朝夕，春季惟四郎侍奉外，动静兼祜……拙室殒逝，难以为怀，静然独居，不无悲矣。”在妻子已故，仅与一四子相依为命，后四子被害后继无人，索公看破红尘弃官为僧。在吐蕃政权占据敦煌初期，为维持对其统治和管辖，采取扶植当地佛教力量来调和民族矛盾，以崇尚佛教为国教来实现政权的稳定。
△索允铜钟顶部图
索允铜钟与西藏桑耶寺所藏唐钟略同。据夏吾卡先在《不丹王国发现吐蕃铜钟研究——兼论吐蕃钟的形制与文化源流》一文中的考证，吐蕃铜钟目前共发现有6口，分别是西藏山南桑耶寺铜钟、昌珠寺铜钟，拉萨扎耶巴寺铜钟，日喀则扎西岗乡廓雄寺铜钟，甘肃天祝县者龙喝丹兴庆寺铜钟和不丹贡确松寺铜钟，在这6口铜钟中，前3口在国内大多金石录著作中有收录，广为学界所熟知，后三者则是近期新发现。由于沙州都督索允无更多详实的史实可考，钟体铭文已损，所以此钟究竟铸于何时？为何在山丹？仍是一个谜，若是索允铜钟的资料再继以完善,实则成为吐蕃时期又一保存较好的遗物例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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