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汪精卫以“中华民国民国政府”的名义，在南京成立政权。他自认为对日本投降，便能换来和平，因此一直粉饰太平，对日本的狼子野心视而不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日本为了加强对汪精卫的控制，便将专门为了扶持汪伪政府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关“梅”的机关长——影佐祯昭调去南京，担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名为帮助，实为监视和控制。
尽管如此，汪精卫依然乐此不疲地与日本人继续打交道。平常除了处理日常公务之外，就喜欢与日本人在一起交流，但弊端也随之显现。汪精卫虽说亲和日本，但他并不会说日语。而之前跟随他的翻译周隆痒则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实在是没有精力再担任汪精卫日语翻译一职了。
眼瞅着机关长将会常驻在南京给他“真诚的援助”，这没有翻译，鸡同鸭讲可怎么成形？
汪精卫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迫切需要一个会日语，同时也信得过的人来担任翻译兼秘书的职位，这样一来便可以省去不少的麻烦。他左瞧右瞧，最终将目光放在了一个名叫汪锦元的人身上。
根据情报信息显示，此人一方面精通日语，担任翻译和秘书职位绰绰有余，另一方面，此人是中日混血，母亲是日本人，对与日本人交流也显然不会那么反感。
当时的汪精卫哪会想到，汪锦元虽是中日混血，但可一点都不耽误他加入革命，一点也不妨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众多革命者一起抗日！
于是，这名中共情报系统的秘密党员，在跟随汪精卫之后，便也开始了他特殊而富有意义的一生。
汪锦元，1909年出生在日本，本名大桥俊男。说到他独特的出身，就不得不提到他的父亲汪忠卿与母亲大桥对子之间的爱情了。
汪家算是书香门第，家中兄弟姊妹众多。青年时期，汪忠卿曾经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法律系学习期间，他与东京美术专门学校的女学生大桥对子结识，并快速地坠入爱河。
结婚之后不久，儿子大桥俊男，也就是汪锦元便出生了。王忠卿留在日本，一边继续学业，一边陪伴家人。一年之后，顺利毕业的汪忠卿才带着妻儿回到了家乡江苏吴县盘门梅家桥。
汪家在当地很有名望。其他就不说，单单将汪忠卿的大哥汪甘卿挑出来，身份就分外不一般，汪忠卿自小也非常敬佩这位曾经担任过清政府驻奥地利公使的大哥。
汪甘卿在第一次看到侄子大桥俊男滴溜滴溜转的眼睛时便心生欢喜，当下便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便是汪锦元。
背后有家族庇荫，汪锦元的童年应当生活的非常幸福，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汪锦元一直过着父母宠爱，家人呵护的生活。
但变故往往在一夕之间发生。在汪锦元9岁那年，父亲汪钟卿突生疾病，很快便撒手人寰，丢下了母子二人生活在深宅大院。
汪家也是个大家族，叔伯兄弟加起来足足能够达到30多个，而大桥对子失了当家人，孀居在家，生活非常不方便。
在当时的中国，孀居的寡妇如果与丈夫的叔伯兄弟继续生活在一起，外人便会说一些闲言碎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大桥对子只能先将儿子汪锦元留在汪家，自己独自一人去往上海谋生。
东京美术专门学校毕业的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稍微安定下来之后，大桥对子便将儿子汪锦元接去上海。汪家人也深知让母子二人长期分离不是好事，加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汪锦元被顺顺当当地就接走了。
但汪锦元到上海之后，母子二人才发现，以他们当时的经济情况，压根就不能养活两个人。汪家不想回，留在上海又养活不了，大桥对子只能选择在1922年，托人将13岁的汪锦元带回日本东京，交由自己的父母代为照料。
大桥家在日本的经济情况也一般，老人年纪大了，也没有什么精力照看孩子，汪锦元在东京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日语后，便又被丢到了家中经济情况还不错的姨父姨母家。
可时运偏偏不济，神户姨父家经营的生意从很早之前便由于经营不善，一度入不敷出，一家人生活都成了问题，更别谈再多养一个孩子还要供他读书了，随后勉强小学毕业的汪锦元便被送到了一家工厂当学徒。
学徒也不好当，他们既是便宜的劳动力，也是领导的出气筒。脾气暴躁的厂长喜怒无常，稍有不顺便对着汪锦元拳打脚踢，导致汪锦元经常带着伤回家。有一次，当厂长再一次情绪失控，预备殴打汪锦元的时候，他再也忍受不了，直接愤而离去，另谋出路了。
日本虽说是母亲的国家，但汪锦元来说，颠沛流离，像被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艰难谋生，过早体会生活的艰辛以及人情冷暖，都让他对这个国家产生不了丝毫的归属感。
更别提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不少日本人受军国主义的影响，民族优越感使得他们分外歧视中国人。身为一名中国人，却远看着日本人歧视自己的民族，汪锦元尽管年纪小，但内心深处也非常愤慨。
从1922年开始，汪锦元在日本足足待了七年。1929年，大桥对子回日本探亲，这一回，常年分别的母子二人终于得以一起回到中国团聚了。
汪锦元并没有想到，这次归国，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上海，大桥对子依然做着自己的老师，汪锦元刚回国，文化程度也不是很好，但好在他有一个会日语的优势，便被母亲安排进日本朋友日森虎雄经营的一家通讯社当抄写员，日常工作内容便是将日森虎雄翻译成日文的稿件稿件刻成钢板油印，再分送到用户的手上。
这样一来，文件的内容，汪锦元便十分清楚了。偶然的一个机会，他发现自己刻成钢板油印的文件，里面内容有很多是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
抱着一份好奇心，汪锦元偷偷展开了调查，随后他发现，自己所在的这家通讯社背后是有势力支持的，这股势力不是别的，正是日本外交部。
但日本人创办的通讯社，为何却涉及到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消息？且这消息看起来还不像是可以对外开放的样子？
发现这一秘密后，他也不敢过度声张。
此前，汪锦元在通讯社工作期间，一个名叫手岛博俊的日本人经常会来光顾。每一次他都会主动找汪锦元聊天，一来二去的，两个人关系竟然处得还不错。
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后，汪锦元觉得手岛博俊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于是，趁着老板日森虎雄不在时，便将自己的发现告知给他。
这个手岛博俊的身份也非常特殊，他是一名日籍中共秘密党员。刚开始接触汪锦元便是有意的，目的就是想要从他那里搜集一些情报。
在得知中共的的一些内部消息，竟被泄露给日本人办的通讯社后，他表面不动声色，但内心非常震惊，并用迅速将这一消息上报给我党。
组织上立刻进行秘密调查，顺藤摸瓜，便摸到了上海一个周姓的区委书记身上。一拽一个准，三下五除二便替我党解决掉了一颗毒瘤。
汪锦元在无形之中为我党帮了一个大忙，尽管当时的他不清楚手岛博俊的真实身份，但二人相处已久，机敏的汪锦元还是隐隐约约发现了手岛博俊身份不简单。
于是，他继续借助自己工作的便利性，将收集来的关于日本的特殊情报告知手岛博俊，二人配合无间，立下多次功劳。
后来，手岛博俊因为工作原因调离上海后，便将汪锦元介绍给了另外一位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
或许有人疑惑，为什么这些日本人会选择成为中共的地下情报员，去泄露自己国家的情报信息？这大概要归功于中共特科前负责人王学文了。
王学文曾在日本留学生活了17年之久，有着自己的人脉和交际圈。回国之后，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教的他，便开始利用身份的便利，对来华的留学生，尤其是日本学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一些如西里龙夫、手岛博俊这样的日本学生便逐渐开始受到影响，先是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正是在王学文的学生西里龙夫的引导下，汪锦元在认知、思维以及行动上，逐渐成为了一个合格的我党拥护者。
1936年，经过一年时间的学习，汪锦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意味着他的革命生涯真正意义上开始了。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硝烟四起的主战场。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身为情报人员的汪锦元更是忙得脚底生风。当时党内的情报传递工作非常隐蔽，纪律严明，采用的也是单线联系的方式。
比如说汪锦元，他的直接联系人便是一个名叫纪纲的人，纪纲的上级是吴成芳，而吴成芳的上级，则是众所周知的潘汉年。
于是，每当汪锦元从西里龙夫处得到密报，便会将密报传递给纪纲，由纪纲继续跟上一级接洽。
1937年12月，日本扶持了一个傀儡政权——上海市大道政府，也就是我们一贯称呼的伪政府。
汪锦元当时对外的公开身份，是一家日文报馆的记者，由于精通中日两国语言，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混入了伪政府。
当然，汪锦元之所以能混得这么顺利，除去本身所具备的优势外，他的母亲大桥对子在其中也出了很大的力气。
常年在上海当教师的大桥对子，由于同样精通中日两国语言和文字，被选为伪市政府教育局局长顾澄的翻译。
日本人明白，这现成的人脉关系，不用白不用。正好还可以利用大桥对子监视伪政权。最后汪锦元也正是借助其母亲的关系，成功“晋升”伪政府秘书处。
综合天时地利人和，汪锦元不仅混入了伪市政府，还颇受重视。什么伪青年报经理、日本军部大上海广播电台报道部科员、南京伪国民政府教育部驻上海联络员、伪外交部专员等职务，汪锦元都担任过，可谓是身兼数职。
而这每一个职位于他而言，既为搜集情报提供了便利，也是做情报工作的一张保护伞。
也是在这个时候，汪锦元结识了同样身为翻译的周隆痒。这周隆痒不是别人，正是汪精卫的得力日语翻译。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之后，原本的翻译周隆痒也被顺带提拔为伪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亚洲司司长。由于事务繁忙，周隆痒分身乏术，经过一番思量之后，他放弃了汪精卫翻译一职。
日语翻译去干别的事了，这给汪精卫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最初时，他也是不同意的，但是周隆痒却承诺说，自己会给他推荐另外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顶替他的职位。
汪精卫多疑，他觉得自己既要提防军统、中统的人渗透，又要提防共产党的人，认为绝对不能在身边埋下祸根，因此依然不是很情愿换翻译，周隆痒便再给他分析汪锦元的家庭背景与经济情况。
但尽管如此，汪精卫依然还是不放心，表示还要对汪锦元进行一番考察才好下最终决断。1940年9月，汪锦元被专车接到了汪公馆，接受最初步的考察。
三十多岁的的汪锦元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彬彬有礼，见到汪精卫与陈璧君夫妇之后，矜持地上前做自我介绍，态度显得很中肯，没有一丝谄媚，虽然看着像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但却也给人一种老成稳重的感觉。
第一印象虽然不错，但汪精卫岂敢因此就重用汪锦元？经过几个月漫长的观察，汪锦元丝毫没有露出破绽，这才让汪精卫打消疑虑。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后来就安排人给汪锦元收拾住处，让他住进汪公馆。
住进周公馆的汪锦元，对工作一直尽职尽责，要求尽善尽美。他话不多，但是总能完美地完成汪精卫交予他的文件翻译工作，这让汪精卫非常满意。
时间一久，汪精卫便也开始将汪锦元当成心腹对待，加上出于翻译需求，他经常带汪锦元出入各种和日本高层会谈的重要场合。
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汪锦元逐渐打入敌人内部，手上拿到的，几乎都是一手的机要资料。
能拿到资料还不是最关键的一点，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将这些资料顺顺当当又及时送到党中央的手中。
为了达成以上要求，中央上便特地成立了一个南京情报小组，负责人是李德生。汪锦元从汪精卫身边一获得情报，便会用迅速赶去李德生所在的隐藏点——南京大行宫附近的一家中药铺。
汪锦元在跟随汪精卫期间，由于日渐受到重视，获取的情报也越来越多。这也让他看透了汪伪的累累罪行。
汪精卫为了能够安居一隅，甘愿对日本人俯首称臣，秘密签订《日支关系调整纲要》，在纲要中。汪不仅同意了将东北割让给日本，甚至还将察哈尔、绥远、华北、长江下游、华南岛屿，也定为“日支强度结合带”，让日军长期在这些地区驻军。
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汪精卫签起字来却眼睛都不眨，这和清朝末年时被列强压迫的清政府割地赔款又有什么区别？
亲眼见证汪精卫与日本政府肮脏交易的汪锦元内心中愤恨无比，他握紧了自己的双手才不至于情绪失控一拳打到汪精卫的脸上。
几乎是会议一结束，汪锦元便借机去往中药铺，将最新消息告知给李德生。也正是这份重要的消息，让汪锦元获得了党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的称赞。
汪精卫的卖国行为自然不止这一处，但是他也是要脸的人，自是知道自己卖国行为，越来越躲着人与日本政府之间的进行暗黑交易，但是他避谁却也不会避汪锦元。
在汪精卫身边潜伏的那几年，汪锦元很多时候都是顺风顺水的。但身处虎口怎得安生？意外还是悄然降临了。
1942年6月16日，常年在中国进行情报工作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以及西里龙夫，在华北局被捕，随后便被押送回日本东京都内的巢鸭拘留所。
按照过去的革命经验来看，一旦有人被捕，最合适的做法，应当是考虑到不论被捕的人最后是否会叛变，与之相关联的人也要立即撤退隐蔽。这对保护情报人员来说，是非常好的办法。
这是身处在危险漩涡中的所有我党上海情报科的负责人，却作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决定：所有人员继续坚守岗位。
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方面，当时中西功以及西里龙夫虽然被捕，但日方也只是怀疑阶段，此时如果将一条情报线上的所有人员全部撤退，在日本人看来，这无疑是不打自招，也会将两个日籍党员推向风口浪尖；另一方面，汪锦元等人如今已经混入了敌人的内部，此时撤退，无疑是让之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我党如果不站稳伪政权，抗战恐怕不知何年何月是个头啊！
且从本质上来说，只要我方人员一动不动，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两名日籍党员只要不招供一切，那么这场危机最后未必不能安然度过。
然而，这一切的前提，却是日本两名党员要坚守住才行，这就相当于是一场赌局。
中西功
最后，我方包括汪锦元在内的情报人员选择坚守岗位了，但他们最后依然还是被日本抓捕了。
因为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在狱中经历了漫长的审讯，也受到多次严刑拷打，最终，他们没有撑过去，对日方汇报了我军情报人员的信息。
被抓的时候，汪锦元还在汪公馆内办公。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但汪锦元在做情报工作的每个时刻，其实都做好了舍身取义的心理准备。
而对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妻二人来说，日本政府一声招呼都不打，便将汪精卫“主席”的秘书兼翻译抓走，还给他定下死刑，这无疑狠狠打了汪伪政府的脸面。
即便是平常对日本人几乎言听计从的汪精卫和陈璧君，此时也大怒不已。于是，夫妻二人便要求日本人将汪锦元几人释放回国，至少说也要交由他们这个国民政府来审判。
知道自己还有需要“仰仗”汪精卫的地方，日本政府倒也没有不卖他们夫妻的面子。经过多方交涉，1943年的4月1日，汪锦元几人的死刑被改为无期徒刑，也由东京转移至南京，但依然还是被关押在日本的宪兵公寓里。
站在上帝视角，我们知道，从1943年汪锦元被关押在日本宪兵监狱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便开始逐渐走向尾声。也就是说，汪锦元等人很有可能，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但对当时被关押在监狱内的汪锦元来说，他不知道未来自己会有一个怎样的下场，是活着还是死了，是行尸走肉，还是精神饱满继续为国家发光发热。他只知道，在监狱中，不管日本人通过什么样的严刑酷法逼供，自己都绝不能吐露出一点共产党的机要情报！
一年多的监狱生活，汪锦元没少受罪，但他选择咬紧牙关。
当时间进入到1944年下半年的时候，日本失败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的结果。但这帮岛国人并不甘心就这样承认既定的败局，他们还想着最后垂死挣扎一下。为此，那帮日本人派出使者，对新四军发射求和信号，寻求所谓的“局部和平”，更冠冕堂皇地说：这是为了让中国共产党避免面临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措施。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应当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对人来说也是如此。不乘胜追击，难道还留着让你休养生息，继续壮大后再来反咬一口吗？这个道理我党当然清楚，所谓的寻求局部和平，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背后指不定憋着什么坏。
求和日本人是甭想了，但是有的人，他们得还回来。于是党中央在经过商讨之后，应下了与日军交涉的事情。还将当时担任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的杨帆派去与日军交涉。
杨帆南下去往南京后，先后见了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与过去的不可一世不同，这回的小林浅三郎以及今井武夫真可以用低声下气来形容。
杨帆南下之前，党中央给他下达的命令是，了解敌人的真实意图，但不能做任何实质性表态。杨帆明白，但这该索取的好处，可也不能放过啊！于是，他见缝插针地对日本人说：
想谈局部和平？可以啊，在谈之前，你们先把汪锦元几个被抓的中国人放出来。
求人总得有求人的样子，日本人尽管不情愿，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至于后来的会谈？杨帆自然紧守任务要求，没给他们留下任何实质性的承诺。
1945年5月30日，过了将近两年牢狱生活的汪锦元与同伴陈一峰终于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7月份，汪锦元得以重回党组织的怀抱，并被留在联络部工作，级别被定为团级，这也是党部的态度：既是一种褒奖，也是在表达自己对汪锦元的信任。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上海被国民党占领。此后，汪锦元被继续指派到上海继续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烽火硝烟的四年，那又是另外一些故事了。但不论在何时，身在何地，汪锦元这个有一半日本血统的中国人对共产党，却一直都保持着绝对的忠诚，与信仰。
也正是这种所有革命者对党都有的忠诚与信仰，才会支撑着他们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不断穿梭，只为赢得革命的最终胜利，让百姓真正能过上好日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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