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太原解放,徐向前接到命令“救一个人”,一问才知关在战俘营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标志着统治了山西38年的“土皇帝”阎锡山彻底的失败。

至此,整个华北已经完全获得了解放。

太原作为中国北方一座规模较大的城市,事实上从战役开始的那一天便已经筹划。

为了遵照中央的统一部署,1948年11月16日,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司令部便发出了《关于太原解放后由徐向前等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实施军事管制的联合命令》。

其中决定在太原解放后,以军事管制委员会为太原最高的权力机关,由徐向前为主任,黄敬为第一副主任,胡耀邦为第二副主任,成员有黄敬、胡耀邦、周士第、罗贵波、赖若愚、裴丽生、肖文玖。等到城市完全稳定下来后,再进行撤销。

太原解放的那一天,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发布告示,正式宣布成立,并将驻地迁往太原。

徐向前以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太原暂时施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也几乎就在同时,徐向前接到了中共华北局的一封密电,密电上指示:

“一定要找到赵宗复。”

那么,被中共华北局指定要找的这个赵宗复究竟是什么人呢?

梁化之、阎慧卿以及赵宗复

就在太原解放后不久,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除了城市的管理与接收任务外,还负担了一项艰难的任务。

肃清城中匪特反革命残余势力,逮捕战争罪犯以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势力分子。

其中最主要的是查找三个人的下落。

梁化之、阎慧卿以及赵宗复

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在离开太原之前,曾指定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五人小组。

应该说在整个解放太原战役中,之所以如此之艰难,除了阎锡山在太原修筑的大量军事设施外,与以上五人相互制衡有很大的关系。

梁化之,阎锡山的姨表侄,太原战役前任山西省代主席、同志会执行部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一个人一手掌握政府、同志会、特务组织三大系统;

王靖国是晋绥军系老牌将领,1948年冬,阎锡山将残余部队缩编为两个兵团,而王靖国就是第十兵团司令员,不仅如此,阎锡山还任命他为太原守备司令,代表阎锡山掌握兵权,主要负责太原的防御作战。

孙楚同样也是阎锡山麾下的将领,太原战役期间任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代理杨爱源所遗之缺,是五人小组之一,管政。

赵世铃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

事实上也可以看出,以上五人中,前三人才是实际上掌握太原军政大权。

然而在太原战役落下帷幕后,以上五人中除梁化之外四人均被俘。

梁化之自然成为我军头号缉捕的对象。

另外还有阎慧卿。

尽管阎慧卿不在以上五人之列,但是同样不可小觑,她是阎锡山的生活秘书,曾一手策划了阎锡山的出逃,而且与梁化之之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在太原战役的关键时期,她也是一个能够左右时局的关键人物。

事后调查得知,梁化之与阎慧卿原本在太原即将解放前,借助飞机出逃,然而计划却并未获得成功。失望之余两人决定服毒自杀。

临死之前,梁化之以阎慧卿的口吻代拟了绝命电文,经赵世铃润色后发给阎锡山:

“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

应该说我军重点查找的三人中,梁化之最为顽固,同样也是罪行累累,相比之下阎慧卿却死得有些无辜,尽管有不少谣传说阎慧卿参与山西军政大事,操纵山西证据,但其实只是无稽之谈。

至于赵宗复。

比较特殊之处在于,他是我党潜伏在敌人心窝处的地下党员。解放前任国民政府山西省新闻处处长,代理山西省教育厅厅长。

一开始,华北局指名要找赵宗复时,很多军管会的同志都想不通,为何要在接管城市这样忙碌的时候,去找一个国民党当局的政府官员,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在太原解放之前,赵宗复就为党传递过不少机密的情报,为山西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就在太原即将解放前,赵宗复因为身份暴露,被梁化之逮捕,生死不知。

为此华北局特别下令,一定要找到赵宗复。

不过事后才了解到,赵宗复虽然被梁化之抓捕,几经危险,但最终却安然无恙,这得多亏了他另外一个身份。

显赫的家世背景

赵宗复的父亲赵戴文是国民党元老,山西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担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长,民国以后,山西出身的军政两届人员,基本上都是赵戴文的学生。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赵戴文与阎锡山是莫逆之交。

阎锡山后来之所以能掌握山西的军政大权,少不了赵戴文的襄助。

1943年12月27日,赵戴文因肝癌逝世,临终前曾将子女托付阎锡山照顾,阎锡山也顾念着与赵戴文往日的情分,对他的子女百般照拂。

赵戴文有四子五女,赵宗复为第三子,而且也最出名。因为家世影响的关系,赵宗复幼年时便经历了良好的教育,1933年考入了燕京大学,在燕大读书期间,赵宗复就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尽管那时赵宗复还不是中共党员,却与在山西活跃的党领导的剧宣二队关系十分密切,并且还以公开的身份对他们进行过多次掩护。

也正因为如此,经党组织考察后,赵宗复于1933年光荣入党。

但在当时,赵宗复并不与党组织发生横向的联系。

1932年,苏联红军参谋部打算在中国建立一个纯军事性质的情报机构,以便于探听国民政府上层对于日军侵华的态度,考虑到赵宗复的特殊性,党组织在当时推荐了他参加了第三国际远东红军情报工作,当时与赵宗复有着直接接触的,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刘一樵,那时赵宗复还不与国内的地下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

一直到抗战爆发以后,赵宗复才与中共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抗战初期,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密切,双方共同抗日,相处还算是融洽,但随着抗日局势发生变化后,阎锡山对中共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赵宗复因为思想上倾向于中共,引发了阎锡山守旧派势力的不满。

1939年12月,阎锡山部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率部突然包围了赵宗复负责的政治交通局,包括赵宗复在内的200余人全部被围,好在赵宗复及时打电话给父亲赵戴文,这才迫使王靖国不得不服软,但这样一来,也打乱了赵宗复的计划。

之前赵宗复曾在上海接受过短期的通讯训练,准备在山西建立党的秘密电台,然而就在王靖国派兵包围事件发生后,阎锡山突然下令接管了政治交通局,导致这一计划未能成行。

也因此赵宗复失去了与第三国际东方部的联系。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赵宗复只好孤身一人来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办事处主任王世英指示他:“一方面要尽快与第三国际东方部取得联系,一方面留在第二战区搞情报工作。”

“要尽最大努力,再次打入阎锡山的要害部门,打入得越深越好。”

也就是这时,赵宗复才与中共党组织彻底接上了关系,赵宗复作为地下党员活动,受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

事实上,赵宗复的举动,早已引起了阎锡山的不满,他下令接管政治交通局的时候,就想将赵宗复撤职查办,但考虑到还有赵戴文的情面,最终阎锡山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

“年轻人做事荒唐。”

对赵宗复撤职了事,没有查办。

为了打入阎锡山中枢,1940年5月,赵宗复经请示党组织后,加入了国民党,并赴重庆参加了“中央训练班”,回来以后赵宗复打入到了阎锡山成立的反动组织“同志会”中。

同志会我们之前提到过,梁化之本人就担任着同志会执行部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8年春,阎锡山带着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逃到了临汾温泉村,在与梁化之商量后,决定筹建同志会。

同志会的会长当然就是阎锡山,另外还有出身晋绥系的高级将领十三人,基本上后来山西的军政要员见了阎锡山,都不称他为司令长官、总司令,而一律改称会长。当然阎锡山不可能专职负责同志会的事情,会中大小事务基本由梁化之负责。

基本上也可以看出,阎锡山对同志会的重视。

同志会表面上是以共同抗日,追求民族复兴,实际上是笼络山西的军政人员,效忠于阎锡山一人。

赵宗复在打入同志会中,得以接触到阎锡山很多高层机密,并将之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党组织。

1944年6月,一批记者获准去延安,阎锡山派赵宗复去探听虚实。

赵宗复本来就是地下党员一听有机会去延安,更是欢欣鼓舞,在延安他不仅受到热烈欢迎,还受到过毛主席两次接见,毛主席还送了一件呢子大衣给赵宗复,并鼓励他:

“你父亲已故去了,在抗日战争的问题上,他倾向我们。他是有民族自尊心的,应该算是一个开明人士哩!你今后的任务很艰巨,回去后要向阎锡山多做工作,让他走抗日的道路。”

受党的委托,赵宗复继续回到山西潜伏。

1945年4月26日,梁化之指使特务,以“共党嫌疑”为名义,拘捕国民党中央军委政治部领导下的“剧宣二队”中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王负图等13位同志。

赵宗复通过内部关系,很快了解到,梁化之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证据,于是特意将该消息透露给在重庆的《大公报》《新民报》,随着事件持续发酵,鉴于社会影响巨大,梁化之不得不妥协释放被捕的十三人。

太原战役前夕

到了解放战争末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早已经日暮穷途。

特别是在1948年8月晋中战役后,太原基本上已经成为一座孤城。阎锡山虽然下令严防死守,但他却在太原战役前夕,一个人离开了。

在离开之前,阎锡山特别构建了在太原的五人领导小组,尽管王靖国、孙楚才是负责军政的一把手,但几乎所有的大权都操纵在梁化之手中。

梁化之操纵特务,在太原随意乱捕乱杀,造成白色恐怖。

赵宗复的处境也相当危险。

中共华北局的领导同志担心他的安危,在太原解放前夕,特别通知他可以买飞机票到北平或者化妆撤到解放区,但赵宗复考虑到太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拒绝了这一提议:

“太原还有工作要做,为了少让一些同志牺牲,多为太原的解放做点工作,个人安危是小事。”

因为有梁化之的存在,太原地下党的工作很难完全展开。

时任国民党军第30军军长的黄樵松,原本准备战时起义,结果被属下戴炳南、仵德厚出卖,黄樵松连同我军联络的晋夫、翟许友等人一同被捕,后来押赴南京,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鉴于屡屡劝降、起义不成,徐向前向中央提出建议:

“放弃政治攻势,强攻太原。”

赵宗复曾筹划,将搜集到的太原北郊机场和太原城防部署等重要情报,然而因为计划暴露,送消息的人被捕后,供出了赵宗复的名字。

1948年8月31日,赵宗复与其他一些地下党员相继被捕,阎锡山震怒之余,将赵宗复交给山西省警务处处长杨贞吉,后来又改交给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处长梁化之。

梁化之是个思想极端的人物,赵宗复落到他手中后,自然受到他的严刑逼供。

赵宗复无奈,也只好交代了一部分无关紧要的情报。

好在阎锡山总算是顾念一点情分,没有让梁化之下死手。

为了将赵宗复救出来,我地下党组织策划了一次行动。

1949年2月,我党地下组织筹划了敌军一个连起义,准备将赵宗复等九人安全送出城去,结果遗憾的是,起义最终失败,除赵宗复外,另外八人全部遇难。

赵宗复后来被关在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家后院的一个防空洞里。

再度落入魔抓的赵宗复情形更加危险,梁化之认定赵宗复身上有秘密,于是专程前往“关照”,企图用酷刑逼迫他交出掌握的中共地下党名单。

尽管受尽折磨,但赵宗复硬是咬着牙,没透露一字一句:

“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更不知道太原的共产党组织。”

阎锡山很想严惩赵宗复,但考虑来考虑去,想起了他的父亲赵戴文,念及老友临终前拉着自己的手,拜托自己照顾子女,阎锡山最终未同意对赵宗复下死手,也因为阎锡山迟迟没有下达处理的命令,梁化之也不敢轻举妄动。

1949年3月29日,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瞒着所有的部下,动身从太原逃离。

阎锡山离开太原后,这下再无人保护赵宗复。

梁化之几次想要暗中杀害赵宗复,刀尖都已经顶到了赵宗复的鼻尖上,却被阎慧卿给劝阻了:

“老汉(阎锡山)在的时候都没有处理,你为啥要处理他?老先生(赵戴文)就这么个苗苗,还能这么做?”

在太原解放前夕,城内的国民党军早已经军心涣散,梁化之肆意在城中乱捕乱杀,造成了人心惶惶,所有人都知道,太原解放在即。

阎慧卿对看押赵宗复一事并不上心,还专门将看押赵宗复的人全部都调到了自己身边,仅留了两个看守。

这两名看守也知道赵宗复的情况,想掩护他离开,还准备了一套军装、一套便装,打算混乱的时候放赵宗复离开,但赵宗复担心两人的安全,所以没有离开。

但就连赵宗复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决定差点让自己陷入十死无生的境地。

梁化之在太原解放前夕,几乎整个人都陷入半疯癫的状态。

1949年4月20日,梁化之给每个人都发了一瓶毒药,以便在太原城破之前,集体服药自尽。

4月23日,梁化之准备自焚之前,想到了还在关押中的赵宗复,于是秘密吩咐一名特务,带着一瓶毒药去,打算对赵宗复下手。

这名特务带着毒药找到赵宗复就要下手,危急时刻,赵宗复充分发挥了三寸不烂之舌,努力劝说道:

“兄弟,你毒死我有什么好处?我为山西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了,我还要继续为人民做更多好事。你为什么要杀我!你杀了我,你就有罪了。”

本来这名特务还很坚决,但这时攻城战役打响,院子里正好落下了两发炮弹,让这个特务犹豫起来。

“解放军进城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那名特务顿时有些沮丧:“还不是得等死。”

“不,不。”赵宗复摆了摆手说:“只要你现在保护了我,解放军来了,我会替你说情。”

那名特务这才恍然大悟。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赵宗复凭借机智,顺利的活了下来,后来解放军攻入大院,因为不认识他,把他押送到了榆次俘虏营里去了。

军管会后来查到赵宗复下落后,立即派车命人把赵宗复接回来。

因为车坏了的缘故,一行人决定在榆次住一晚上。赵宗复提出想要洗个澡,军管会的同志们也陪着他一起去了。

就在洗澡时,逃脱大难的赵宗复突然大哭起来:

“我想念牺牲的同志了,他们没能等到这一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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