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建设广东文化的独有品质

□ 黄仕忠　　

小雪方过，北京友人传来照片，西山栌树正红，银杏黄叶已落。孔夫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九严寒，百草凋零，万木摇落，唯有青松翠柏未改其色，昂然挺立于天地间，所以松柏被视作品行高洁的象征。然而在岭南，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横亘的秦岭和南粤五岭群峰，如同层层屏障，阻断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虽届隆冬，这里依然繁花盛开，绿草如茵。苍松翠柏，隐身于重重叠叠的植物群落之中，毫不显眼；反倒是细草灌木，漫山遍野，怡然自得。在这里，万物平等，生而自在。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江南来到岭南，最直接的感受便是这里的独特气质：尊重个体，众生相等；毋须傲慢，也不觉卑微。邻里之间，保持距离；自力更生，自在生存。生活的压力也许不轻，却又简单明朗：为“钱”而努力。有了钱，便可解决生计，自在的生活也就触手可及。

在广州这座商业城市里，人们视赚钱为头等大事，但也不妨碍读书做学问成为个人志趣。在北方和江南，闻是大学老师，路人也会肃然起敬；而在广州，这种职业光环却黯淡无奇。1991年冬，我陪一位北大知名学者坐出租车，那时北京人喜欢“侃大山”，而广东司机沉默寡言，见说得了，便回问一句：“你哪里的？”教授自豪地说：“我是北京大学的！”司机愣了片刻，随口回问：“北京大学？是在北京的吧？”学者顿时语塞，竟无言以对。

那时北方学者常说广东“没文化”、称香港为“文化沙漠”，广东的媒体曾有过回击，逐一列举岭南的才子文人、历代名流，以彰显其文化积淀；北方学者见后，笑而不语。我觉得，按“否定论”的标准来列举广东“有文化”，就已经陷落在别人所挖的“坑”里了。

中国幅员辽阔，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从中原向四方扩散的，延展到各个地区，其文明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广东人争辩说岭南古代亦有诗词名家，但江浙人会嘲笑其诗不过三流；我们可以说广东也有学问家，但北方人会讥讽其学识粗浅。人们总说这里有粤剧，有粤菜，可是，哪个地方没有地方戏，又有哪个地方没有美味呢？人家只会淡然一笑，不予置评。

因此，我们须从一个更开阔的视角出发，寻找广东文化的独有品质，发掘其中引领潮流、指向未来的元素。广东文化的重要性，不在于寻其“古”，而在于求其“新”。这片土地，最早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在激烈的碰撞之中，被动或主动地接纳外来文化，进而萌生出新质。世界的未来，是全球化，是种文明之间的挑战和回应、接纳与融合。从这一角度看，广东文化是指向未来的。岭南文化真正发生全国性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时期：一个是清末民初，孙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广州成为革命的发源地，带动古老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一个是改革开放大潮初起之时，广东以“敢为天下先”的姿态，成为走向世界的窗口，最早接上了国际的潮流。

1986年秋，我到中山大学读博，三个月后再回浙江，跟师友畅谈在穗的见闻与感受，有师长故作不满地说：“你才去了三个月，就被广东人同化了！”昔日同窗则不服气地说：是中央给了广东好政策，才有广东的发展；要是能给浙江，浙江肯定会做得更好。我却持异议。据我所知，那是广东人主动“争”来的。小平同志说“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因为谁也不是先知，能够预判未来。广东人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深感旧有的政策阻碍了经济建设，所以提出诸新的要求；也因为这些要求从无先例，且与旧有规则冲突，要获得支持并不容易，所以说，这是“争”来的。是广东的实践提供了证明，新政策才得以在全国推广。

正因为新政策来之不易，广东人才强调“用足政策”,十分要用出十二分。

为什么广东能“先行一步”？这里就有文化的因素。区域文化的差异,一是因为地理气候，二是因为历史积淀。古代的岭南，久处“化外”，与中原关系相对疏离，儒家传统虽在，却没有背上“轻商”的思想包袱。清代以降，广州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广东有几百上千万华侨去了海外，与家乡仍保持密切联系，这使得广东人接受了很外来的思想观念。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和澳门受殖民统治，直接与西方发生了碰撞和交流，岭南之地，也借此得风气之先。和中原相比，广东传统的积淀较浅，同时传统所带来的“包袱”也轻，没有那么“祖宗家法”来掣肘。所以广东文化开放包容，在接纳外来文化的同时，萌生出许新的特质，它们符合现代潮流，并且指向未来。

那时在经济领域存在“姓社姓资”的争议，不能名正言顺地搞经济建设。所以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枷锁”。儒家传统轻商观念和当代一些政治经济学理念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也成为一种心理的桎梏。知识阶层向来闭口不言“阿堵物”，不好意思谈钱，那时放下“铁饭碗”去“下海”，需要很大的勇气。但广东人认为赚钱天经地义，本来就没有“枷锁”，哪还用得着“打碎”？做生意，要务实，最好是悄悄地赚钱，不要空头名声，那只会带来麻烦。所以广东人常说“先生孩子，后起名字”，直到北方人说你这孩子养得不错，再给起个好听的名字，于是皆大欢喜。然而在文化学术领域，虽然“北上广”并称，但广州的做法，大抵拘于本地，而很少有京沪那样的全国意识，这是广东在主流文化领域相对落伍的原因之一。

当然，就“文化”的评价而言，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标准。我觉得既不能简单地以北方传统为准则，也不能只从广东角度作自夸。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野，来展望现代社会、未来发展。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全球化的，而全球化，必然带来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俗，需要在持续的挑战与回应之中，建立具有普适性的思想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许方面都可以为中华文化融入世界做出新的贡献。

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全国越来越一体化，高铁、互联网、城市化等，缩短了时空距离，抹平了地区之间的差异。在即将迎来改革开放50周年的今天，广东经济如何继续保持领先？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为中华文化贡献更深远的价值？将成为重要的命题。广东当年利用“先发”条件，吸聚内地人才，兼以全国市场为依托，取得了先行一步的优势，如今到了拼内力与后劲的时刻，文化的“厚度”很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如果我们仍满足于现有优势，而无思想创新和文化自觉，岭南文化将难负厚望。

《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岭南文化，唯有秉持开拓精神，立足全球化背景，在传统与现代中不断求索，方能于百舸争流中继续先行，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作者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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