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勇
作为一名法学社工，在学习中国法制史之前，我就知道宋慈（1186/1187－1249）。
宋慈《洗冤集录》是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里的法医学展陈。此外，我还在该馆发现了三处民族医药里的法律人类学研究线索。
①明堂图里的秘密：比干名犯义更严重、大不敬的“解剖罪”
请看三幅泛黄的人体图：
解析这三幅图，要用上儒教史知识，因为信仰儒教的古人对于人体的观念与今人大不相同。
人体图的中医学名叫明堂图。此学名证明古人认为人的身体（包括尸体）是神圣的，不可用于解剖。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的导览告诉我:宋朝有一个男子病死前，留下遗嘱，让妻儿把自己的尸体解剖了，结果妻儿被铺入狱。
在建筑史上，明堂是紫微城的大朝正殿，又称“万象神宫”、“通天宫”，是唐、武周神都洛阳的地标性建筑，高达98米，占地12000平方米，是世界历史上体量最大的木质建筑，亦为中国建筑的巅峰之作。明堂，即“明政教之堂”，是古代帝王用于布政、祭祀的重要礼制建筑。在思想史上，明堂是儒教的“至圣所”。
②“非法办学”的民国中医大师们
晚清修法运动中，引进了很多西方法学思想，虽然最终失败了，却敲响了中华法系终结的丧钟。彼时，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1840-1913）病了，还是用中医治疗。到了民国就不同了。中医被开除出了科学的家族，成了迷信。民国时期的中医传习属于非法。在上海办中医学堂（学校、学院）是不被法律保护、甚至是可被政府取缔的行为。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筹建于1915年，经两年筹备于1917年正式开学，是中国第一所正式中医教育机构，由“孟河医派”创始人——丁甘仁亲（1865-1926）任主任，谢观任校长，二人一起主持校务。1931年更名为私立上海中医学院。
丁甘仁在创办中医专门学校的过程中，动员了多个方面的力量。他邀请了上海名流如李平书、王一亭等人筹集资金，并联合了多位中医大家，包括夏应堂、费访壶、谢利恒等。这些人在中医界有着极高的声望和丰富的经验，他们的支持使得学校得以顺利创办和运营。
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针灸传承
我体验过针灸。针刺入我牙床、膝盖或背部穴位的感觉至今难忘。
2006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申报的针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针灸不仅在中国广泛使用，还得到了国际认可。截至2023年8月11日，已有20个国家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此外，针灸的某些分支，如朱氏针法，也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件针灸用的小铜人，清朝乾隆皇帝赐给医书编写者的赠品。
这尊针灸铜人由乾隆皇帝于1744年特制，用于奖励编纂《医宗金鉴》的编著人员。针灸铜人高约46厘米，体表刻有580个穴位，并配有锦盒和皇帝玉玺。它是传世针灸铜人中较为罕见的老妇人体态，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保护了针灸等民族中医药技艺。这说明，当代中国比民国时期“进步”。《医师法》也把中医师纳入医师职业资格之内（由经省级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发证），与西医师同等。
有了法律法规保护，“阴阳五行”“治未病”“仁者寿”“三分治七分养”“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等民族医药文化在社会规范中的影响必然会加强。
④结论
以中医为代表的民族医药无疑是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富矿。中医药在世界医学中的独特魅力与价值也代表了法律人类学在世界法学中的地位。通过深入挖掘民族医药博物馆中的法律人类学元素，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民族医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机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的李赣馆长说：库房里有15000件藏品，一楼到三楼展出的只有440件。这就意味着，关于“民族医药里的法律人类学”还有很多有趣的内容，会随着仓库里的宝贝逐渐被研究者认识而增加。临走前，我得知，该馆下个月将举办苗族医药临时展览（与贵州中医药大学苗族医药博物馆合作），我非常期待能够前来观赏。
苗族医药的谚语包括“千年苗医，万年苗药”和“一个药王，身在四方，三千苗药，八百单方”。这些谚语反映了苗族医药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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